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的出现，是为了阻挡我们走向确定性

文学叙述里充满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生活中也是如此……

我前些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有一个发言。去之前，会议翻译需要我的发言稿，我说没有，我说我的发言是现场发挥的。不过我还是将要讲到的两本小说的封面拍照发给了翻译，可以让翻译顺利地说出书名和作者。

一本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的小说，其实他的名字就是乔治，但是斯拉夫语的发音是格奥尔基。我在索非亚街头与我的译者斯特凡走了四天，问了斯特凡几次，才将这个名字念准确了。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这个名字对我有点复杂，他的长篇小说是《悲伤的物理学》。还有一本是沙拉莫夫的小说集《科雷马故事》。

去德国前一个多月，汪晖问我，能否提供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发言，探讨的主题是“不确定性”。我说没问题，这个容易，我们的文学和生活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发言很轻松，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我只需要讲讲文学和生活，我不会谈论哲学和思想，这不是我在哥廷根要做的工作。

我首先要说的，任何不确定性的对面都存在着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出现，是为了阻挡我们走向确定性。有时候我们走到了确定性，有时候我们永远走不到确定性。我将用两个小说中的例子和两个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解说。

第一个例子来自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的《悲伤的物理学》。我读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巧合，世纪文景给我寄的书，寄到三亚，我在三亚借住的房子没有书架，书都堆在茶几上，最上面有一本《悲伤的物理学》，起初我以为是物理学方面的普及读物。三月份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是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因为我四月份要去保加利亚，我很好奇地拿起来读了，才发现是小说。这部小说非常优秀，碎片化叙述的结构。世纪文景即将出版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另一本小说，风格相同，他的叙述都是碎片化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悲伤的物理学》在描写孩子成长的过程时，带出了历史片断和社会现实，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里面还穿插了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米诺陶洛斯的故事，就是忒修斯在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下杀了米诺陶洛斯的故事。

小说的叙述经常以“我”的讲述出现，“我”的爷爷二战期间从保加利亚去匈牙利抵抗纳粹。二战结束后，他带回来七个匈牙利单词，你好、面包、葡萄酒、水、谢谢、漂亮、再见，这是他的战利品，“他保护这几个单词就如同保护他的小银勺一样”。“漂亮”这个单词让“我”奶奶嫉妒，“为什么一个士兵会知道‘漂亮’这个词”。我“奶奶”怀疑她丈夫在匈牙利时有一个女人，就是“漂亮”这个匈牙利单词引发的怀疑。这是一个作家的敏锐，他一下子将女人的直觉写出来了。

“我”爷爷在匈牙利打仗负伤后确实有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老了失去记忆以后仍然会说几个纯正的保加利亚单词，你好，谢谢，面包，葡萄酒……

这个匈牙利女人，存在于“我”爷爷的“确定性”和“我”奶奶的“不确定”之间。小说中的“我”爷爷没有承认这个事实，“漂亮”带给“我”奶奶的始终是不确定性。

在“我”爷爷这里，“漂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确定的。可是“我”奶奶，她一直没有抵达这个确定性，她是有机会的，自己放弃了。“我”爷爷离开匈牙利回到保加利亚时不知道匈牙利女人怀孕了，匈牙利女人生下孩子后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个匈牙利语地址和用铅笔画的一只婴儿的手。“我”奶奶收到这封信，她看了以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认真地又把信封粘好，交给了她丈夫”。

这是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方向——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可是始终没有走到，有时候是自己放弃了，当不确定性比确定性安全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停下，不再向前走，“我”奶奶就是这样，她宁愿带着不确定性死去，也不愿去承担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我当时看到这一段时，已经意识到格奥尔基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什么是作家的敏锐，这就是。《悲伤的物理学》里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小说，碎片化的小说，需要局部叙述时更加精彩，格奥尔基在小说局部方面做得很出色。

第二个例子是俄罗斯作家沙拉莫夫的小说，他应该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他最重要的小说是《科雷马故事》，他被称为“俄罗斯三大监狱作家”之一。

他在苏联时期靠近北极圈的科雷马劳改营生活了十五年，因此他写了《科雷马故事》。另一位监狱作家是索尔仁尼琴，他在古拉格生活了八年。第三位监狱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生活了四年。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犯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在监狱中生活，是流放，准确地说沙拉莫夫是俄罗斯三大“犯人作家”之一。沙拉莫夫在劳改营的时间最长，他一九五一年被提前释放，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获得平反。他也是革命者，可他是托洛斯基的追随者，在斯大林时代的命运肯定是悲惨的。

他的作品写得很简洁，我觉得他在写每一篇小说时都好像没有时间了，感觉他随时要被抓走。我举的例子不是他最重要的《科雷马故事》，而是《三十年代故事》，其中有一篇名为《大夫三死》。

