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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而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经济必须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 （高培勇，2019） ，据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点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解决经济主要矛盾的关键。而在新时期如何发掘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突破点，亟待学界重点跟进研究。
作为目前包容式增长的缩影，自贸试验区战略在中国得到快速布局，从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短短7年时间中国已经先后设立6批共21个自贸试验区，涉及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的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产生了显著的制度红利，促进了贸易发展、工业增长、GDP提高、投资增加、就业扩大等 （陈林和罗莉娅，2014；Yü c er and Siroen，2017；黄启才，2018） 。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衷是为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聂飞，2019） ，因此单从经济逻辑和常识思维来初步判断，发展自贸试验区很有可能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但自贸试验区究竟是否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会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目前还不足 （李世杰和赵婷茹，2019） ，顶层的理论探究更加匮乏，鲜有的几篇针对性研究不足以提供坚实的经验和学术支撑，似乎没能给出充足、全面的解释。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会进一步验证自贸试验区政策执行的正确性，并进一步提高新设和扩区自贸试验区及复制推广“先行先试”经验的积极性，因而自贸试验区设立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两者存在因果互承关系，但本研究仅考查自贸试验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机理关系，反向因果有待后续研究。
本研究聚焦自贸试验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透过区内视域、区外视域、区际视域定性推演和逻辑演绎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效应，并讨论“自贸试验区驱动”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引致影响。本研究将为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经验的复制推广，以及更好地发挥自贸试验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政策设计提供机理支持和学理依据。
（1）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多数学者强调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有的学者从扩大进口的角度进行分析，如Lu和Yu（2015）指出削减进口关税会加剧企业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因此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会显著促进产业升级。但也有学者提出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显著 （Amiti and Freund，2010） ，甚至是消极影响的观点 （章潇萌和杨宇菲，2016） 。
（2）投资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学者基于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投资能力、产业关联与竞争效应、金融发展效率的视角提出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Chen et al.，2011；Amighini et al.，2014；陈琳和朱明瑞，2015；张林，2016） 。同样也有不完全一致的观点，如叶初升等（2020）指出在统计上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甚至是显著为负的。
（3）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Bustos（2011）和Georgios（2013）的研究都认为服务业开放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进而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陈明和魏作磊（2016）、姚战琪（2019）的考察结果都显示，服务业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向稳定关系。还有学者还专门探究了金融业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 （易信和刘凤良，2018） 。
自贸试验区设立会产生怎样的经济效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观点莫衷一是。其中肯定观点占主流，也掺杂着否定的声音，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要辩证看待。
大部分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如贸易发展、工业增长、GDP提高、投资增加、就业扩大等）。谭娜等（2015）基于上海的反事实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工业增加值、贸易总额有显著正效应。Castilho等（2015）以巴西玛瑙斯自贸园区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自贸园区能够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地区福利。张军等（2018）的研究认为自贸试验区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内陆型自贸试验区的驱动力更强。Jenkins和Kuo（2019）基于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园区税收减免的研究发现，税收减免驱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部分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利，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福利降低、收入减少、贸易逆差等），原因包括自贸试验区的局部开放会诱发消极的贸易转移（Quaicoe et al.，2017），自贸园区内的企业更愿意使用外国中间产品导致贸易逆差扩大（Seyoum and Ramirez，2012）等。刘秉镰和吕程（2018）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会削弱贸易竞争力，沪、闽、粤三个自贸试验区均对净出口额有显著负向影响。
也有学者在肯定自贸试验区的正向影响的同时，指出存在影响不显著的特征，如叶修群（2018）的准自然实验结果发现考察期内津、闽两大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驱动不显著。陈林等（2019）的研究肯定了自贸试验区的贸易红利和增长红利，但未发现显著的投资红利。
众多文献探究了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问题，但专门以自贸试验区为对象，研究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仍有限，少量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国内学者的贡献为主。如魏丹和许培源（2015）研究了自贸试验区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区位转移效应，郭晓合和叶修群（2016）考察了从中国“入世”至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期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连锁效应。而定量研究集中出现在近两年，如李世杰和赵婷茹（2019）运用回归控制法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的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前期明显而后期不显著。黎绍凯和李露一（2019）的研究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明显推动作用，但对加工程度高度化的影响不太显著。相较于李世杰和赵婷茹、黎绍凯和李露一的研究，聂飞（2019）的研究主要采用DID模型进行检验，其在肯定自贸试验区设立可以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也指出其政策效果具有三年持续期，但之后不再显著，有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因滞后效应尚未显现。
综上可见，学者们围绕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表明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直接探究自贸试验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仍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的中介途径和长期效应的研究，忽略了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影响 （冯帆等，2019） ；也鲜有关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发展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而如何发挥好协同的效能正是当前自贸试验区在实践推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同时，缺乏对自贸试验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引致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探讨，即研究经济后果的文献。本书针对上述欠缺内容，重点从机理层面进行了定性推演和逻辑演绎，做出相应的边际贡献。
