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现状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出口贸易规模、结构和质量也发生了积极向好的根本性变化。根据WTO发布的《2020年全球主要国家贸易动向》，2020年中国出口额高达25,911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5.8%，较2019年增加了3.7%，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地位。本章将简单回顾中国出口贸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点，以及不同出口方式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发展特征，并总结分析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情况，以期为后文提供实施事实依据。

一、出口规模持续扩张

如图2-5所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导致不同阶段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出口贸易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50—2001年的平稳发展期、2002—2008年的快速增长期以及2009年至今的结构调整期。

第一阶段（1950—2001年的平稳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出口方面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出口的目的主要是获取当时进口外国先进设备急需的外汇。因为受到政策的限制，改革开放前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缓慢且波动性较强，1950年至1978年间出口贸易规模从20.2亿元仅增长至167.6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57%，同时绝大多数年份的出口规模在50亿元以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在1979年至加入WTO前的这段时期，中国加快和深化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管理方式由原来的政府统一经营和领导逐步放权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实现从高度集中、统负盈亏的指令性计划外贸体制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贸新体制转型。在此期间，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成为出口贸易增长的动力。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口贸易额由1979年的211.7亿元上升至1991年的3,827.1亿元，出口规模出现了较大增长，年增长率为27.28%，但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年份均表现为贸易逆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出口贸易呈现出大幅度增长，出口规模由1992年的4,676.29亿元增加至2001年的22,024.44亿元，在10年内上升了近4倍，且持续保持国际贸易顺差。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规模均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但二者之间的规模差距逐渐扩大，出口贸易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第二阶段（2002—2008年的快速增长期）。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一系列贸易政策随之实施，例如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平均出口关税由加入WTO前的18.3%下降至9.8%；中国出口企业不再面临被美国政府征收惩罚性的非最惠国待遇关税的威胁，中国在2000年面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从惩罚性关税的31%下降至最惠国待遇关税的4%。积极的贸易政策实施以及稳定的国际贸易发展环境使得中国出口规模急剧扩张，出口规模从2002年的26,947.87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100,394.94亿元，年增长率达到24.51%。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由2002年的2,517.60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20,868.41亿元。在此期间，我国工业企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工业制成品完全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体，2002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1.23%，更是在2008年进一步上升至94.55%。初级产品出口规模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目标从获取外汇为主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快产业发展为主，并将实现贸易强国作为战略目标。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的结构调整期）。这一阶段中国出口贸易进入结构调整期，出口规模出现多次下降，但整体为上升趋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出口总额由100,394.94亿元下降为82,029.69亿元，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仍保持在高位，并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出口贸易迅速回升，出口增速一跃上升至30.37%，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且连续多年位居这一位置。而2015年和2016年由于全球需求疲软造成出口贸易再次出现负增长，2016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到-1.95%，但仍高于全球主要国家。2017年以后，受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国（地区）经济复苏以及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快速回稳且持续向好，出口规模从2017年的153,309.43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179,278.83亿元。就出口产品结构而言，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几乎完全相同，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以来中国采取系列措施对贸易顺差规模进行了调控，防止其过大过快增长，从调控结果来看，2009年贸易顺差为13,411.32亿元直至2013年贸易顺差小幅度上升，仅为16,093.98亿元，随后贸易顺差呈波动趋势，2020年贸易顺差规模为36,342.43亿元。中国控制贸易顺差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中国贸易顺差过大过快的增长导致中国资源禀赋逐渐丧失、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巨大困难，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向影响。二是出口规模过大，进口贸易不足，削弱了外国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对中国制造业，甚至整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优化。针对这一点，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的战略措施，贸易政策导向由加入WTO初期的出口为主转向为进出口并重。三是贸易顺差过大造成国际市场上针对中国的各类反倾销、反补贴贸易诉讼大幅度增加，中国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设立了诸多的非关税壁垒，使得中国出口贸易面临重重困境。总体而言，2009年以后，我国出口贸易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企业出口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二、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本章主要从出口方式、出口产品结构、出口目的地结构三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

