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王”铿锵为革命

严方平 苏 卫 黄巧云

一、勤劳成长路

严仕铭（1916—1990），阳春蟠龙新寨村人。严氏祖先从肇庆经多次迁徙，于明末落户蟠龙新寨。严仕铭全家六口，他在家排行老大，一家人全靠父母卖柴为生。仕铭八九岁时仍在家放牛，直到10岁那年，父亲到当地一位曾姓地主家做雇工，因其听话能干，得到曾姓地主的赏识，家庭生活逐渐平稳上升，仕铭才有机会读书。他非常珍惜眼前的一切，每天放学后他还要拉牛到荒地吃草，自己在树底下看书，待牛吃饱后才把牛拉回自家牛棚。当他回到家中时天色已晚，匆匆吃完晚饭后，便自觉洗澡换衣上床睡觉。周而复始，日子过得清淡而又平静。仕铭从小聪明好学，老师所讲的内容，他每晚临睡前都要闭上眼睛静静地回忆一遍，仕铭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仕铭在阳春读中学期间热爱体育运动，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他天生一副黝黑的国字脸庞，显得大方、成熟，同学们都叫他“仕铭哥”。这一叫把同校但比他年级低的黄昌熺（黄云）吸引住了。昌熺也是体育爱好者，常约仕铭一起练球。昌熺比仕铭小几岁，生活自理能力较弱，每当下午运动结束，仕铭总是主动到学校水井边帮昌熺吊水，二人在校时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严仕铭中学毕业后，成为当时蟠扶乡（蟠龙、林田、扶民）唯一的中学毕业生，加上其身材魁梧，乡亲们都称他为“蟠龙王”。学校方面和家乡群众都非常期盼他返乡任教。由于家中的弟弟仕郁还小（刚读书），日常的家务也很多，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仕铭便按照父母的意愿，主动回乡当上了小学教师。不久，仕铭的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更因地主（权贵）的高利贷盘剥降至贫困程度。为改善家庭生活，仕铭更加努力工作，很快当上了主任，甚至还被乡长陈国福赏识提名，当上了蟠扶乡中心小学校长。

仕铭在中心小学任教期间，常会写信与昌熺联系，尤其是当上校长后，曾邀请昌熺到蟠龙游玩或任教。自从仕铭当上校长后，他也广交朋友，经常被乡长拉拢与乡里的商人士绅混得火热。

二、遇见引路人

1939年底，黄昌熺（黄云）带领“战工团”下乡到三甲、双滘等地宣传抗日，回城后向党组织建议：发展农村党组织必须驻点，把根扎到农村去。他提出到离城不远的蟠龙山区（蟠扶乡）去发展党员，同时建立山区农村抗日根据地，组织上很快同意了他的意见。1940年3月，黄昌熺受组织的委派进入蟠龙，这让严仕铭喜出望外。他积极向乡长推荐这位阳春中学的高才生，且打算安排最好的房间给他住宿，希望昌熺能长期在校任教。而黄昌熺觉得中心小学与乡公所相邻，为了避开乡长陈国福的监视，也为了能与仕铭有更多的时间交流，他决定就住在仕铭家。这对仕铭来说，可谓是求之不得，于是他们把仕铭家与牛棚相邻的杂物屋清理干净，作为昌熺的卧室。小屋虽简陋，但特别清静。仕铭为表示诚意，不久也搬进小屋与昌熺一起居住。他们白天在教学之余共同研究教务工作，组织师生打篮球，晚上在煤油灯下无所不谈，成了真正的“三同”好友。昌熺还有意把许多进步书刊介绍给仕铭阅读。仕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校长身份，他觉得昌熺心中好像存在另一个与现实完全不一样的美好的理想社会。几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仕铭越来越觉得在昌熺身上有一种无穷的阳光能量吸引着他。在昌熺的不断帮助、影响下，仕铭终于杜绝了之前那些社会陋习，对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坚持抗战到底，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道理也逐渐加深了认识。母亲见到仕铭一天天向好，对昌熺非常感激，而昌熺也与仕铭一家建立起了更加亲密的关系。乡长陈国福依旧像往常一样，时常前来邀约仕铭去吃喝玩乐，可仕铭为了有更多时间听昌熺讲革命道理，也为了彻底去掉陋习，每每借故推辞。推辞的次数多了，乡长陈国福便心生嫌隙，设计排挤严仕铭，给他“穿小鞋”。

1940年8月，陈国福逼迫仕铭辞去乡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调他到另一所国民学校（乡内片区的分校）任校长。性格刚烈的严仕铭拒不接受调动，无奈只好离开蟠扶乡，到阳春中学当勤杂工兼图书管理员。黄昌熺则由组织安排到阳春先农乡中心小学教书，并担任中共先农乡党支部书记。在这半年时间里，通过中共党员黄昌熺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严仕铭从一个失去了理想的青年教师，迅速转变为一个向往新世界的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正如他在解放后的一次思想检查总结中所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我的个人前途不堪设想啊！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我延续下来的。”

