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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转折性事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秦统一中国，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春秋战国历经五百余年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这么一个历史性的窗口。在秦始皇开始统一中国的时候，秦国的内外历史条件，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我先说内部条件，也就是秦国自身的条件。
和山东六国比起来，它的经济实力是超一流的。具体指标，首先是它占有的国土，在秦昭王时期就已经达到了“五个方千里”。依据当时的度量衡数据，以今天的公制计算方式换算，也就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千米，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六分之一。和山东六国分别比较，它已然占据优势了。就具体地域说，战国末期的秦国，大体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全境、四川全境、重庆全境域及三峡、宜昌等南郡地区，及当时的云梦泽水面。西南，还包括了云贵高原的周边部分。西北，包括甘肃的绝大部分。华北，包括内蒙古的一部分，也就是当时的“河南地”，黄河主流（北河）以南的地带。东部，包括了今日河南的整个黄河北岸，叫河内郡；还有以洛阳为轴心的河外地区的三川郡，以及崤山函谷关这边一大块。也就是说，它的国土面积在当时已经非常大。在这片辽阔的土地里，有两个天下显著的粮仓：一个是成都平原，修了都江堰，号称天府之国；另一个是关中，修了郑国渠以后，四百多万亩渭北农田，变成了丰裕的良田。自此，关中号称京城天府。在那个时候，一个战国拥有两座巨大而丰裕的粮仓，是天下唯一的。
所以，秦在后来发动战争期间，能够一鼓作气进行十年统一战争，尤其是对楚国之战，第一战没拿下来，失败了，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第二次发动六十万大军连续进攻，这和经济实力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现代知识告诉我们，经济力量和后勤力量不行，战争就是不可靠的，古典文明时期更是如此。这是秦国经济力量雄厚的两个指标。第一是国土大，第二是内在的粮产量和一系列经济指标都非常超前。
可以说，从秦孝公变法开始，秦国的军队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变化。第一时期，是秦孝公商鞅变法以后所建立训练的新军。这就是商鞅收复河西的新军，当时只有五万人马，就已经在天下打出了威风，被天下称为秦国“锐士”。
第二时期，是秦昭王时期白起的大发展。具体说，就是秦惠王到秦昭王长平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秦国军队获得了巨大发展。这里的基本点，首先是秦国坚持法治，坚持强军，又有历史上超强的一个统帅，就是战国时代的名将白起。白起对秦军的训练与提升，一方面是扩大了规模，秦军第一次扩大为四十万大军的规模；另一方面，秦军在当时全部完成了重装变革，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技术装备。秦军的远程攻坚兵器，当时在整个天下首屈一指，绝对没有对抗的力量。在第二阶段强军之后，由于秦昭王在长平大战之后犯的严重错误，秦军的发展跌入了一个低谷。在秦国这个跌落的阶段，秦军的力量没有扩大，大体维持在二三十万，再没有能力进攻山东六国。正因为如此，秦王嬴政亲政以后面临的局面，就是如何使秦国重新强大起来，重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作为统一天下的基础。
这就是第三时期的新型秦军的再度创建。总体说，嬴政亲政以后大体分三个十年，第一个是富国强兵十年，第二个是统一天下十年，第三个是统一文明与反复辟十年。在第一个十年里面，秦国除了全力修建郑国渠，又在这个时候作出重大决策——重新训练新型大军。秦王任命王翦和蒙恬为统帅，两位假上将军，全力职司练兵。所谓假，就是代理上将军的意思。因为秦是以军功授爵位，你还没有打仗，不能说明你就能做这个上将军，所以先为代理上将军。这时候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比山东六国大大增强，所以秦国新军一下扩大到了六十万主力大军的规模，而且连续训练数年，装备与战力已经完全恢复甚至超越了白起时期。
在公元前230年以前，也就是在秦王富国强兵的十年里，秦军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新军。新军的标志，第一是装备特别好，白起时代的高科技远程兵器全部恢复。因为，秦王这一批庙堂大臣都是一帮能才，对日后的统一战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做了清醒的研究和判断。以后面临的主要是攻坚灭国大战，你要打下六国都城，必须具有强大的攻坚能力。所以，攻城的远程兵器，秦国是非常强大的。一支超强的新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为在战争连绵的战国时代统一中国，奠定了一个最具实质性的硬实力条件。第二是涌现了一大批年轻杰出的将领。王翦、蒙恬、王贲、李信、杨端和、冯劫、冯去疾、章邯、赵佗、屠睢、马兴等，秦军一片朝气蓬勃。
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古典语言所说的庙堂，是国家运转的大脑，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秦国在这个时候，高层决策层已经聚集起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英明决断，其同心会商，在山东六国是从来见不到的。这个时候，秦王是嬴政，我们都知道。丞相是王绾，李斯是长史。《史记》说的“李斯用事”，就是李斯在核心决策层起实际的筹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直接协助秦王决定天下大事。还有大才，谋略家尉缭，是国尉。当时的国尉不直接管打仗，而是军事建设的战略管理。尉缭是历史上杰出的兵法家，他给秦国统一天下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军事方面的上将军是王翦、蒙恬。总管农业的经济大臣，是水利大师郑国。
