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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了！那年，郑桂山18虚岁。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丽水山区，引起了骚动和恐慌。“大清朝亡了！皇帝都被抓啦！”乡绅们如丧考妣，顿足痛哭，“乱匪要来剪辫子啦！要出人命啦！”
普通百姓对此茫然、漠然。过了些日子，果然有人在路上揪住过往行人的辫子二话不说就剪，人们这才切实感到真的“变天”了，天下真的要大乱了！
郑桂山不同于目不识丁、人云亦云的老百姓，对于“变天”，他心里充满渴望和期待：老百姓的日子已经苦得不能再苦了，改朝换代不一定就是坏事，也许能给百姓带来好一些的生活呢！那天，他跟师父去县城就诊，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宣传单，宣传单上写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让他感到无比振奋：把外来侵略者赶出中国，恢复国家主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平均地权，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社会！他赞成孙先生的主张，厌恶清朝陋习。从县城返回乡里，郑桂山就动手剪了自己的辫子，而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其实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行为。
郑家向来谨小慎微。郑爱福见自己的儿子剪了辫子，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为了不招惹祸端，他不让儿子们出门，更严禁没了辫子的桂山跨出家门一步。郑桂山不能再去郎中家，很不甘心，可他不敢违逆父命。
年轻时的郑秾（画像）
有一天，村里的保长挨家挨户通知：男人的辫子都要剪掉，清朝遗留的一切陈规陋习都要革除。郑爱福这才放下心来，桂山终于又能到郎中家去学医、诊治病人了。
到了郎中家，桂山看到师父也剪了辫子。
“师父，辫子是剪了，我们的日子会不会好起来啊？”桂山郑重地问郎中。
“唉——这难说啊！”饱经沧桑的郎中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去，“走吧，走吧，我们老百姓哪能管得了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他摇了摇头，背起药箱出诊去了。
陷入沉思的桂山一时没反应过来，眼见佝偻着身子的师父走远了，他连忙紧跑几步跟了上去。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中华民国”“大总统”，乡里人对此茫然无知，然而乡村依旧，小百姓生活贫困依旧，郑桂山对此迷惑不解。
住在同村的桂山的一个远房叔叔找来了。这个叔叔头脑活络，常年在外闯荡，人称“老鬼头”，比桂山大了十几岁。“老鬼头”劝说郑爱福：几个儿子也大了，我们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土地又贫瘠，老待在村里侍弄那点薄田薄地能有什么出路？该让他们出门去闯一闯，也许能闯出一条新的活路呢！郑爱福想想也是，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会耽误孩子前程的，该放手还是要放手，就由着孩子们吧。
“老鬼头”介绍了两条路：一条是去俄国，一条是去上海。去俄国可以学做皮鞋生意；上海是个大城市，容易找到活干。老二桂南有一回去县城，看到那些头发油光锃亮、穿着洋装的人脚上穿的就是皮鞋。他心想：那皮鞋一定很贵，学会了做皮鞋一定能赚到好多钱。“我去俄国学做皮鞋！”桂南说，“我学会了做皮鞋，回来后就给每个人做一双，还要开个皮鞋店！”
桂山沉默良久，对父亲说：“那我去上海，闯出门路了，把全家人都接到大上海去生活！”
郑爱福愣住了，没想到桂山这小子也想离开家，他还只有18虚岁呢！做父亲的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浑浊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父亲的脊梁更加弯曲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如沟壑般嵌满了脸，白发覆盖了头顶而且日渐稀疏，一双手如同枯了的老树根……“爸爸老了！”桂山感到心酸，感到揪心的痛。他安慰父亲、母亲：“爸爸、妈妈放心，我一定会闯出名堂来的！”母亲林氏在一旁呜咽着，不住地抹泪。
过了几天，“老鬼头”来带桂南、桂山他们了。父亲、母亲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叮嘱道：“在外头自己要当心啊！”“记着经常寄信回来啊！”直至把他们送出村庄、送出大山。
桂山和二哥桂南跟着“老鬼头”叔叔搭乘上了前往上海的大货船。到了上海后，“老鬼头”就把桂南托付给一个朋友，让那朋友带着桂南转乘轮船去俄国。
桂山留在上海。对他来说，上海是个全新的世界，“老鬼头”叔叔带着他转了转。桂山发现，上海既有高楼大厦，闪着霓虹的七彩光，也有破旧的小屋和穿着破破烂烂的人们；既有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嘈杂喧嚣、热热闹闹，也有成群结队的挑夫汗涔涔地从身边走过，他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汗酸味儿……这里是大城市了，桂山心里涌动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豪情。
