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因为起初我们惊讶地发现，当我们成功将引发癔症的相关事件的记忆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时，每一种癔症症状都会立即彻底消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癔症研究》，1895

到了1886年，弗洛伊德已经成婚，并在私人诊所工作。他的病人里，有许多中产阶级的年轻犹太妇女，并且都表现出患有神经症的迹象（即出现焦虑感、强迫症思想及行为，以及其他没有明确生理来源的身体不适等）。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由弗洛伊德的医生同事兼大学老友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推荐过来的。

在这之前，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着机械主义的正统思想，为神经症和癔症寻求神经学的解释。他早期出版的著作，如1891年的《论失语症》（关于大脑的损伤如何影响语言的运用），便是他对这一传统的实践。然而，早在他与沙可共事期间，可能也正因为在那里进修，弗洛伊德就开始不经意地想，某些病症是存在纯粹的心理原因的。也就是说，它们产生自患者的内心。例如，沙可并不相信催眠可以用来治疗癔症，而只将其视为一种诱发和检查其症状的手段。他认为，癔症是一种神经现象。不过，弗洛伊德却持开放态度，认为癔症可能是一种心理现象。此外，他考虑寻找癔症其他可能的心理学病源，这与他一贯奉行的机械主义传统背道而驰。作为著名的机械主义者的沙可，则引导他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去探究癔症的神经学病因。

1885年，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在与布洛伊尔（他对弗洛伊德而言如同父亲）的接触中受到鼓舞，于是决定重拾他对神经紊乱的潜在心理根源的研究兴趣。他与布洛伊尔的接触在接下来几年里还会继续下去，他也开始相信，催眠终究可被用于治疗癔症和神经衰弱的病人。1882年，布洛伊尔在他对病人安娜·欧（Anna O）的治疗报告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弗洛伊德开始将神经症和癔症视为无意识压抑（unconscious inhibitions）的症状。他相信通过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的思想摆脱那些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自我压抑，就可以治愈他们的神经症。

布洛伊尔是弗洛伊德学术生涯早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此期间，弗洛伊德研究了几种不同的探索心理的方法。可以说，如果没有布洛伊尔，弗洛伊德可能永远不会采用精神分析技术。1907年，布洛伊尔仔细思考了他们对各自（有时是他们二人共同的）病人的经历所展开的深入探讨：“我们的理论观点就这样成长起来。当然，不是没有过分歧，但我们在工作中却存在诸多共同点，以至于真的很难说哪些观点来自于其中一个人，哪些又来自另一个人。”

弗洛伊德从安娜·欧的个案中意识到，记忆的压抑表现为癔症，而关键就是要确定产生压抑记忆的导火索事件。他与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中也提道：“当病人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个事件，并将其所产生的影响用语言表达出来时，他们的癔症就会消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癔症’主要受到回忆的影响”。弗洛伊德一直很喜欢研究历史（收集古董后来成为他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如今他开始将自己的角色看作是一位人类心理的考古学家。通过挖掘病人的回忆，弗洛伊德认为他可以将“癔症的痛苦转化为常见的忧愁”。

为此，弗洛伊德断然拒绝了彼时风靡的一种治疗神经紊乱的手段——电疗，即将电流通过病人的身体。他很肯定，这种方法，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毫无帮助”。相反，他对催眠术的操作越来越熟练（就像布洛伊尔之前那样）。然而，很快他就为催眠效果的不明朗感到沮丧，由此他开发了一种新的“压力疗法”。

弗洛伊德意识到，对神经官能症和癔症的成功治疗，取决于病人谈论造成其异常的根源，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这样的事。催眠术只不过是让他们在没有进行自我审查的情况下开口说话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压力疗法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要有效得多。这个过程很简单。他用手压住病人的额头，并要求他们讲述“在感受到压力的那一刻，出现在眼前或穿过记忆的东西”。他对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图像、想法和无意识的记忆感到震惊。他发现，如果第一次施加压力收效甚微，那么反复的施压通常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一位在1892年接受了这种治疗的病人，后来被证实名为伊丽莎白·冯·R.。她在忍受了两年的腿痛折磨后向弗洛伊德咨询，但却对压力疗法十分抗拒。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提到了他是如何与她对峙以突破她的心理防线的：

我不再承认她所声称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而是向她保证，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我说，也许她还没有充分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重复我的压力疗法。或许她认为她的想法并不正确。我告诉她，这不是她该在意的事；她必须保持完全客观，说出她脑子里的东西，不管合适与否。最后，我宣布，我很清楚她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而她对我隐瞒了；但只要她还在隐瞒，她就永远无法摆脱痛苦。通过这番坚持，我达到了这样的结果：自那以后，我对她的头部所施加的压力疗法再也没有失败过。

最后，他告诉伊丽莎白·冯·R.，他认为她的病症是她与姐夫相爱而产生的心理痛苦的表征。她完全不接受他的诊断，但弗洛伊德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报告说她已经痊愈。对她的治疗代表着弗洛伊德在发展精神分析方面的第一步尝试。不过他一直牢记着布洛伊尔和安娜·欧在这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09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听众：“如果说发明精神分析是一种功绩，那么这一功绩并不属于我。我没有参与它最早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