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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山东六国大衰，但在面临灭国绝境时一定不会自动投降。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是以更强大的状态被激活过来，还是以另外一种状态被灭亡，都不好预判。在这一点上，秦国君臣非常清楚。所以，在出兵首战上也非常慎重。当时秦国君臣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对统一战争的艰难性有清醒的思想准备。秦王君臣庙堂决策的最后结果，决定从实力最弱的韩国开始，先试手统一首战。这就是统一天下第一战——灭韩之战。
灭韩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30年，大体半年多结束。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注意。第一个，秦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以邀请在韩国长期遭受冷落的大法家韩非子入秦为开端，做到师出有名。第二个，在军力的使用上，秦国很有策略意识。
先来说对韩国的道义压力。韩非，是韩国一个王子，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一样，是荀子的两大弟子之一。韩非是一个杰出的法家理论家，虽未亲自主持过变法，但其著作已经在各国广为流传。秦王嬴政非常喜欢韩非的著作，往往看到半夜睡不着觉，拍案不断，边喝酒边读。其中，最让秦王感动的是韩非子的《孤愤》篇。韩非子的《孤愤》篇写了什么？写的是战国以来变法的艰难及法家的流血牺牲。韩非子的《孤愤》篇，可以说是法家命运的宣言书。秦王认为，韩非是在天下推行法治的一个大才，于是派出李斯为使者，正式向韩国强力邀请韩非到秦国做丞相。对于长期不用韩非的韩国，这是一种强大的压力，也是一种实际的谴责。
当时韩国上层，被权谋政治笼罩。国君韩安表面上作出畏惧秦国巨大压力的惶恐姿态，实际上则是将韩非入秦看作一根救命稻草，寄希望于韩非说动秦国进兵别国，借以挽救韩国。最终，装作勉强同意韩非到秦国去。也就是说，韩王安送韩非赴秦，是一种权谋，是要把秦兵之祸引向他国，而把韩国保存下来，使对韩之战开展得越晚越好。
韩非是一个大法家，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割舍韩姓王族的韩国，对韩国有浓厚的愚忠心态。这很矛盾，也是人性。一方面，韩非把他的书郑重其事地赠给了秦王；另一方面，入秦后又给秦王上书，说秦国进兵的方向应该首先南下灭楚，而不是东进。秦王君臣立即意识到，韩非子提出的秦军南下的方略，是要保护韩国，而不是为秦国统一中国谋划。秦国庙堂人才济济，李斯首先反对。李斯看了韩非上书以后，对秦王回了一篇很长的上书，详细批驳了韩非主张的不可行性，以及背后包含的移祸之心。李斯说，楚国是最大最难打的国家，秦国如果贸然在首战之时向南进军，有可能陷入泥潭里多少年拔不出来；韩国则不一样，和我们近在比邻，很好拿下；从中原开始，是最方便、最正当的策略，不能像韩非说的向楚国进军。韩非的用心被识破，秦王非常愤怒，认为韩非以秦军将士的牺牲为代价而移祸移战；按照秦法，如此有意误导的谋划者，是应该被斩首的。结果是，秦王也没有明令，在历史记载不明的情况下，韩非在监狱就被“自杀”了。也有说是李斯送去的毒药，是李斯害了韩非。这种说法没有道理。
韩非一死，秦韩关系就很简单了，秦国在道义上就有了出兵理由。
公元前230年秋，秦国派出了一支老军，不是王翦、蒙恬训练的新型大军的主力，而是一支驻守于关中地区的守备军。此时，秦国已经训练出了一支新的大军，但是对韩之战没有出战。为什么？这就是策略意识。一是韩国很弱，老军足以担纲。二是秦国不想在主要的大战之前亮出新军，震恐天下。所以，秦国在六十万新军存在的情况下，启动了还没有解散的二十万城防军。这支城防军，由内史腾率领。内史腾，是一个名字与官职的合称，官职加人名。内史，掌治京畿地方；腾，是人名。在战国时代只写名而不写姓，一般是王族。所以，统兵将领是内史郡郡守嬴腾，史书上笼统地写作内史腾。
内史腾率领着二十万左右大军压向韩国的时候，将近冬天。当时，韩国军队开出郊野作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一战就把韩国的城外军队击溃了。紧接着发动对都城新郑的攻坚战，还没认真打，新郑就破城了，韩安就被俘虏了。韩国就此灭亡，战争在年内就结束了。这是第一战。灭韩之战本身没有任何戏剧性，在作战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因为，韩国在战国末期国土已经大为缩小，军队又太衰败。
我们如果简单回顾一下韩国灭亡的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韩国灭亡，在于这个国家不务正道，只在权谋政治上下功夫。战国时代，愚蠢的政治乌龙事件，最多的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最大的政治乌龙，就是派自己的水利科学家进入秦国，帮秦国修水利工程，其思维匪夷所思。其结果，几年之后郑国渠修成，秦国大富。
第二个政治乌龙，在秦国的吕不韦时期，韩国竟然挑动当时奄奄一息的洛阳周天子，叫周天子出面号召诸侯抗秦。周天子说我没有军队，没有财力，拿什么抗秦。韩国说我给你钱，我的军队可以穿上周天子军队的服装作战。周天子一听高兴了，周氏残存的臣子也高兴。他们替我们打仗，又给我们钱，为什么不接受？周天子就向秦发出挑衅。结果是，吕不韦亲自率军，不但灭了周，而且把穿着周军红色服装的韩军全部消灭。韩国就这样把自己最后一支军队送进了灭亡的路径，钱粮也送进去很大一部分，除了加快衰落，最后自己什么都没落下。
第三个匪夷所思的政治乌龙，就是将完全有能力在韩国实行变法强国的大法家韩非束之高阁，最后却被当作挽救亡国灾难的救命稻草送进了秦国。在战国大争时代，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政治腐败。
这就是韩国，热衷权谋，就是不变法，不务正业，整天想歪门邪道，怎么把哪国坑一下害一下，怎么通过暗杀手段来消除对手。韩非最后跟韩安这个王兄发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原因就是韩非提出的变法主张，韩安根本不可能接受。韩非痛斥韩国庙堂不务正业，不守正道，唯务邪术。从根基上说，韩国的灭亡就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术治思想，长期以来的阴谋政治，浸染渗透庙堂的时间太长，使这个国家的政治思维已经非常地不正常化。从来不寻求国家正常发展道路，从来不走正道，不搞经济，不抓民生，不抓法治，不抓强军，今天跟这个联合一下，明天跟那个勾兑一下，以苟延残喘为能事。这样的国家灭亡是必然的。
韩国灭亡以后，山东六国并未掀起大的波澜，既往的合纵抗秦运动根本没有发动迹象。各国仍然在各自的黑暗轨道上运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觉。之所以如此，既和秦国没有出动新型大军有关，也与韩国早已臣服秦国有关。韩国被秦国统一兼并，在五大国看来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在这样的列国麻木的现实条件下，秦国的统一战争就正式迈开了最重要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