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男人如果得到了母亲绝对的宠爱,那么他一生都会自视为征服者,那种对于功成名就的自信往往会带来真正的成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市,这座城市当时还属于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弗莱堡如今更名为普里伯尔,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他是雅各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一位事业有成的羊毛商人——与阿玛利亚·纳坦松(Amalia Nathansohn)婚后的第一个孩子。雅各布的年龄比他的妻子大得多,并且曾经结过婚。当时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后来又与阿玛利亚生下了六个孩子。
在西吉(Sigi,家人对他的昵称)出生一年后,他的弟弟朱利叶斯(Julius)也随之降生。朱利叶斯的出现引起了哥哥的嫉妒与怨恨,而朱利叶斯在1858年夭折,这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给西吉留下挥之不去的愧疚之情。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依旧将他早年在弗莱堡的生活视为一段宁静而幸福的时光。他于1913年写道:“我非常确定一件事:尽管被其他的东西覆盖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住着一个来自弗莱堡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他是一位年轻母亲的长子,一个从空气和土壤中得到关于这座城市那不可磨灭的最初印象的男孩。”
然而,这段仿佛处于天堂的时光是稍纵即逝的。由于父亲雅各布生意的不景气,一家人于1859年搬到了莱比锡,次年又搬到了维也纳,当时的西吉年仅四岁。维也纳是欧洲最繁华的首都城市之一,彼时正处于其全盛时期,但弗洛伊德却认为这座城市死气沉沉、一片惨淡。尤其是,他开始厌恶当时正日益涌动的反犹主义暗流。尽管父母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传统的犹太教徒,但弗洛伊德第一次体会到了陌生人对他的犹太血统所抱有的敌意。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将在职业与个人层面对他的后半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维也纳,弗洛伊德一家很长一段时间都过着捉襟见肘、食不果腹的生活,这深深地影响了弗洛伊德对这座城市所抱有的感情色彩。然而,尽管如此,年轻的西吉依然享受着远高于其兄弟姐妹们的生活水平,全有赖于他是最受母亲宠爱的那个孩子。她喜欢称他为“我的金西吉”,而他也拥有这个家中为数不多的财富里最好的那部分东西。例如,到了1866年,当家里已经住着两个成年人和七个孩子的时候,西吉是唯一一个拥有属于自己房间的人,当其他孩子只能凑合着点蜡烛照明时,他却能够用上煤气灯。
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已表现出成为一位杰出学者的天分。在家里接受完启蒙教育后,他进入了莱奥波德斯塔特公立中学(Leopoldstadter Communal Gymnasium,一所德国的文法学校),在校求学的七年时间里,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在学校里的交友选择也体现出他的狡黠精明,他通常倾向于结交那些能够在学业上对他有所帮助的同学。这其中包括海因里希·布劳恩(Heinrich Braun),此人之后成为著名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从而享誉世界。弗洛伊德、布劳恩和另一个男孩爱德华·西尔伯斯坦(Eduard Silberstein),以及姓弗卢斯(Fluss)的三兄弟组成了“堤岸”(Bund)小组,他们定期在当地一家咖啡馆进行聚会,思考、讨论有关生命、宇宙等重大问题。弗卢斯三兄弟还将弗洛伊德介绍给了他们的姐姐和母亲,为他的教育做出了一番贡献。弗洛伊德十分依恋这两位女性,她们二人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那关于性的宏大理论的发展,而他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逐步完善了该学说。
与此同时,母亲阿玛利亚也在尽其所能地让她的“金童”过上尽可能轻松的生活。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还记得她正在学习弹奏的钢琴从家里被搬走,因为她的大哥抱怨说琴声太吵了。在她的余生,阿玛利亚始终与弗洛伊德保持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本节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指的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但这同样也是对弗洛伊德本人的准确形容。在1933年的《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中,他说:“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无尽的满足感:这全然是所有人类关系中最完美、最无可争议的一种。”
尽管他在维也纳的起步并不顺利——多年来,这座城市辜负了他的一腔热爱,以至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将其描述为“我仍然深爱着”的一座“牢笼”——成年在即的弗洛伊德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学术天赋,来自母亲毫不动摇的支持与宠爱助长了他对自己终会成就非凡事业的信心。正如他在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在自己十八岁时,他预感到了“今后自己有一项任务”:“我可能会在这一生中对人类知识做出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