他写了枪毙的过程，行刑队的一排人。犯人也是站成一排，行刑前需要用布条将犯人眼睛蒙上。这位医生拒绝了，他表示自己可以看着射来的子弹，但是他没有这个不蒙上布条的权利，他们强制给他蒙上了布条。犯人的手被绑住了，他们的眼睛蒙上布条之后开始唱歌，唱的是同一首歌，这一排犯人都唱得走调，而且走的不是同一个调。这个死前的唱歌走调，写得非常好。

医生听到拉枪栓的声音，这时有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叫出了医生的名字，医生很自然地往前走一步，这是监狱里犯人的习惯，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上前一步。

行刑队士兵的枪里“一部分是空弹，一部分装药。这是为了让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杀人者”。这一段描写很重要，是通过一种不确定性来实现，表达出来的却是让我们感觉到是确定性的事实。通过这句话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行刑队处决犯人是经常性的，为了让士兵觉得对面的人不是我打死的。如果士兵们每年只有一次处决犯人，他们可能不需要用空弹来安慰自己。这个句子是不确定性向确定性之间的过渡，它既有不确定性又有确定性，在这两者之间。

这正是文学带给我们的魅力，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的想象力在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徘徊，去考虑到这些可能性的因素。

医生向前走出一步，有人解下了他眼睛上的蒙布。他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因为监狱长的妻子提前分娩，这座小城里唯一的医生去了山里，明天早上才能回来，监狱长的妻子快要死了。

上前一步的医生想到监狱长是恶棍，他的妻子也是坏蛋，女佣给她烧洗澡水，温度高了两度，她就用雨伞抽打女佣。医生认为他们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也是恶棍。他退后一步，宁愿去死。他说，我不去。“蒙布又扎上了他的眼睛。”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存在一种文学叙述中的可能性，可能性这个时候出现了，“有人生命垂危——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医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想活下来，哪怕再活一天一夜”。

活下来的可能性让医生再次向前一步，眼睛上的蒙布再次被解下来。接下去就是监狱长妻子的难产问题解决了，医生抱着孩子向监狱长表示这是一个男孩。然后医生被带回监狱，小说结尾是第二天早上，士兵把他押回到处决的地方，医生“那剃光的后脑勺碰到了冰凉的潮湿的墙壁。他的双眼被蒙布扎起来，接着，他听见军官轻声发出的号令”。

医生回到监狱的一段描写令人动容，“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坐到天亮，饥肠辘辘。他的牢饭被取消了，监狱当局已经认为他是死人”。

这个故事是想从确定性出发，试图走向不确定性。因为医生被处决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他救活监狱长的妻儿后，故事试图走向一个不死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有成功。

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的“漂亮”，是努力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沙拉莫夫《大夫三死》的故事反过来，努力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两个叙述朝着对方的方向走去，当然它们中途不会相遇。

文学叙述里充满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生活中也是如此，现在我要说一下两个来自生活的例子。第一个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址。我下了公交车之后，当年不会打的，没有钱。我忘记当年北京有出租车吗，一九八三年有出租车吗？我当时好像没有见过出租车。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去北京，问路是个麻烦。在浙江，当你问路时，他们会告诉你到下面的路口是往右转或者向左转。北京人告诉你的是下一个路口向南走或者向北走，我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明明可以用左和右来确定，北京人却用南和北这种不确定的方式给我指路。

现在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了，在我居住的区域内，我能够分辨东南西北，如果让我走到另一个区域，我又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在上海也是如此，换一个自己陌生的区域后也无法分辨东南西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确定性，虽然明明可以用一种确定的方式指引你，但是你所遇到的指引总是具有不确定性。

这是习惯的区别，浙江人的指路习惯与北京人的不一样。还有文化的差异，上个月我去了保加利亚，在索非亚。我一九八三年在北京问路时还没有手机，更没有手机里面的指南针。我现在有手机，也有手机里面的指南针，可以使用它来指出东南西北。在索非亚乘坐出租车，快到的时候，司机是怎么询问的？我期待他问的是右还是左，这是确定性的，如果不行，退一步用不确定性的南或者北也行，我手机里有指南针。可是索非亚的出租车司机给予我的是更加的不确定性，他问：“上坡还是下坡？”我问我的保加利亚译者斯特凡，是否能够理解出租车司机所问的方向，他回答说不理解，他是索非亚人。索非亚的出租车司机把不确定性弄到了极致——“上坡”还是“下坡”。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aWbBwWWY0Aag/tsMTv6qE5TdTYCpcZJ12uTQBZpuh2DXHifIxdgsMdiYCm7b5Q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