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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初冬，张梓林君以将刊本《伏羌报恩寺东岳庙志略》书稿邮寄来兰，而求一序。余于佛道二教皆不甚了了，好在书首已有张氏“前言”，介绍修志缘起及全志梗概，遂因其思路顺抒感触一二，非敢云序，只聊述读后之感而已。
伏羌，甘肃甘谷县之旧称。报恩寺者，县城北街之古寺；东岳庙，县城南郊天门山之古庙也。
夫今县既名甘谷，缘何志仍古贯伏羌？此因寺与庙均建于古伏羌时代。然寺属佛教，庙则属道教，何以今志统编于一？不知此乃鼎革初年，与政府措施有关，《志略·大事记》“1950 庚寅年十月，北街报恩寺僧众十一人迁居天门山东岳庙”云。
或问：伏羌、甘谷，旧新县志种种，全可尽览，小小一寺一庙，修志有无必要？余思而对曰：盛世修志，自古即然。志亦史地之类，赖以备考地方历史种种渊源流变。志云者，有全志，亦当有专志。报恩寺为昔日县内“最大的佛寺古刹”（《甘谷大佛》141页），而且历史悠久，至今未有专志，岂非一大遗憾！
“报恩”之意云何？佛经有“报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之说，当为寺名所本。
据今存原报恩寺一株古槐树龄估算，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 年）《伏羌县重修报恩寺记》碑文所言“报恩寺，宋嘉祐八年建”当有所据，去事实不远。
远古难稽，宋元往矣。所知者，明万历间，职掌全县宗教事务之“僧会司”，亦附设于报恩寺内。
据前述“寺记”，僧会司职掌“邑所属寺观”，有廿九处，处各有僧田若干亩（段）。尽管因碑文年久漶漫，其中脱落寺观名二、田亩数一，毕竟为考稽古代宗教寺观占有全邑田土比例，提供有难得史料。
若就碑文，对照明清以来方志所载，及今日尚存县内寺宇，其在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 年）已有者一目了然。至碑文未载者，除却北山一带有地当时未属本邑不计外，皆当属晚后所建。唯是寺名于今仍无着落者最堪研究，县人张驰先生对此已有考释（详本《志》卷八），今再拈出一二，以为补充参考（涉及张文，以引号标识）。
“永福寺、耳乐寺，志不载。”畏按：或云永福寺，址今渭北刘家街子村。
“潘家寺，志不载。”待考。
“遇普寺、姑嫂寺，志不载。”张云：“姑嫂寺，在县西北八十里礼辛镇寨子村。”畏按：以“姑嫂”名寺颇奇，疑与“露筋祠”传说有关（清初诗人王士祯有《再过露筋祠》七绝一首颇著名）。
“海潭寺弥陀院，志不载。”张云：“此海潭寺或为（县）志中所言黑潭寺。”畏按：至确。释本逢《甘谷大佛》第 204 页有黑潭寺大雄宝殿彩摄并注：“供奉释迦、弥陀、药师三方佛。”据此可知明万历时该寺为弥陀院供殿，之后或扩建为大雄宝殿，而供三佛矣。
“甘泉寺、享泉寺、秋沟寺，志不载。”畏按：甘泉寺，当即甘霖寺，在白家湾乡马家河沟村，有湫池，自古著名之天旱祈雨处，故建寺颇早。秋沟寺，位于今四十里铺以南。
“观音殿，志不载。”畏按：当即观音寺。大约初期仅有供殿，万历时尚然，碑文故云。
“……寺地。……地。”二处张文未及，亦不计于寺名总数之内。然既有“寺”字，前当有寺名；以上例下，后一“地”字之前，亦当有某某寺名。今余依旧县志臆断，二寺名中其必有一为“木梅寺”，叶《志》“山川总图”有木梅寺，其卷三“寺观”载“木梅寺，西北十五里，宋咸淳年建”。
除却上述佛教寺院共二十八处外，又道教庙观仅一处为见龙山东岳庙，稍觉疑怪：翻阅旧志如叶《志》“寺观”二十四处，寺名十五而庙（宫）其九，并不悬殊若此；至于叶《志》无“见龙山东岳庙”与碑志竟无“天门山东岳庙”之各取所需，亦殊启人疑窦！
