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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制造业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开始步入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占比不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70.14%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61.3%。劳动力数量减少和最低工资的上涨直接导致劳动力工资攀升，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2010年的37,147元提升至2022年的114,029元，年均增长率将近10%。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中国应变更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引进新型生产方式扭转不利局面。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兴起为世界经济变革注入了一股新动力。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等相关领域技术的更新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曹静和周亚林，2018），而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的工业机器人在企业中的应用愈发普遍。作为实现智能化生产的终端设备，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多次出台政策措施推动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2015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了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升级中的重要性；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将人工智能列为前沿科技领域的‘最高优先级’，重点推动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益于产业政策的支持以及新冠疫情反复造成的“用工荒”，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快速增长，“机器换人”将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图1-1报告了2000—2019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总保有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微乎其微，2013年开始机器人总保有量大幅度增加，2016年起总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在工业机器人价格方面，我国机器人的进口平均价格已经从1996年的每台4.67万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每台1.63万美元，工业机器人价格的下降、劳动力工资的上升以及“机器换人”实现的产品精度和质量的提高，使得当前企业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生产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图1-1 2000—2019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总保有量（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金融危机前出口规模呈现急速扩张趋势，从1978年的211.7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08年的100,394.94亿元人民币，在30年间出口贸易规模扩大了约474倍。但在贸易大国背后，贸易顺差增长过快引致的贸易不平衡矛盾，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出口结构造成的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压力加大等问题愈发凸显。“大而不强”的贸易特征促使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坚持以质量取胜，“唯数量论”被逐渐摒弃。
以出口结构为例，2000—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从以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为主优化转变为以附加值高的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1,376.52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7,354.36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出口额则从1,051.81亿美元上升至14,444.07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4.21%上升至57.79%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也从以低技术含量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中高技术含量为主。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逐年减小，2019年仅为2.89%，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42.79%下降至2019年的27.98%，而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从23.31%上升至35.90%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进一步指出，2020年中国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高达59.5%，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持续增长至59.8%，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成为服务贸易的重点。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出口规模有所下降，但2010年迅速回升；2015年和2016年出口贸易再次出现负增长，出口增长率由2010年的30.47%下降到2016年的-1.95%。尽管2009—2016年这段时间，受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速呈现下降态势，但出口贸易规模仍然保持在高位。2017年以后，受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国（地区）经济复苏以及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快速回稳且持续向好，出口规模从2017年的15.33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20年的17.93万亿元人民币
。总体而言，2009年以后，我国出口贸易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外贸发展环境更为严峻复杂：一是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反复的影响，国际商品和要素流动受阻，外部需求不稳定性增强；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贸易壁垒尤其是“技术封锁”增多，贸易摩擦加剧；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东南亚国家加工贸易的快速崛起，导致“中国制造”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为稳外贸、稳出口注入新思路和新动能。
2006年中国将智能机器人列为先进制造技术，旨在通过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以及下一代制造技术的制高点，2021年“十四五”规划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作为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势必会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为研究工业智能化影响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工业智能化很早就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工业智能化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鲜有研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讨论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本书从出口规模、出口产品多元化、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出口企业创新多方面考察工业智能化的出口促进效应和出口升级效应，丰富了工业智能化影响效应的研究视角。此外，已有研究仍然缺乏智能化影响出口规模和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本书构建了用于分析工业智能化影响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影响机制。
（2）为当前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实现中国出口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出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飞速发展，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外需疲软和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渐次消失，中国原本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寻找国际分工中的新比较优势成为当务之急。本书研究了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为确保当前我国“稳出口”提供了新的可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外，中国先后出台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提高高技术含量产品在进出口中的占比，着重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贸易。据此，本书进一步从出口方式和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角度探讨了智能化应用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这有助于客观评估机器人产业政策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其对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
（3）为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路径选择。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专业化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从国外环境来看，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进而对中国出口存在一定的压制作用。面对内外双重压力，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必须走转型升级之路。本书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深入考察机器人应用能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为中国借助“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