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目前，学者们对就业风险的研究时间尚短，关于就业风险的内涵尚未有统一的解释。学者们对于就业风险的认知不完全相同，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就业风险。
关于就业风险的内涵，可以分为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两层释义。宏观层面的就业风险是对整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的，指就业的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微观层面的就业风险是对劳动者个体而言的，指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未能与生产资料充分或理想结合的可能性（唐海燕，2008；黄波和王楚明，2010）。
对就业风险概念的界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就业风险概念将考察范畴集中在就业机会上，指劳动力市场上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没有就业机会，即失业风险。比如，Todaro（1969）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风险界定为获得工作概率的大小。王尚银（2007）将就业风险定义为一个风险区，认为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大于实际就业人口量需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若超出这个限度，就进入了就业风险区。刘毅和刘西国（2015）认为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无法就业的情况即为就业风险。张成（2018）将就业风险定义为就业群体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认为就业风险源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就业主体的局限性，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就业风险在社会内部遵循一定的规律并能在社会内部进行传导。广义就业风险概念的考察范畴不仅限于就业机会，还包括劳动过程中工作不稳定、就业质量不高等风险。比如，Ranis和Fei（1961）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风险界定为工资获得与否及其高低的问题。赵树凯（1995）认为就业风险包括失业、就业过程中的权益损失和意外伤害等。陈晓峰（2003）认为就业风险包括三个要素，即就业时境、就业实力与就业关系，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地构成就业风险，而且就业风险变化难测。武向荣（2004）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界定为大学毕业生可能面临的失业、职业和学历不匹配、低收入等风险。张亚强（2012）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界定为：就业环境中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和毕业生个体预期的不完善导致的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金钱、时间、机会、心理压力等可能的损失。张然和李吉栋（2014）指出，劳务派遣员工的就业风险包括职业发展前景不确定、同工不同酬、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权利缺失、职业技能培训机会缺乏等方面。张帅和王东（2020）将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时间损失或财务损失，以及产生的心理压力等问题定义为大学生就业风险。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对就业风险的内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对就业风险概念的界定有宏观与微观、广义与狭义之分。就业风险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错综复杂地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无法避免。本研究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对就业风险展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属于广义和宏观意义上的就业风险研究。
从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就业风险度量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就业风险的衡量及评估，众多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测度方法。目前，就业风险的度量方法主要包括劳动力需求弹性法、变异系数法、失业率法、模型推导法、主观评价法以及指标体系法。
（1）劳动力需求弹性法。基于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力需求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劳动者就业风险的大小。劳动力需求弹性可以反映工作稳定性、劳动雇佣关系、劳动者安全感等方面，进而衡量劳动力就业风险。Rodrik（1997）指出，劳动力需求弹性上升，会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波动和就业波动，增大劳动者的就业风险。Scheve和Slaughter（2004）基于不确定性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稳定性的关系，认为劳动力需求弹性越高，就业不确定性越大。Fabbri等（2003）指出劳动力需求弹性上升会加剧收入波动，缩短劳动合同期限，弱化劳动者的工资谈判地位，增加劳动者的就业不安全感。Bertrand（2004）指出，在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时，劳动者承担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风险。盛斌和牛蕊（2009）指出，劳动力需求弹性是研究贸易对就业风险、劳动雇佣关系和工作稳定性的传导机制的核心指标。李娟（2012）认为劳动力需求弹性可以反映就业市场稳定性和就业风险，劳动力需求弹性越高，劳动者不安全感越大，就业风险越大。史青等（2014）用劳动力自身需求弹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交叉需求弹性衡量劳动力就业风险，认为这两类弹性均可以体现劳动者所面对的就业压力及就业稳定性。
（2）变异系数法。利用变异系数（CV）衡量就业风险程度的方法也较为常见。国外学者较早使用变异系数测度就业风险，如Mishra和Goodwin（1997）、Ito和Kurosaki（2009）、Bezabih（2010）等。陈帅和葛大东（2014）基于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借鉴国外学者用变异系数测度风险程度的方法，用全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年非农收入标准差除以均值，计算非农收入变异系数来衡量非农劳动市场的就业风险。田艳君等（2017）选取湖南省2015年和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把全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利用变异系数来测度就业风险。
（3）失业率法。有学者采用失业率来衡量就业风险。比如，黄波和王楚明（2010）、黄波（2012）基于不同的失业率对应不同的就业风险等级，运用排序Logit和Probit模型，以就业风险等级为因变量，以就业风险因素为自变量预测就业风险。刘毅和刘西国（2015）采用未找到工作的外地区劳动力数量占本地区的外地区劳动力总量的比值衡量就业风险。
（4）模型推导法。Assaad和Tunali（2002）运用静态劳动力供给模型推导出一个结构表达式来量化就业风险补偿。Black和Kniesner（2003）运用乐观工资模型测量就业风险。Low等（2010）通过构建结构性消费生命周期模型，从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流动来区分不同的就业风险源。
（5）主观评价法。测度就业风险的主观评价法，主要是利用调查问卷来度量被调查者对就业风险的主观感知。程名望和史清华（2010）利用364份沪鲁晋的务工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采用被调查者“对就业风险的整体感觉”来衡量就业风险。程名望和潘烜（2010）基于调查问卷，用“对就业风险的整体感觉”“对自己就业能力的评价”等19个变量来衡量就业风险。顾永红和彭超然（2012）基于调查问卷，以农民工对“担心失去现在的工作吗？”的回答来测度农民工的就业风险。
（6）指标体系法。国外学者通过构建劳动力就业风险指标体系来度量就业风险，或者以宏观指标为主，或者以微观指标为主，如Blau和Riphahn（1999）、Bradley等（2003）。国内少数学者也开始选取多个就业风险指标，构造就业风险指标体系来测度就业风险。比如，武向荣（2004）从风险专业特征评价、风险主体评价和风险市场环境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9）结合经济新常态背景，从就业动能风险、裁员风险和失业风险三个方面构建就业风险指标体系，测度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风险。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以往对就业风险的测度大多立足于各自的研究需要或数据可得性，缺乏统一分析框架。本研究将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统一框架下研究就业风险，构建更符合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背景的就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将在厘清我国转型期经济动能转换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风险源入手，识别就业风险要素，构建就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而言，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劳动者自身因素两大方面。
1.外部环境因素
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制度政策等因素均会影响劳动者的就业风险。