（1）“自贸试验区驱动”的驱动效应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自贸试验区自身的重视、政策引导和鼓励。通过查阅、梳理各个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功能地位及战略定位可知，不论是何种类型（沿海型、沿江型、沿边型和内陆型）的自贸试验区，都提出要努力提升园区产业的聚集化、高端化、现代化、创新化，把园区打造成为新兴产业的集聚区、现代产业示范区、高科技产业园区、高端化产业高地等。如沿海型的天津自贸试验区，其下辖的三个片区在功能划分上，明确提出要分别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沿江型的湖北自贸试验区根据其建设总体方案中的战略定位，在产业发展方面，其要努力成为中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自贸试验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在逻辑演绎方面，由于自贸试验区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因此可以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剖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内改革体现在自贸试验区通过对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的改革创新，引导区域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角色转变、进口便利化、税收政策优化等营商和市场环境的改革完善，自贸试验区一方面能够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不断涌进；另一方面也便于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管理制度，这些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积极作用 （蔡海亚和徐盈之，2017） 。在对外开放方面，首先，自贸试验区通过实施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化有效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从而加快国际资本的流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申桂萍和王菲，2016） ，推动贸易由传统的制造环节向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环节延伸。其次，开放能够削减贸易壁垒，推动要素、商品及服务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进而显著影响区域内产业分工及区位选择（Venables，2003），也有助于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从而促进生产结构的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Baba et al.，2000）。
第三，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现有的针对性研究大都认为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尤其是说服力更强的定量研究，尽管有研究指出了驱动效应有差异甚至不显著，但总体仍肯定了正面影响。如李世杰和赵婷茹（2019）与黎绍凯和李露一（2019）的实证研究都显示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正向作用显著，尽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的积极影响总体偏弱。聂飞（2019）实证考察认为自贸试验区总体上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沪、津、闽、粤四大自贸试验区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持续期和滞后期有差异。
（2）“自贸试验区驱动”的中介效应。通过归纳梳理各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举措，发现其直接且集中体现在贸易开放、投资自由、金融创新、制度变革四大方面。据此可研判自贸试验区设立作为初始政策干预，能够通过作用于贸易开放、投资自由、金融创新、制度变革进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理解自贸试验区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中介途径的关键环节。
贸易开放是自贸试验区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推动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首要表征。首先，贸易开放能够削减贸易壁垒，推动要素、商品及服务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进而影响区域内产业分工及区位选择，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赚取更多利润 （林毅夫，2004） ，帮助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从而促进生产结构的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其次，自贸试验区通过贸易监管改革、培育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手段促进贸易便利化，能够优化贸易环境，扩大企业规模，带来的专业化分工能够驱动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攀升 （周茂等，2016） 。
投资自由是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首先，自贸试验区投资自由化所引发的竞争加剧将刺激本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Li et al.，2016），市场优胜劣汰促进要素、服务和商品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Lu and Yu，2015），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其次，自贸试验区不断降低投资限制，一方面，能吸引FDI不断入区投资，为企业生产升级提供资金；另一方面，负面清单等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了投资“寻觅”成本，助推自贸试验区成为营商高地，并推动试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申桂萍和王菲，2016） 。
金融创新是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自贸试验区鼓励探索实施金融创新、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这有助于引致区内发生金融集聚。而金融集聚所引发的一系列集聚效应，可以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和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等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于斌斌，2017） 。此外，自贸试验区内的金融集聚，能够给竞争力强、效益高、前景好的企业增加资金供给，这也有利于企业进行持续投入，加快产业升级。
制度变革是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肩负“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任务，而制度作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都有着关键性影响。自贸试验区在开放的过程中注重对照国际投资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规则、新标准，进行本土化的试验、改革和创新，促进了试点城市一系列制度的变革 （蔡海亚和徐盈之，2017） ，而制度变革可以疏通无形梗阻、促进区域内外要素流动，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提升区域发展能级，进而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3）“自贸试验区驱动”的长期效应。自贸试验区驱动效应的探究突出了两个特征：第一是事后判断，即对已发生事实的效果判断；第二是中短期研究，因为现有的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间都较短。相较之下，本部分的研究体现事前预测、长期研究，即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长期效应。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在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的对外开放创新和对内改革创新绝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也就是说，自贸试验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红利来实现 （叶修群，2018） 。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具有范围广、维度深的变革性、持续性、示范性特征，由此产生的制度红利为我国扩大与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新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长期效应 （殷华和高维和，2017） 。此外，现有研究自贸试验区经济社会效应的文献，无论是对单个自贸试验区 （王利辉和刘志红，2017） 的研究，还是对沪、津、闽、粤等多个自贸试验区 （武剑和谢伟，2019） 的研究，均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表现出积极影响（尽管可能存在异质性），而且影响具备长期性特征。因此将特殊性规律推广到一般性，可以认为自贸试验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备显著长期性。