秦国庙堂还有两个大外交家，一个叫顿弱，一个叫姚贾。这两个人，后来都是封侯的大角色，其基本任务就是率领两支庞大的外交队伍，专门深入山东六国中间去，进行分化战，同时率领秦国的秘密情报队伍展开反间谍战。这是尉缭子提出的方案，由这两个人具体操作。后期山东六国为什么能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和这两支情报队伍的外交战是有巨大关系的。这是庙堂整肃，军政大才齐全。高层决策上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端的基础。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在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建立了唯一的法治社会。秦国的法治社会，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的两个最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秦在立法上非常完整，凡事皆有法式。也就是说，凡是人类的基本活动，都有法律规定的条文。秦在立法上的完整性，在古典时代达到了空前严密的程度。无论是云梦泽竹简，还是后来的里耶竹简，其呈现出来的秦法条文，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立法上的完整性。第二个标准，是司法本位得到了彻底实现。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最根本的衡量标准不是立法，而是司法。为什么？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立法的意义不是决定性的，立法只能把制度立起来并公布出来，把静态出发点——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规定出来；至于法律公正能否在实践中实现，只有靠司法活动去完成了。
商鞅这个伟大的法家，执法思想非常彻底，非常明晰。他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这句话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都没有能够使法律自动运行起来的法律。所以，法律如何得到真正的贯彻，在于司法，而不在于立法。因为，执法行为是由人组合成的国家机器的活动，是由一个一个智慧生命组成的多层级群体，其活动弹性之大，很难整齐，也很难准确。这就是执法的难处。所以，法律如何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在于司法，而不在于立法。所以，法必出，令必行，才能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商君的司法本位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彻底的。西方直到近代法制出现以后，资本主义法制出现以后，才认识到司法本位的重要性，才确立了近现代法治理论中司法本位的决定性作用。
秦国建立的法治社会，在华夏整个天下里面，是非常彻底的。它的法治文明，比山东六国强大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前提，七大国并立的战国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在变法，不是只有秦国一个变法。战国时代至少有三次大的变法浪潮，秦国是在第二次变法浪潮中变法，只是变法得最彻底，而不是唯一的战国变法。前面有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教训，有吴起在楚国变法的经验教训，还有齐国以整肃吏治为开端的变法的经验教训。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非常成熟，在秦国发动的变法非常彻底。经过二十多年的变法，秦国建成了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的意义，在于秦国政治文明已经大幅度地超越了山东六国。
颇具意味的是，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同时，一个最大的外部条件也恰恰出现了，这个历史窗口顿时就清晰起来了。这个外部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秦国富国强兵的十年里，山东六国齐刷刷下滑，堕入了政治黑暗时期，堕入了大腐败时期。每一位君王都很差，最无能的昏君全都集中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有人认为这是神秘现象，是命运使然。我们可以排着国家名字数一数。
先说三晋韩赵魏。韩国是韩王安。历史上凡是说名字的，都是亡国之君。因为他已经死了，没有后继王族来给他追认谥号了。没有王号，就是韩安，史书称为韩王安。韩安是一个大权谋之君，醉心权术，阴谋误国。魏国是魏王假。魏假声色犬马，最喜欢养狗，就是不干正事。赵国是赵王迁。赵迁更是一个年轻暴躁残酷荒淫的大昏君。他是一个“转胡女”所生，用今天话说，是胡汉血统混杂。继承王位以后荒淫腐败，陷害李牧，重用大奸臣郭开，等等，都是他干的。
燕国君主是燕王喜，老王，紧盯权力，能力平庸昏聩。他的儿子太子丹很能干，但是发挥不了作用。楚国稍微好一点，楚王叫负刍，也没有谥号，一个平庸的末世君主。整个楚国的封主们撬不动，联合不起来，国事非常无力。齐国君主是齐王建，也就是田建，一个恋母情结非常严重的变态君主，对国事没有任何主张，任由太后留下来的一个叫作后胜的人做丞相掌权，庙堂一塌糊涂。齐国后期，开始和山东六国分道扬镳，就跟今天英国脱欧一样，脱离山东六国合纵抗秦联盟，单独与秦国媾和。直到亡国为止，齐国已经五十年不打仗了。在战国时代，半个世纪不打仗，那可是惊人的，军队整个荒废了。齐国军队本来是非常强大的，以“技击之士”见长，就是远程投掷、弓箭射技等，在全天下非常有名，所以是技击之士。而在秦王嬴政进行十年富国强兵之后，齐国军队已经非常衰弱了。
总体上说，山东六国的政治情况、庙堂情况、国力情况，在这一时期都非常低落，政治混乱，法治下滑，经济落后。当这样的天下格局出现时，向一思潮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当时全天下有为之人，都认为应该走向统一了。在这个时候，秦王嬴政才和庙堂大臣们商议决策共同判断，应该统一天下了，应该向山东六国出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