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要在上海立足得有份活干。“老鬼头”叔叔领着桂山来到十六铺码头找活干。他在这座码头已干了多年，从搬运工干起，凭着一股机灵劲一直干到监工。如今他已不在码头做事了，专为工厂、码头和其他用人单位招工，但十六铺码头管事的他还是熟悉的。“老鬼头”把桂山带到一个包工头面前，要求那包工头收下桂山做搬运工。
那包工头胖乎乎的，躺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问桂山：“做搬运工，你吃得消？”又转过头问“老鬼头”：“规矩你跟他说清楚了吗？”
“老鬼头”连忙说：“您行行好，就收下他吧，他刚到上海也没地方去。”
包工头点点头：“只要他肯干守规矩，就留下吧！”桂山当即应道：“我愿意干！”
“老鬼头”接着跟桂山说了搬运工干的是什么活和需要守哪些规矩：每天有大量货船把各种货物通过黄浦江运到码头，也有大量货船把各种货物通过黄浦江运送出去，搬运工就是把货物搬到船上去或把货物从船上搬下来；货船到码头了就开工，货物搬完结账付工钱，工钱按搬的货物多少计算，搬完一件货会领到一根记账用的竹签；搬运过程中受伤了甚至断胳膊断腿了，搬运工只能自认倒霉，包工头、老板是不管的！
桂山年轻气盛，对“老鬼头”叔叔说的那些规矩毫不在乎，但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住在哪里呀？
“能给个住的地方吗？”桂山试着问包工头。
“这个难！不过我跟你叔是老熟人，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只是工钱要少付你三成。”包工头说。
“好的！”桂山答应了下来，钱少给点就少给点，没地方住那可不行。
包工头把桂山领到一个离码头不远的工棚。工棚搭建在一座仓库旁边，桂山站在门口往里面一探，只见用残砖石块垫着一排排木板，木板上面铺着乱糟糟脏兮兮的稻草，整个工棚里弥漫着臭烘烘的霉烂的气味，令人作呕。
“这跟猪窝有什么两样呀！”桂山在心里嘀咕。
包工头指了指靠窗边的位置：“你就睡这里吧！”
“挺好的，有得住就不错了。你是来打工赚钱的，又不是来享福的，再说老板照顾你了，让你睡在窗口下面，通风，也亮堂点。”“老鬼头”叔叔看出桂山为难，安慰他说。
“嗯！”桂山点点头。他把随身携带的包裹放在铺位上，就跟着包工头出工了。
十六铺码头非常的热闹，客运货运昼夜不歇，汽笛声不断。黄浦江岸上商号、店铺、仓库林立，码头上总是尘土飞扬，来来往往的人们步履匆匆，而搬运工、三轮车夫、小贩们紧紧地围绕着船只揽活抢生意。
靠岸的货船一开仓，桂山就和工友们一起冲了上去，用推车推，用肩膀挑，用赤裸着的后背扛……不同的货物有不同的搬运方法。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如米、小麦、布匹、纸张等，扛一包，就能领到一根竹签。搬运工把竹签紧紧咬在嘴里，完工后凭竹签结算工钱。
穷孩子三三两两跟着搬运工，希望能捡到掉落的东西。在搬运煤炭时，这些孩子更是不要命，只要看见有掉下来的，哪怕只是一小块，他们的两只小手像耙子一样使劲地耙，然后快速塞进绑在身上的袋子里。他们的脸都是黑漆漆的，有的孩子衣不蔽体，在横冲直撞的车子之间穿梭，个个机灵得如同猴精，看得郑桂山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桂山为那些孩子的安危担心，为他们为了生活拼命感到痛心，可他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呢？日上三竿，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头上爆出来，流到眼睛里又涩又疼，可他没办法去擦，只有使劲地眨眼睛把汗水从眼睛里挤出去。他不能停下来，动作稍有迟缓，监工就会大声呵斥：“不要偷懒，麻利点！”
黄浦江水泛着浑浊的波浪，汽笛声震耳欲聋，嘈杂的人声、汽车的喇叭声……这一切搅得郑桂山一阵阵犯晕，肩上的麻袋似乎越来越重。头顶的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看着轮船在晃，桂山感觉自己也晃了起来，脚都像踩在了棉花上。他凭着一口气一趟又一趟地往返，咬牙坚持着。
傍晚的江风带着暑气，热乎乎地吹着。终于收工了，郑桂山冲到水龙头前“咕咚咕咚”地灌个够，随后将冰冷的水泼在身上，这才觉得舒服多了。结算工钱了，包工头数着每个搬运工的竹签，根据竹签数量支付工钱。领到的工钱少得可怜，但大家仍装出感恩戴德的模样，生怕惹怒了包工头丢了活。
一天的苦力活使得郑桂山累得几乎不能动弹，他全身如拆筋裂骨般疼痛，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晚上啃了几个馒头，简单地冲了个凉，郑桂山回到工棚，悄悄躺倒在铺位上。起早摸黑劳累了一天的工友们陆陆续续睡着了，工棚里鼾声此起彼伏。郑桂山也很累，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知什么时候，月光从窗口洒进工棚里，郑桂山看见有老鼠“吱吱”叫着在工友们的身上窜过。他心里为老鼠感到悲哀：“你们进穷窝了，我们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你们吃的？”
熬过几天，郑桂山开始适应码头搬运工的生活。“老鬼头”叔叔记挂着侄儿，这天特地来到码头，从站的姿势、背货物的着力点、走路的技巧以及如何借力省力等对桂山进行了详细指点。郑桂山根据叔叔的指点，搬运起货物来感觉顺当多了。
上海有句话：“好人不吃码头饭，要想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初来乍到的码头搬运工都要去拜会码头有头面的人物，以求得到照应。帮会是码头工人们联合起来寻求自我保护、抱团取暖的一种民间组织。郑桂山熟悉了码头和所做的搬运活后，也特地拜了帮会头子。这之后，他才算是在码头立足了。