主要探究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溢出效应的机理逻辑。
（1）基于自贸试验区视角的分析。首先是“倒逼”作用，自贸试验区凭借先天发展优势和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可对人才、资本、信息和技术等产生集聚和“虹吸”作用，这些要素和资源会更多地从其他区域，尤其是周边地区向试点城市集中，如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服务业的开放，势必吸引周边城市的相关资源向试点城市聚集，必将冲击周边城市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态，“倒逼”其产业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其次是竞合作用，试点城市会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功能地位及战略定位做大做强，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一系列现代产业和新兴产业，而试点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势必给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带来新的竞争压力，亦带来新的合作机会。最后是外溢作用，自贸试验区会带给周边城市显著的经济外溢影响 （曹旭平，2015） ，其中就包括对产业的外溢影响，会促使周边城市做好产业的转移承接工作，这可能成为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能。
（2）基于周边城市视角的分析。首先，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周边城市占据“地利”优势，可以更快地接触和学习自贸试验区先进的发展经验，更好地借力自贸试验区的平台推动、壮大自身优势产业，充分发挥本地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做好产业的调整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其次，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周边城市往往会主动采取措施对接和融入自贸试验区的产业链，如布局产业供应链，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围绕自贸试验区产业链需求，发挥本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成本、空间便利等优势，配套发展相关产业，进而促进本地产业转型，拉动现代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
主要探究自贸试验区片区（试点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否影响各自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逻辑。
处理好各自贸试验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是克服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的“单兵突进”和“碎片化”问题及取得叠加放大效果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发挥协同效应，形成空间溢出。从实践来看，目前以片区（试点城市）为单位的协同合作已在积极推进中，一方面，隶属于同一省域的片区之间无疑都强调协同分工；另一方面，省际间的片区协同合作也广泛开展，如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已与四川自贸试验区的川南临港自贸片区、重庆北碚蔡家自贸片区、河南洛阳自贸片区、湖北宜昌自贸片区、湖北襄阳自贸片区等签署合作备忘录，都对产业互利合作、产业优势互补提出了要求，将其列为协同的重要内容。
而自贸试验区片区之间的协同、交往互动，如片区之间的“信息互换、执法互助、监管互认”等协同方式，一方面能够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大幅提升片区内企业的经营效率，减少企业的规则学习及运营成本，帮助企业集中精力进行生产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畅通产业要素流动渠道，降低要素流通成本，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和配置，吸引适合本片区功能定位的高端产业、新兴产业、现代产业所需资源要素聚集，进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片区间协同，有利于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良性的产业分工能够促进试点城市间的优势互补、配套发展，实现跨区域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式发展，从而促进各协同片区的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由此推断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会引致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果。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的基本思路如下。
先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其中“创新”可采用R&D产出水平（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等指标衡量，“协调”可采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等指标衡量，“绿色”可采用能耗水平（每万元GDP能耗）等指标衡量，“开放”可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与GDP之比）等指标衡量，“共享”可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指标衡量（程莉和王琴，2020）。再通过熵权TOPSIS法将各指标整合成“经济高质量指标”建立模型（2-1）。
Econnomy表示经济发展质量，用代表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具体指标衡量。K代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集合，PFTZ×lnStructure为交互项，表示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致的净效应，τ @@@@@@@ 为随机误差项。h 0 、h 1 、h 2 、h 3 、h'均是待估参数，但h 3 为核心估计参数，其正负和显著性是判断自贸试验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后果依据，若h 3 显著为正，则表示自贸试验区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促进了试点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以自贸试验区为切入点，从理论层面探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逻辑机理，是对区域经济自由化理论和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解释和完善，也为充分发挥好自贸试验区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一系列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靶向。而如何发挥“自贸试验区驱动”的最优效能，也可以基于区内、区外和区际视域设计措施路径。
从区内视域来看，一是要坚定不移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适度加快新设区和旧有扩区的发展，不断实现自贸试验区片区由点成线、连线织面、面动成体，让更多区域直接享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贸试验区驱动”红利。二是积极做好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示范和建设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沿海型、沿江型、沿边型和内陆型自贸试验区之间在功能定位上的差异化和错位发展。三是要适时推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升级为有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由“自贸试验区驱动”向“自贸港驱动”迈进。
从区外视域来看，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的周边城市要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主动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深度嵌入自贸试验区构建的产业链，做好产业对接和承接工作。在以自贸试验区为中心构建的区域产业链中摆正定位、扮演好“角色”，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贸试验区平台的辐射和溢出效应，为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持续的产业动力。同时也要认真做好防御自贸试验区的虹吸效应、负向外溢、引资竞争等外部不经济影响的工作。
从区际视阈来看，要实现自贸试验区之间“1+1＞2”的倍增效能，必须将协同作为统筹自贸试验区今后建设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建立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联盟来构建常态化交流机制和合作平台，实现自贸试验区相互之间制度对接、产业协同、有序竞争，降低试错成本，对于重大创新试验任务，集合各自贸试验区的力量攻坚突破，最终形成立体全面、互补共兴的协同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