1.中国出口贸易方式从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为主

参照Kee和Tang（2016）的方法，将出口贸易分为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以及其他贸易。图2-6绘制了1981—2019年中国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81—2019年，中国存在较大的出口贸易方式结构调整。具体而言：（1）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生产能力有限，出口贸易主要是以一般贸易为主，在1982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为206.69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额为15.77亿美元、其他贸易出口额为0.74亿美元。（2）1988—1992年，加工贸易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加工贸易出口额由128.33亿美元上升至396.0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54%。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为了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成熟的制造工序转移到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198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进料加工复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更是使得进料加工逐渐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导方式。在加工贸易的高速增长期，进料加工的贸易方式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8年的38.26%增加至1992年的60.73%。（3）1992年后，中国开始整顿加工贸易秩序，加大加工贸易监管力度，于1999年发布了第一批《加工贸易禁止类、进口限制类商品目录》，2000年出台了有关出口加工区监管的系列政策措施。在此期间，加工贸易出口额由1992年的396.07亿美元提高到加入WTO前2001年的1,474.34亿美元，其中1993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且持续保持，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占出口总额的一半，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中国变为“世界加工厂”。（4）2002—2008年，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出口规模稳步上升，加工贸易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出口额由2002年的1,799.27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6,751.14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额由2002年的1361.87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6,628.62亿美元，2002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为55.26%，一般贸易为41.83%。（5）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额均有所下降，但2010年有所回升，2011年后一般贸易出口规模超过加工贸易出口规模，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方式，同时二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由2009年的48.84%下降至2014年的37.75%，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由44.09%上升至51.38%。在这一时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促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大而不强的外贸状况使得中国在面临金融危机这类负向冲击时处于被动局面。鉴于此，中国在2009年开始积极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外贸政策，2012年商务部颁布《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6）2015年受外需持续低迷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均有所下降，2016年一般贸易出口规模开始回升，但加工贸易持续下降。随后，一般贸易出口额继续上涨，但加工贸易出口额呈现出波动，2019年一般贸易出口额高达14,444.0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出口额仅为7,354.36亿美元，小于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在这一时期，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比上升了4.36%，加工贸易出口额下降了5.66%。由于加工贸易在我国确立贸易大国地位、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将支持加工贸易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精准发力，引导加工贸易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而2019年新冠疫情使得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中国出口订单急剧减少，其中加工贸易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更为快速直接，2019年一般贸易出口规模依然增加，但增速放缓，但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出现下降。

2.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中高技术含量为主

我们根据Lall和Sanjaya（2000）的产品分类方法，分析1995—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如图2-7和图2-8所示。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存在根本性变化，从以低技术含量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中高技术含量为主。具体而言：（1）除初级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出口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资源型工业制成品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逐年减少，由最开始的8.93%下降到2019年的2.89%。工业制成品中资源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基本保持不变，在7%—9%内波动，而技术类工业制成品的总出口份额有微弱上升，从1995年的81.18%上升到2019年的88.69%。（2）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略有增长，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从1995年的48.71%下降至2019年的27.98%，而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从14.09%上升至35.10%，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初期增长尤为明显，从2000年的23.31%上升至2005年的34.01%，增长了10.70%，占总增长幅度的50%左右，而这与那一时期的国际分工中中国积极承接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加工贸易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有关。（3）1995年低技术工业制成品是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自2006年以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超越低技术工业制成品，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产品。

3.中国出口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上升

表2-2显示了2000年和2019年我国出口目的地的构成情况。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出口目的地呈现出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出如下特征：（1）2000年中国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均为经济富裕的发达国家（地区），2000年和2019年前五大出口目的地未发生改变，仍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德国和韩国，但2019年前十大出口目的地新增了三个发展中国家，为越南、印度和墨西哥，在中国出口规模中分别排名第六名、第七名和第十名。（2）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集中度出现明显下降，在2000年前十大出口目的地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4.81%，但在2019年仅为54.73%，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目的地存在多样化趋势，有助于规避风险。（3）非OECD国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2000年中国出口到OECD国家占比为43.36%，而2019年仅为36.96%，但非OECD国家的出口占比上升明显，从2000年的56.64%提高至2019年的63.04%。

三、出口产品质量未发生明显变化

出口产品质量反映了出口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需求，是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产品质量的内涵较为丰富，既包含产品耐用性、兼容性、售后服务等客观特征，也包含产品品牌效应等社会特征，还包括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视觉和心理满足感等（Garvin，1984）。总而言之，在相同数量的情况下，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越高，产品质量越好（施炳展，2014）。

对于不可直接观测的产品质量，现有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单位价值法。早期文献主要采用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如Schott（2004）、Bastos和Silva（2010）等学者的研究。但是出口产品价格不仅受产品质量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市场成本、汇率、消费者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出口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必然存在较大误差。第二种，特定产品特征法。部分学者采用产品特征来衡量产品质量，如Hallak和Sivadasan（2013）、Crozet等（2011）。这种方法虽然克服了单位价值法的不足，但无法针对大多数制造业产品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所以采用该方法的研究较少。第三种，事实反推法。为突破单位价值等于产品质量的假设，Khandelwal等（2013）采用需求函数倒推出产品质量，其基本思想在于，为满足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会综合考虑产品价格和质量，选择出同类型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因此当产品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出口市场份额越高表示产品质量越好。事实反推法是目前衡量出口产品质量最广泛的方法，本章采用该方法测算了2000—2016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体的测算过程如下。

