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竟什么是企业的高端化升级?下面来看两个例子。
2010年,一部苹果iPhone 3手机所有的零部件都由国外生产,中国企业只能赚取其中6.5美元的组装劳务费,占整个手机制造成本的3.6%;
2018年,一部苹果iPhone X手机中,有10家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融入了苹果供应链,获得了104美元的附加值。
从0家供应商到10家供应商,从6.5美元的成本占比到104美元的附加值提升,恰恰体现出中国企业在苹果手机供应链中的高端化升级。
当然,真正占据全球手机价值链高端的仍是苹果公司,它的营收虽然不占优势,却收割了全行业90%的利润,“Designed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品牌溢价非常之高。
对中国企业来说,能进入高端产品的供应链本身就是高端化升级的表现,当然最完美的是自己研发设计和生产高端产品、占据高端市场、获取远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实现“Designed in China,Assembled in China”。这就是华为mate系列手机,真正用自己研发的芯片、操作系统和强大的算法功能占据了高端手机市场,与苹果手机分庭抗礼。
2023年,比亚迪的高端产品亦呈井喷之势,其仰望U8、腾势、方程豹等车型中多项自主研发技术的创新应用和产品高端定价,给人们带来从低端向高端迈进的巨大震撼。
高科技产品的高端化容易被人感知,但其实传统产品有着更为巨大的高端化升级空间。下面来看一个最普通的行当——瓜子行业。
在中国,最贵的一斤原味瓜子多少钱?60元!这个价格是普通原味瓜子的5倍多。有人买吗?当然有,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三胖蛋瓜子一年的销售额达30亿元。在坚果炒货这个看似传统实则孕育着巨大机会的细分赛道,三胖蛋打通了从原料种植到精细加工及品牌创造的完整创新链,“十斤瓜子选二两”的三胖蛋模式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高端化。
什么是企业高端化?这就是高端化。企业高端化一定是面向高端市场、通过高端产品、高端能力来体现的。具体来说,企业高端化有五个特征:
一是必须瞄准高端市场,而不是原来的低端市场;
二是必须打造高端产品,切实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
三是必须掌握产品创新链上某个独特技术或掌握整条创新链;
四是必须获取高附加值,实现品牌的高溢价;
五是必须在产业链里有强话语权,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按照这个标准,近年来一些人们熟悉的中国产品已经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市场,比如中国的高铁、浮法玻璃、北斗导航、华为手机与光通信、锂电池等。此外,还有一些人们不熟悉但其实在专业领域已经实现高端化的企业产品,比如无锡一棉的特高支纱、首钢吉泰安的电工钢、太原钢铁的特种钢、吉利远程的醇氢商用车、中复神鹰的碳纤维、青岛赛轮的“液体黄金”轮胎、多氟多的电子级氢氟酸、国家电网的特高压直流和交流输电等。
锁定高端市场,对企业来说既是取胜之道,又是发展之本,因此它是企业的本能之举。当企业有能力为头部客户创造价值后,排在第二、第三的潜在客户成为企业客户的概率就非常大,从而让自己有机会跃居行业龙头。
我们发现,通过高端化升级成为行业龙头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而强”企业,他们通常是行业中的巨无霸、链主企业或头部企业;另一类是“小而美”企业,比如隐形冠军、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等。所以,高端化并不见得一定要是体量庞大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反倒可能因为船大难掉头和惯性过强而难以顺利实现高端化升级。
不论哪种形态的高端化,都切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更是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地体现。我们不妨把新质生产力的上述特征与我们梳理的企业高端化升级内涵进行对照(见表1-1),就会发现高端化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本质、最重要的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
表1-1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高端化升级对照
续表
根据权威解读,新质生产力内涵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企业高端化升级摆脱了传统以规模数量发展取胜的低成本模式、人海战术、高能耗路径,转而以人才、知识、技术、数据等新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支撑,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模式和新产业实现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高水平发展。