然当读《寺记》碑文至碑阴所记五部人名，其末二部中“同助缘”四十三人，经查《寺志》卷四“报恩寺法系渊源（部分僧众名录）”，此四十三名全系僧人；《寺记》碑文人名最末部“僧会司署记僧”：“刘清谅，僧智端、义钊、正大，玄门李教忠。”此五人中，前四名皆僧人（名亦见于前“僧众名录”），唯末一名为道士——至此则疑窦全释：碑文所谓“邑所属寺观”乃仅就其各占有田亩数而列名，道观虽有数处而几无田亩（两教收入来源不同），故仅列有田亩之见龙山庙名及其有田三十亩数。查县《志》“官师志”中只有“僧会司”不设“道会司”，只有“司农司”不设“司工司”，其理或相仿佛！
因管理宗教事务暨田产之僧会司一直设于报恩寺，故伏邑民间历来称其寺为“官寺”。
见龙山东岳庙，在废永宁县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年）建，今西四十铺］东侧。按凡县城几皆有东岳庙，且皆位于县城之东，缘何伏羌县城之东岳庙，却在县城正南天门山顶端？
余于此后一疑惑，多年后终于稽考明白：自汉及唐，从汉冀县至唐伏羌，名虽更而城则一也。其址本在今五里铺西往十里铺间。故其县城之东岳庙，自古即在县东偏南之天门山顶，且庙门西向。嗣后北宋，伏羌县初废又立，乃筑新址，城址乃从南屏天马山下东移至新南屏天门山麓——此疑遂释。
大像、天门二山，邻近并称；报恩、永明二寺，东西齐名。千数百年，历经劫难而至今复兴。近代一段，西学昌明而传统衰微，蔡元培先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然就百年来历史观之，以我县现实验之，或不尽然。大像山、天门山虽昔日破坏凋零，今皆庙貌一新，或扩增公园，或新建梅、杏、牡丹诸园；或拓展改造登山阶梯，或新辟铺设攀山公路，唯是其中心，则在在围绕名胜古迹、千年庙貌而挥洒、而铺展焉！
仅就天门山暨寺庙而言，自报恩寺僧众之由城迁山也，从昔日之方丈本继法师艰苦卓绝，以至于孤守空寺，不避毁庙露宿，却年年感引僧俗披荆斩棘，开荒植树，积功数十年，终使荒山披绿，香火未熄；至改开后部门、团体及民众之不断拓荒植松，使今日之天门山环境焕然一新！近年以来，普融法师主持庙务，又继往开来，踵事增华，率僧俗民众，内则重修殿宇，外则辟园亭而开景台，合天然人文美景为一，与大像山风光真有彼此映衬之美！
思绪至此，余因慨然而叹：科学、神学与艺术学，所谓真善美之三端，共扶则相济，除桂则伤兰。吾愿与我县士民以此共勉焉！
文末，转引宜士先生《童年求学》一文中之一段回忆：
“当时正逢战乱时期，所有学校都由部队占去使用。那时我们念书，都是在庙里。念了一个礼拜，老师就会吩咐：下个礼拜改在老师家里。今天在甲庙，明天在乙庙，有时在老师家，东移西迁，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家乡附近几个大庙，我都很熟。当时读书之所以选庙，主要是在战乱中，飞机可能不轰炸有神像的大庙——得罪神明是很不应该的行为——所以有神有庙的地方，最为安全！”（《人文世界》1998 年三卷三期第 37 页）
再旧作中往事一段，以为结束：
“联想起当年初到兰州工作，曾路过费家营一个（临时）旧书摊，竟然发现了一册杂志，是当年几位赴台湾的甘谷老兵编辑的，意在怀念家乡。翻了翻，里边有一篇回忆县城东禅院（今按，即北街报恩寺）的文章，记得还有照片，这令我激动不已。可惜当时所带钱不够，等我取来钱，却发现旧书摊已不知去向。至今想起，仍十分惋惜……”（《甘谷历史文化大观·序二》）
忽文忽白，读者谅之！
写作过程中，牛效宏君提供了一条线索；姚昌、杨宏凯二君曾陪余远赴山寺考察，在此一并致谢！
以上东鳞西爪，未免琐碎，难惬读者之意，不过抛砖引玉，所盼高明同乡辈理解言语背后之苦心，赐予指教云尔！是为序。
癸卯腊八于甘谷居所
甲辰春分后一日再次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