第三节
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一、金融发展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践反复证明，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出口能力的一大瓶颈。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受融资约束的企业由于不能承担出口的固定成本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Muûls，2015）。总的来说，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在学术界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例如，Manova（2013）和Chaney（2016）构建了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均认为融资约束的存在限制了企业出口参与。Mukherjee and Chanda（2021）基于印度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外部融资约束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额。孙灵燕和李荣林（2011）同样得出了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出口的结论。

显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不断深化的金融改革来提高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日益完善与发展，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经济背景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理论上，Chaney（2016）将金融发展因素融入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临界生产率。实证上，在宏观层面，包群和阳佳余（2008）、Bellone et al.（2010）、Becker et al.（2013）认为发达的区域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拉动了地区出口增长，Crinò and Ogliari（2017）则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行业平均产品质量而促进行业出口规模扩张。在微观层面，Minetti and Zhu（2011）基于意大利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银行的信贷配给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即增加信贷融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陈继勇和刘骐豪（2015）、Manova et al.（2015）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此外，还有一类研究从金融自由化视角出发，考察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关系。侯欣裕等（2019）利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构建了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管制程度变量，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管制的放松显著促进了下游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的提升。毛其淋和王澍（2019）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管制放松的事实考察了地方金融自由化对出口的影响，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何欢浪和吴兰兰（2020）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银行管制放松的确对企业出口产生了促进作用。荆逢春等（2018）则从外资银行进入的视角出发，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

二、金融发展对进口的影响研究

相比出口贸易，企业从事进口贸易不仅需要承担国外市场的信息搜集、合同谈判等固定成本，更重要的是要直接支付货款，因而面临更高的资金需求，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企业无法获得足额资金用于承担进口成本。Bas and Berthou（2012）较早关注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资本品进口行为的影响，发现流动性更强、杠杆率更低的企业更有可能进口外国资本品。Aristei and Franco（2014）基于欧洲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可能性和进口规模；Nucci et al.（2021）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Wagner（2015）利用企业信用评级分数衡量信贷约束，发现信用评分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进口，且具有更多的进口产品和进口来源国。张夏和施炳展（2016）、武力超和刘莉莉（2018）、魏浩等（2019）等国内研究同样支持融资约束抑制企业进口的结论。

与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促进企业出口的研究类似，一些学者也对金融发展与企业进口的关系进行了探讨。Chen（2015）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考察了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进口的关系，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显著增强了企业进口倾向，但这一增强效应并不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渠道而发挥作用的。陈梅等（2017）同样认为区域金融发展未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促进企业进口。与此相反，Fauceglia（2015）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发现，债权保护、债务强制执行效率、会计准则和信贷融资比重等信贷市场制度增加了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通过减少信贷约束而有利于企业资本品进口。此外，Alfaro and Hammel（2007）探讨了资本市场发展与企业进口的关系，发现股票市场自由化显著促进了机器设备进口增长。 bJTUTcihZjafZ5GWcI8Vta5IOm6GcK3WsRsjTTD8IgalxbecSqufp9QxS4UUpH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