三、人生重大转折

严仕铭在阳春中学工作期间，黄昌熺仍然经常利用回城机会和假期继续对他进行培养教育，使他对中共党组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严仕铭从此以后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希望早日成为中共党员，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此期间，他经常接受黄昌熺交给的事务，如主动接触阳春教育界一些党员，接受党的思想教育；利用假期回蟠龙中心小学启发原来有交情的教师，克服悲观不作为思想，提高育人意识，增强自身修养。不久，蟠扶乡中心小学十多名教师和学生家长强烈要求严仕铭回校任教，还推荐提名他为副乡长。群众的呼声是十分有威慑力的，乡长陈国福为了稳住蟠扶乡人民，只好忍气吞声答应群众所有条件，让严仕铭回到蟠扶乡任副乡长，并兼任中心小学校长。从此，蟠扶乡和中心小学又恢复如初，群众和学校师生又有了主心骨——“蟠龙王”严仕铭。

1942年7月，为了加快发展蟠扶乡革命根据地，抵御日军入侵，周天行派黄昌熺重返蟠扶乡中心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周天行又抽调阳江县党员陈华森（化名陈树德）和阳春中学毕业的党员陈明到蟠龙沉冲小学当教师，加强蟠龙党组织工作。黄昌熺、严仕铭、陈华森、陈明等在蟠龙结交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他们经常小聚讲革命故事，为今后组织武装斗争作准备；根据黄昌熺的提议，在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建立“少年学习小组”，培养教育了严仕铭的胞弟严仕郁和欧圣聪、钟景宏、陈义珘等一批进步学生，为后来建立六团培养了骨干力量；他们还把一批学生家长培养成为“二五”减租斗争的积极分子。

严仕铭重返蟠扶乡任副乡长后不久，黄昌熺认为严仕铭已经具备党员条件，便向中共阳春分委（相当于中共阳春县委）呈报了介绍严仕铭入党的请示。当时正值中共韶关党组织出了叛徒，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暂停发展党员。究竟可不可以在此时吸收严仕铭入党？中共阳春县分委向中区特委驻恩平、两阳的特派员周天行做了请示。中区特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日后在蟠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需要，决定特事特办，破例批准严仕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2月，严仕铭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昌熺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特批入党，这是严仕铭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节点。（据严仕铭自传描述，1989年他回广东与战友一起去探望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同志时，刘田夫对他说：“严仕铭，你是当年特批的党员啊！”话中含有无比赞许之意。）

四、肩负革命重任

1943年5月，上级决定把黄昌熺秘密调离蟠扶乡到抗日武装部队工作。蟠扶乡下一步党的工作如何开展？这副重担无疑是落到了以严仕铭为主的党员肩上。临行前，昌熺在晚饭后与仕铭到村头的小木桥边草地上来回散步，亲切交谈。昌熺对仕铭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强调党的工作就是老百姓的工作，要懂得始终站在群众中间，善于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大家才有好日子过……黄昌熺离开蟠扶乡后，严仕铭经常回忆同学的话，牢记“群众”二字，在党员陈华森和陈明等骨干分子的支持下，多方了解新的情况，认真听取群众的愿望，及时向组织汇报。

1943年6月，党组织根据地方群众的意见，决定由严仕铭出面，发动蟠扶乡各村农民向地主进行“大斗改市斗”统一计量的减租斗争。严仕铭以副乡长的身份与乡长陈国福和保长薛继谋等商定，利用国民党政府推行度量衡改革的时机，以乡公所的名义，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按省政府度量衡改革的法令，他们一律改用市斗（市秤）交收谷租。结果，申请得到国民党省政府的批准，使减租斗争取得合法依据。此事令春城的地主（权贵）大为恐慌，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乡长陈国福，另一方面扬言要向广东省法院告状，控告蟠扶乡公所“侵犯业主利益”。陈国福收受了地主重礼，不支持农民，但又不敢得罪以严仕铭为首的农民群众，自己躲到城里不露面。严仕铭在党员陈华森的配合下，号召农民坚决以市斗交租，并取消送谷租到地主家的规例。他们联络本村严仕光和大寨的罗光等积极分子，发动各村农民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与地主抗争到底。在这种情况下，沉冲村薛大千和薛大德两位地主只能低头接受，家住春城在蟠龙有田地的大部分地主（占70%）也接受了现实。但也有个别持极力反对态度的，如春城地主梁荣勋带两名武装警察到蟠龙乡公所坐镇催租，严仕铭及时通报各村农民联合起来抵制，最终取得“二五”减租斗争的第一次胜利。此事得到中共阳春分委负责人郑宏璋的大力支持，并向全县有党员的山区各村推广。从此以后，严仕铭这个“蟠龙王”更加出名，群众威望无人能比（且直接影响附近乡和阳江、恩平边界附近的乡村），蟠扶乡农民出现空前的团结景象。在他的带领下，蟠扶乡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稳固群众基础的抗日根据地，并在日后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开启军旅生涯