（1）产业结构。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产生对就业的排挤效应。Hienghe（2002）研究发现，导致美国就业市场失衡的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动。詹浩勇（2010）认为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的长效机制没有被构建，因此，市场在遭遇外部冲击时，便会出现新的就业风险。刘毅和刘西国（2015）利用空间极化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冲击对就业风险空间极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产值的变动冲击是影响就业风险的重要因素。
（2）国际贸易。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也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其变动在不断影响就业风险。Rodrik（1997）最早从理论上指出贸易会影响劳动力需求弹性，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此后，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Krishna等（2001）利用土耳其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需求弹性没有显著影响。Slaughter（2001）利用1961年至1991年的美国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仅在非生产性劳动力市场上，贸易会提高劳动力需求弹性。Hasan等（2007）对印度制造业的进口贸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弹性。Mitra和Shin（2012）研究了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弹性与韩国贸易开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需求弹性随着贸易出口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周申（2006）使用1993年至2002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发现进口自由化提高了工业劳动力需求弹性，使工业部门劳动者面临较大的压力。盛斌和牛蕊（2009）使用1997年至2006年的中国工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贸易与劳动力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弹性，但当考虑出口贸易后，贸易开放最终降低了就业风险。史青等（2014）用劳动力自身需求弹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交叉需求弹性衡量劳动力就业风险，并运用2000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出口对劳动力就业风险的影响，发现除高科技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外，总体而言出口增加了劳动力就业风险。
（3）制度政策。黄波（2012）基于宏观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劳动者的就业风险。增加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就业，而扩张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加大了就业的不确定性。张然和李吉栋（2014）指出，就业政策重效率轻公平和相关法律不完备等因素导致劳动者面临多方面的就业风险。韩雪和张广胜（2015）指出，劳动力市场等相关体制性因素是诱发就业风险的主要因素，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在正规部门
就业会降低就业风险。邓大松等（2015）指出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农民工面临就业风险。
2.劳动者自身因素
从劳动者自身因素来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以及就业意识等是影响就业风险的重要因素。如张亚强（2012）认为导致毕业生就业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就业风险意识淡薄和综合素质缺乏社会化。韩雪和张广胜（2015）指出，劳动力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就业风险的高低，随着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其就业风险会下降。邓大松等（2015）指出农民工劳动者拥有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面临的就业风险较大，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不高加剧了其就业风险。张然和李吉栋（2014）从派遣劳动者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派遣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维权意识弱是其面临较高就业风险的重要原因。顾永红和彭超然（2012）基于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风险。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制度政策、劳动者人力资本等角度考察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鲜有学者从新旧动能转换角度分析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所以本书针对新旧动能转换对就业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就业风险在社会系统内部具有传导性，随着就业风险在社会系统内部的传导，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部隐患会逐步显现，因此，就业风险的防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防范就业风险的对策建议。
从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角度来看，陈晓峰（2003）认为就业风险不能做到完全化解，应该从局部入手，暂时做到相对化解，最大限度减弱就业风险流的演化，相关管理部门应将就业风险传导的方向进行分散转移，对不确定性后果及早处理。邓大松等（2015）从新型城镇化方面入手探讨就业风险的规避对策，从政治、经济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责任型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等对策。张成（2018）提议采取稳定的社会系统来改变就业风险的承受限度，抑制并延缓就业风险的迸发。赵大全（2019）指出防范就业风险的关键手段是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做好防范就业风险预案以及着力扩展就业空间。廖程静（2020）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建议各部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就业信用体系建设。程海龙（2021）认为降低就业风险应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鼓励待就业群体灵活创业和就业，同时政府应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开发新兴岗位。李萍和谌新民（2011）认为，平衡发展经济、统筹社会保障、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措施能有效扩大整体就业容量，降低就业风险，减少劳动者的失业成本。彭晓艳（2009）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提出化解就业风险的思路，首先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完善就业援助制度，与此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系统，在转变劳动就业群体就业观念的基础上使其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铁明太（2011）基于农村籍大学生就业的视角，提出四项缓解就业风险的对策，即优化就业环境、培育高校特色、开拓个人社会资本以及强化风险意识。韩雪和张广胜（2015）基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两条政策建议，即建构公平就业政策消弭行业分割和通过职业培训增强就业主动性。田帆（2016）提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更多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和困难群体就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来防范就业风险。万昆（2019）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就业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防范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风险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转变人才培养方式，更新就业教育理念。赵钊翊（2022）基于大学生视角提出积极应对就业风险的对策，即先接受就业风险，再规避就业风险，最后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发展思路，转移就业风险。车蕾和杜海峰（2019）提出就近就业的策略，认为降低就业风险的关键是增强弱势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提升就近务工者收入的稳定性和健全社会保障也能起到降低就业风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防范就业风险的对策建议。本书将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统一框架下研究就业风险，并据此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就业风险防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