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信集为我们展现了近代传奇人物苏曼殊与柳亚子之间深厚的友谊，折射出特定年代里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与家国情怀。信件的时间跨度从庚戌（1910年）至甲寅年（1914年），横跨苏曼殊在爪哇和日本旅居时期，文字间充满了对友人的情感，对故土的思念。

柳亚子，是苏曼殊的至交好友，也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近代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起人之一，他于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原名柳慰高，号安如等，后以亚子为统一名号。柳亚子自幼聪慧，三岁识字，五岁读私塾，十二岁迁居黎里镇。1902年中秀才，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创办《新黎里》月刊，后加入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光复会，积极投身革命。柳亚子曾为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的《革命军》提供经费，并与他人合作撰写文章驳斥康有为保皇派观点。“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救亡运动。1941年，因谴责国民党当局“反共”、消极抗日被开除党籍。1948年，柳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等职，直至1958年于北京病逝。

苏曼殊的诸多信件中，频繁提及柳亚子，写给他的信件最多。从诗文交流，到对时局的看法，或者对故乡的描摹，无不体现出二人思想的契合与情感的贯通。柳亚子与苏曼殊的友情，不仅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在家国颠沛之际，志同道合者彼此扶持、共同探索救国之路的合拍。苏曼殊在海外漂泊，饱受病痛与思乡折磨，柳亚子、刘三、马君武等朋友的问候惦念，无疑是支撑他走过艰难岁月的温暖力量。

说到马君武，也应该提一下。除了柳亚子，苏曼殊写信也常会提到他。马君武作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与苏曼殊同为南社成员，知识分子圈层的密切联系在这三位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苏在信中提到可以寄信给“香港马君小进处转交”，间接说明了马君武在他们圈中的特殊地位，作为联络者作用不可或缺。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代，友人愿代为转达，是非常可贵的，这份情谊足抵万金。

这些书信所处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国家前途依然充满未知。苏曼殊和柳亚子、刘三等知识分子，既有对旧制度的批判，又有对新社会的期盼，同时也在动荡中承受着个人命运的颠沛无常。苏曼殊在信中屡次提及自己的病痛、经济上的困窘，以及对归国的渴望，这些都真实反映了当时一些仁人志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不易。他们或投身革命，或致力于文化启蒙，无论身处何地，皆心系国家命运，以各自的方式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总而言之，这些泛黄的纸张不仅是苏曼殊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一段注脚。它让我们看到，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如何成为抵御苦难、照亮前路的温暖之光。一段跨越山海、穿越硝烟的情谊，印证着患难见真情的古训，激励着今人去珍视、传承那些超越时光的美好——慢慢在心田长出花，生出绿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