19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上海码头的工人联合举行了一场大罢工，要求提高工钱。此次罢工是由参与帮会的各大包工头组织发起的，几天的罢工就使得资本家们吃不消了，他们损失不起也赔不起，只得答应包工头们提出的要求。虽然工人们要将增加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包工头，但自己的收入也确实得到了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郑桂山第一次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意识到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
郑桂山融入码头工人队伍之中不久，黝黑发亮的肤色、满手的老茧、厚实的肩膀……码头工人的体貌特征和形象已显露无遗。
在难得休息的日子，郑桂山换上整洁的衣裳上街逛逛。大上海果然是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啊，虽然军阀们打得你死我活，各地烽烟四起，但上海依然歌舞升平。大街上，各家商店人头攒动，达官贵人们衣着鲜亮大摇大摆，电车叮叮作响，卖报的儿童清脆地喊着“号外，号外……”俨然一个太平世界。然而，郑桂山也看到成群的穿着破烂的小孩在沿街乞讨，他意识到即使是大上海，也有贫困、饥饿、不公平。大上海真的是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郑桂山曾好奇地注视那些婀娜多姿的阔太太与俏小姐，还有穿着绸缎长褂的阔佬和打着领带的公子哥；也曾听过那动人的悠扬音乐和看过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食品……这一切的一切，让他内心颇不平静。
有一回，郑桂山在一家餐馆前歇脚，一个进餐馆用餐的阔太太拿着雪白的帕子捂住口鼻，娇滴滴地对着他骂开了：“哪里来的瘪三，一身穷酸味！”餐馆里一个服务生听到了，立即跑出门外：“走走走，别影响阿拉做生意！”大声吆喝着驱赶他。郑桂山很生气，但他忍住了没发作，看了那阔太太和服务生一眼离开了。他想，总有一天这个社会会改变的，也必须改变！
夜深人静，郑桂山有时会想起自己的二哥：二哥到俄国做皮鞋，不知道有没有学会？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时日一长，工友们渐渐知道郑桂山练过武，且武功了得。有一天，突然有人找他，动员郑桂山加入一个码头工人组织。这是由工人自己成立起来的特殊组织，主要是对抗工贼、流氓等黑恶势力，维护工人兄弟劳动、生活秩序和自身利益。
郑桂山很谨慎，他仔细了解了这个码头工人组织的成员构成情况，发现其中大多数是自己的工友，也有失业者，担任队长的人就是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失业者。郑桂山心动了，他觉得这个由难兄难弟组成的组织值得信任、可以依靠，于是就加入了。
自从加入工人组织后，郑桂山更忙碌了。除了做搬运工赚钱维持生计，他还积极参加工人组织的训练和其他活动，后来还担任了工人组织的武师。郑桂山当武师，教得很认真、很用心，很快得到所有队友的尊敬。不久后，一个工友在搬运中受了伤，小工头不仅不给饭吃，还扣他的工钱。郑桂山知道后十分气愤，就带着队友与小工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为这位受伤的工友医治，饭和工钱不能少，否则就罢工。如果激怒工人事态扩大，那就不只是得不偿失了，后果可能还会很严重。小工头看到工人们抱起了团，明白惹不起，就只好乖乖地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这个码头工人组织积极传播三民主义思想，培养、发展进步力量。郑桂山受到了三民主义等进步思想的教育，但他内心的困惑与迷茫仍然无法化解：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起中华民国，倡导三民主义，但贫苦百姓并没有摆脱忍饥挨饿的困境。更令他愤懑的是，时隔不久，袁世凯居然复辟称帝，引起了军阀混战，社会时局更加动荡，人民生活更加水深火热。如何改变社会现状呢？老百姓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有一点郑桂山是确信无疑的，因为那是用事实验证了的：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维护自己及工友的利益，保护自己及工友的人身安全。因此，郑桂山对工人组织抱有殷切的希望，并满腔热情积极参加工人组织的各项活动。
追求进步 ZHUIQIUJINBU
郑秾在上海码头当搬运工，累死累活还赚不了什么钱，想通过卖苦力提高生活水平接济家人的愿望成了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作为参战国急需劳动力。在帮办的花言巧语蒙骗下，郑秾和一些工友去了法国，成了挖战壕的华工。在法国，华工们受尽欺凌和压迫，这让郑秾深感奇耻大辱，也使他深深意识到弱国的百姓是没有尊严的，郑秾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忧虑。“一战”结束，华工被遣返回国，郑秾毅然去了苏联帮二哥做皮鞋生意。在苏联，郑秾结识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革命思想，还成为保卫克里姆林宫的一名苏联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