纵观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高端化升级是一种必然。如今,中国企业经过艰苦跋涉,从当初只有零星的企业实现高端化,走到群体高端化升级的爆发临界点。中国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顶级专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技术经济管理系前系主任吴贵生教授曾指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是“进得去、立得住、站得稳”。我们认为,在新时代企业自主创新还要“走得好”:
“进得去”是指企业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和产业链,拿到门票;
“立得住”是指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后,能够相对稳定发展,而不是很快被淘汰出局;
“站得稳”是指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市场能力,有跟竞争对手掰手腕的基础底气,在业内有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走得好”是指企业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实现高端化升级,进入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
如今,中国企业已经从“站得稳”阶段进入“走得好”阶段,企业家高端化的雄心一点也藏不住。但要实现雄心,就必须跟国外企业硬碰硬。
自2018年起,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有针对性的“卡脖子”封锁和脱钩断链,如今已持续6年有余。为什么恰恰在2018年前后中国企业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卡脖子”封锁和脱钩断链?很简单,当你试图进入别人占据多年的高端市场时,对手必然要进行反击阻挠,否则他的竞争优势就会减弱。在科技和产业领域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跟你合作,甚至强行掐断一切联系。很显然,这是一种违反基本市场规律的竞争手段,因为脱钩断链最终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但即便出现这种负和博弈结果,高端玩家也一定会这么干。
更让人难受的是,这种“卡脖子”不是只针对创新链前端的技术封锁,而是超乎想象的全方位“卡脖子”——国外企业不仅终止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输出和技术合作,还限制科技人才流动,关闭本国市场、转移本国订单,强行掐断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链,中断核心生产装备的出口,关闭数据库和软件授权。
“卡脖子”发生在创新链的各个环节,而不只是卡前端的技术研发环节。只有经历过的企业才能真切体会到被全链“卡脖子”的难受滋味:
前端——技术原理、技术路线、产品开发技术、基础数据库;
中后端——工艺技术、工业软件、生产技术、生产装备、关键零部件、检验检测、原材料、质量控制。
以下是几种典型的“卡脖子”情况,相信看过之后,很多企业或多或少会从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一是“卡脖子”复杂系统技术。
比如,发电核心设备“重型燃气轮机”的设计制造难度极大,核心技术长期被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重工、意大利安萨尔多四家公司垄断。我国约200台重型燃气轮机机组的核心技术完全依赖于国外,这不但影响机组运行经济性,而且影响国家能源安全。我国尚未从整体上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也未建立起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因此,要突破“卡脖子”系统的限制,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技术攻关,而不只是某个环节。
二是“卡脖子”产品技术。
比如,碳纤维是保障国家安全、武器装备制造急需的关键战略物资,更是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国外对碳纤维进行技术封锁和产品垄断,尤其是对世界最先进的干喷湿纺技术一直封锁,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碳纤维严重依赖进口,必须突破干喷湿纺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
三是“卡脖子”工艺技术。
比如,现代工业生产中有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添加剂材料——气相二氧化硅,将其添加到建筑胶里,就能起到补强作用。但其难度在于,将这种材料从500纳米做到200纳米、300纳米相对容易,但是把它从200纳米再做到100纳米,其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材料的制备核心技术和市场主要由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几大公司控制,我国的生产和表面处理水平与国外有很大差距,2023年以前国内市场上的气相二氧化硅量少价高且大量靠进口,价格最高能达到10万元一吨,很多企业还因为买不到而停产。这逼得中国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攻关,实现制造工艺技术的全部自主化。
四是“卡脖子”生产技术。
