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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大长安曾长期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所谓大长安，即是以当今西安为中心、方圆六十余公里范围内的古代建都区域。若就其直接辐射区域而言，整个关中平原和大长安是一个实际上的连带整体。这个整体区域的形成，是由其在军事上的天然要塞特点决定的。可以说，从战国时代起，自秦国稳定建立函谷关、武关、大散关、陈仓关、崤关等要塞关口后，整个关中已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整体。大长安与整个关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长安是关中的中心与灵魂。
数千年风雷激荡，大长安沧桑沉浮。
从大长安的起起落落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个古老大都会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们，致使我们步履蹒跚。
殷商时代，关中尚是落后的西部民族聚居区域。周灭商而建都镐京（在今渭河以南长安县韦曲西北），大长安区域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过周王朝百余年勤勤恳恳的努力，到西周中期，大长安区域又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那时的渭水平原，井田纵横，村社相连，鸡犬之声相闻，四方诸侯进贡纳赋之车流日夜不绝，其安定富庶堪称国中之最。
关中的第一次崛起，就带有经济依附于政治的特点。
公元前771年，也就是周立国四百余年时。周幽王昏乱失政，太子宜臼的外祖父申侯为保太子当政，联结犬戎等游牧民族攻破镐京，杀周幽王。镐京被劫掠一空，又被纵火焚毁。关中也因此受到巨大破坏。
周平王被迫将都城东迁洛阳。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整个关中陷入极度衰落。春秋时代与战国初期，关中一直和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诸侯国有很大距离。
这个起落，鼎盛了四百年，衰落了三百多年。
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关中又从长期衰落中复苏。咸阳的建成与郑国渠的开发，使作为秦国腹地的关中日渐富庶。经过秦人近二百年的全力耕战，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关中已是占天下财富十分之六的超级富庶地区。
那时关中的财富，大约有一半是战争中从六国掠夺来和战后全国的赋税供养。这两者的根本，在于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假如不是国家首都，关中的繁荣将是极为艰难缓慢的。
公元前207年，关中又一次重重地跌入深谷。
残暴愚昧的项羽，用三个月大火将繁华壮丽的关中烧成了一片焦土，又将关中活财全部掠走。金城天府的大长安区域陷入赤贫。
在自然经济时代，这种破坏是致命的。
这个起落，鼎盛了大约一百年，又衰落了大约一百年。
公元前201年，刘邦基于政治军事需要和秦人对六国旧贵族的刻骨仇恨，再次选择沦为废墟的关中作为都城，始建长安。在刘邦、吕后时期，大长安穷得只能使将相乘牛车穿布衣。
经过文帝、景帝（文景之治）的卓越努力，到西汉中期，大长安区域又重新繁荣起来。整个关中被充分开发，农商工均衡发展，达到自然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汉武帝再接再厉，大长安成为远远超过罗马帝国罗马城的世界中心。
公元23年，王莽的全面复古诱发了蕴藏已久的社会危机，绿林赤眉大起义爆发。大长安再次受到战争的致命摧残，又一次跌入历史的深谷。刘秀平定战乱后，不得不将都城东迁洛阳。
在整个东汉时代，大长安区域处于中等偏下的经济水平。
这个起落，鼎盛二百余年。东汉末期又遭董卓集团大破坏（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整个关中二三年间荒无人迹），致使此后的六百余年间关中与大长安区域一直处于衰落阶段。
公元582年，大长安再次缓慢复苏。
又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将都城定于大长安，使关中再次成为国家政治中心。然而，只有二十六年生命的隋王朝来不及使大长安重新崛起，就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淹没。直到接踵而来的大唐王朝，大长安才有了最辉煌时期。
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为基础，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将大长安推上了历史最高峰。那时的大长安，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恢宏的开放气度使全世界为之瞠目。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即是富庶大长安的生动写照。
公元880年，也就是大唐立国362年时，黄巢大军六十万攻破长安。此后数年中，大长安被反复的拉锯战摧毁。公元883年唐军“收复”长安后竟大肆焚掠，使长安的工商经济和民众财富受到毁灭性破坏。其后军阀混战，朱温集团拆毁长安宫室民房，威逼长安士人民众迁往洛阳，大长安从此成为焦土废墟。
至此，大长安结束了她的光荣与骄傲，第四次跌入深深的谷底。
自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转移。大长安成为黄河流域一座经济落后的平庸城市。连后唐也抛弃长安而迁都洛阳。从宋朝开始，大长安仅仅成为安定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明朝时长安正式更名为西安，成为名正言顺的西部军事重镇。
这是将近一千年的漫长历史。
直到1949年以后，西安重新成为经济文化科技全面发展的大都会。即或如此，大长安区域仍然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地区之一。
大长安历史起落的足迹并没有消于无形，它深深地融进秦人的生存意识之中。这种无形的精神决定着我们的进取幅度。
其一，依靠政治中心地位刺激经济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种下了依靠社会选择而不是主动进取的被动性格。纵观历史，凡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其区域族群性格都极富开拓性与创造性。其标志首先是喜流动善奔走的商业性格。而依靠政治中心地位发展的区域族群，则安土宿命、被动保守，主动闯世界的精神极差。
其二，经济辉煌虽已消失，但“王畿之民”的那种狂妄自大、眼空四海、冷漠自恃、倔强孤傲却深深沉积在我们的血统之中。所谓陕人的“生撑冷倔”正是指这种与发展经济截然对立的病态性格。与西安相毗邻的某市电信局和某建筑公司发生纠纷，竟不给该公司所有职工安装个人电话，其理由是“你有钱，可我不想赚你的钱”！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大约只有“生撑冷倔”的秦人做得出。
其三，作为中国最大的要塞盆地与河谷平原，关中之地从来是只畏人祸、不畏天灾。自几次大战争与政治大动荡摧毁大长安以后，秦人在社会变革面前再也没有了大的作为。其基本态度是居中静观，不吹牛、不闯祸、不当头、不当尾、一心一意做“小康”之民。这与处于四战之地的那种敢于漂泊、敢于闯荡的区域族群精神形成了极大反差。历史并没有娇惯大长安，却凝固了大长安后裔们的生存精神。
其四，不要忽视思想与精神的藩篱，不要背上光荣的历史包袱，不要仅仅将历史名城当作旅游经济的资本。历史的光焰愈是悠长，我们走出其阴影的脚步就愈是沉重。对于大长安后裔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卸下历史的包袱、如何清洗陈旧的精神污垢。
我们没有时间去陶醉。我们也没有资格去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