首先，假定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满足CES形式：

其中， k 表示产品种类， q （ k ）和 λ （ k ）分别表示产品 k 的数量和质量， σ ＞1表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在限定消费者支出 E 的情况下，根据公式（2-1）可得到 t 年 c 国对企业 i 产品 k 的需求量：

其中，下标 i 、 k 、 c 、 t 分别表示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和年份， p _ikct 和 λ _ikct 分别表示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 P _ct 表示 t 年 c 国的产品综合价格指数。对公式（2-2）两边取对数可得：

令 χ _ct + χ _k =ln E _ct -ln P _ct ， χ _ct 表示出口目的地-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控制出口目的地的需求冲击、偏好变动等， χ _k 表示产品固定效应，控制HS6位码产品间的个体差异。令 ε _ikct （ σ -1）ln λ _ikct =， ε _ikct 则为涵盖产品出口质量的残差项。进而，构造出最终的质量测算估计方程：

本书选用Broda等（2017）估计出的行业间价格弹性，将 σ 设定为4，同时对公式（2-4）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项的估计值 ，而 就是本书所需的出口产品质量对数值（ quality _ikct ）。为了使得不同企业、不同产品间的质量跨期可比，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的方法，对HS6位码产品的出口质量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

其中，max quality _ikct 和min quality _ikct 分别表示 t 年产品 k 出口质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quality _{ikct，standard} 为标准化后的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通过需求函数倒推质量时并未采取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用数量对价格进行回归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尽管这种做法在测算时选择企业在其他市场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但仍有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本书采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选取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价值指标，计算出出口价格，再对公式（2-4）进行OLS回归进而得到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参照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的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具体过程如下：（1）剔除企业名称、出口目的地等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2）由于中间贸易商可能进行价格调整，无法反映出生产企业的真实产品质量，故将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贸易”等关键词的企业样本删除；（3）剔除单笔交易金额小于50美元，或交易数量单位小于1的样本；（4）根据CEPII-BACI数据库中的商品编码转化标准，将海关数据中的HS8位码同国际HS6位码、SITC Rev.2三位码和四位码、ISIC Rev.2三位码对齐，仅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即删除SITC Rev.2四位码大于9000或小于5000的样本、ISIC Rev.2三位码大于400或小于300的样本；（5）由于初级品（primary products）以及资源品（resource based manufactures）的质量差异主要与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有关，无法准确体现出口产品质量的内涵，因此在SITC Rev.2三位码的基础上按照Lall和Sanjaya（2000）的划分方法，删除属于初级品和资源品的样本；（6）如Rauch（1996）所述，SITC Rev.2四位码产品可分为同质性产品（homogeneous goods）、参考价格产品（reference priced goods）和差异化产品（differentiated goods）三种，而产品垂直差异主要体现在差异化产品上，因此仅保留差异化产品的样本；（7）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信性，删除HS6位码层面样本量小于100的样本。通过上述处理过程，我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8,341,325，反映了2000—2016年319,561个企业向238个国家或地区出口2,050种HS6位码商品。

本书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分析：（1）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整体变化情况；（2）不同分位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情况；（3）按贸易方式区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考察出口产品质量在采用不同贸易方式间的差异性；（4）根据出口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考察中国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地区）和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产品质量差异性。

图2-9绘制了2000—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变化趋势，产品质量由每年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出口金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加权得出。2000—2015年间出口产品质量平均为0.518，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2000—2004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由0.515缓慢上升至0.538，增长了4.466%。2004年后出口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到2006年仅为0.516；2007年产品质量有所上升，增长至0.525，随后连续下降四年，2011年降低至0.489，下降了6.857%；2012—2015年，产品质量呈现小幅度波动。2015年，出口产品质量为0.517，仅略低于平均出口产品质量，2000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2015年基本相同，表明在2000—2015年，尽管我国出口规模快速扩张，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接下来，本书考察了不同分位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情况，如表2-3所示。可以看出，2000—2015年不同分位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逐渐扩大。出口产品质量在75分位点企业和25分位点企业的差异在2000年为0.116，这一差异从2000年开始逐年上升，2015年的出口产品质量在75分位点企业和25分位点企业的差异增长至0.140。与此同时，2000—2015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标准差呈现出相同的逐年上升趋势，意味着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化程度正在增加。

图2-10绘制了2000—2015年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均高于一般贸易企业，这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关。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原材料或关键零部件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产品质量普遍较高，使得最终品的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根据出口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计算了中国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2000—2015年不同出口目的地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动情况如图2-11所示。结果显示，尽管在样本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波动，但中国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产品质量均高于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产品质量，这主要与高收入国家（地区）消费者较高的产品质量要求有关，这将倒逼我国企业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