比如,MDI是一种生产难度高但用途特别广的塑料原料,它是制备聚氨酯的关键原料。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化工巨头拥有MDI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生产能力。早年我国从国外高价购买了被其淘汰的生产设备,但一直未掌握生产技术诀窍,因为国外厂商对MDI生产技术一直封锁,使得我国企业对MDI的生产持续不达产,原件配换都要几个月。
五是“卡脖子”数据。
比如,玻璃碳纤维材料的开发需要大量数据做支撑,数据的规模和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玻璃材料的配比和性能,更影响了研发速度和效果。2020年,由于中美关系紧张,涵盖36万种玻璃性能数据的国际最大玻璃材料数据库美国Sci Glass7.7停止向中国大陆地区开放,形成“卡脖子”数据,这对中国玻璃纤维材料企业的研发和制造带来巨大影响。
六是“卡脖子”装备。
比如,在过去数年,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实现技术突破,被“卡脖子”最严重的装备就是光刻机。光刻机是半导体制造中用于将电路图案精确转移到硅片上的关键设备,没有光刻机会严重影响芯片的制造过程。欧美等国家的光刻机设备禁止向我国出口。再比如,中国企业在实验室里研发成功特高支纱技术后,长时间没法量产,因为缺乏能支撑特高支纱线稳定可靠生产并且能保证产品高质量要求的生产装备,传统的中低端纱线生产装备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低。
七是“卡脖子”零部件。
比如,高端电子测量仪器长期被国外一流公司垄断,而且价格昂贵,部分高端仪器对我国禁运,严重限制了我国高端装备发展。国内电子测量仪器企业主要聚焦中低端产品开发,长期处于跟跑状态。国外巨头采取“一卡两冲”,对国内仪器厂商进行打压。
八是“卡脖子”软件。
比如,中国工业软件长期受制于国外,每年上交的升级费、关键模块的更新费让国外软件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商业航空发动机的软件系统、芯片的设计软件、高铁设计软件和运算控制软件,以及生产一线的许多软件都受制于国外相关公司。
为什么国外企业说卡就能卡我们?
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简单来说,一是国外买不来,二是国内搞不定。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进入高端市场,但进入高端市场、推出高端产品所需的技术、工艺、装备、产线、材料、算法、软件等多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国内上下游企业无法提供配套解决方案。因此,国外就能借机“卡脖子”。
首先,原来“即买即用”的舒适产业生态没有了。当中国企业处在中低端市场时,很多关键技术、装备产线、材料、零部件可以从国外购买,日子好过到让不少企业产生了很强的对外技术依赖。然而,当中国企业试图打破“国外高端—中国低端”的传统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新的分庭抗礼的竞争格局时,一些关键的技术、产品、核心部件对方不仅不给,还会疯狂围剿打压。
其次,国内上下游企业无法提供配套产品、技术或装备。高端化升级所需的软硬技术和装备,国内的供应商和上下游关联企业没有能力提供。不过,这反倒坚定了领头企业自主技术突破的决心,带着上下游的大学院所、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单位进行技术攻关。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我们必须认清,传统的科技合作、技术联盟、市场换技术等方式都不再奏效,进入高端市场、实现高端化升级只有跟国外对手硬碰硬这一条路,它绕不过去,也很难化解。
面临巨大的科技和产业“卡脖子”压力,中国企业家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被彻底激发出来了。当你经历过被别人“卡脖子”的滋味,再燃起自主创新之火,就是真火,一股吹不灭、浇不透、越烧越旺的火。
中国企业能突破“卡脖子”封锁实现高端化升级吗?
一定能!
之所以这么自信,源于三个方面的判断。
首先,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企业具备了相当的技术能力、资源基础和管理经验,让中国企业具备了向高端化升级的条件。
其次,中国有一批不怕打压、有梦敢为的优秀企业家,包括央企、国企和民营企业家,莫不如此。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是在企业遭受围追堵截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最大底气。中国还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聪明勤奋、富于创造,让企业高端化升级具备了强大的人才红利。
最后,有一批成功突围案例提供参考和经验。自从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来,已经有各行各业的领先企业成功突破了国外的“卡脖子”封锁,实现了高端化升级。这样的一批成功企业,不仅为同行业企业提供了精神支持和信心来源,更为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实践的教训。本书也正是基于这样一批成功企业进行的理论归纳和提炼。
正是这三个方面,让我们可以更自信地去面对“卡脖子”突破,更自信地实现高端化跃升!
当然,在鼓足信心的同时,更需要理性思考。过去众多企业的高端化升级尝试,虽然留下了很多成功经验,但也有大量失败教训。是否善于从失败走向成功,恰恰是卓越企业家与普通企业家的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