1945年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挺进粤中，计划在阳春发展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2月25日，司令部派连队司务长李宗望（岗尾人）带信通知严仕铭和在春城的黄昌熺母亲。李宗望走到蟠龙时与乡长陈国福正面相遇，李宗望在阳春青年书店工作时认识陈国福，李宗望曾经对他谈论过抗日主张。陈国福对李宗望突然在蟠龙出现有所怀疑，回到蟠扶乡公所即打电话向县长陈启钊报告，非常肯定李宗望是共产党人。陈启钊即电话通知龙湖乡乡长严文郁实施抓捕行动。李宗望走到龙湖乡驻龙庙哨岗时被抓住，敌人在宗望身上搜查出一支手枪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严仕铭的。情况十分危急，严文郁立即给严仕铭打电话说明情况（他们两人原本相熟）。严仕铭立即找到严仕浓、梁传队，三人什么东西都不带，匆忙向二区区署（合水）的留垌方向撤离（当天下午蟠扶乡陈国福接到县长的电话“要抓住严仕铭”，却扑了一个空），然后向阳江珠环方向穿越大山寻找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历时数天，他们遇到村庄就打听消息，并讨碗清粥吃补充体力。最后，在阳江县珠环找到了部队，找到了黄昌熺。自此之后，严仕铭、严仕浓、梁传队开启了军旅生涯。

1945年3月18日下午，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阳春先农乡沙塘岗村成立第六团。不久，严仕铭随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第六团到达蟠扶乡，动员当时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的学生和青年农民骨干分子，共18人参加革命队伍（参军），组成团部直属队（又称金星队），接着又招收了不少志愿者参军扩编为警卫连，严仕铭任连长。

严仕铭在自传中写道：为了迅速稳定游击区群众的生活，他充分发挥本地人缘优势，对匪斗争沉着、机智、勇敢、坚定。他在消灭凶狠匪帮“大牛车”“开花木”（恩平清湾地盘匪首）的斗争中，智勇双全独闯匪穴，单枪匹马深入土匪营地，以会谈为由，自己甘当人质，将五名匪首“请”到阳春蟠龙保我军司令部。当这五名匪首到达后，我部队立即将他们逮捕，并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而被土匪留作人质的严仕铭，则机智地通过事先安排好的内线人员协助脱离匪巢，安全归队，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六、为革命舍小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国民党军就在“双十协定”的掩护下，突然发动内战，集结重兵围攻我广东抗日解放军。10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上级决定各部队暂时返回原抗日根据地，以小股分散活动形式继续开展对敌斗争。12月，严仕铭跟随黄昌熺、黎明、陈庚、陈明、邓太威、周道泽（周景光）、邓太升、陈功等同志组成的短枪队，在阳春、阳江、云浮（西山飞地）三县交界地区和漠阳江两岸的蟠龙、龙湖、先农、崆峒、西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阳春有效地打击了地方的黑恶势力，令当地国民党顽固派既怕又恨。国民党阳春当局以县长陈启钊名义贴出布告，悬赏缉拿抗日解放军六团的17名阳春籍指战员。其中严仕铭的“赏格”是3万元。这个布告还刊登在当时的《阳春日报》上。所谓赏金，全部要由被通缉者家属拿出。国民党军除派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外，还疯狂残害我六团阳春籍指战员的家属，镇压支持抗日解放军的群众。严仕铭家住蟠龙新寨，敌人进山扫荡前，群众就把他的家人全部转移到梨冲坑的山林中隐蔽。敌军入寨后，在他家抓不到人，就把仕铭的家封了，还抢走了一头牛。县保警撤走之后，群众对乡长陈国福转达了黄昌熺的口头警告：“你敢封严仕铭的屋，你在扶民（七保）的家也跑不了，搏了你算了。”陈国福吓得立即写了八个字的回条：“容而不通，避而不抗”。后来仕铭家人回到新寨，打开封条，入屋居住，照常生产，而陈国福因害怕把事件搞大，便辞去了蟠扶乡乡长职务。

1946年6月30日，严仕铭奉命与黄昌熺、郑宏璋等十多名指战员一起，随东江纵队乘船从香港北撤至山东解放区。严仕铭在出发之前，深知此次远行难回故土，便嘱咐家人和亲友一定要相互照顾好，顽强地生活下去。

在解放战争中，严仕铭先后在华东野战军所属三纵七师下属部队担任过俘管队指导员、政治部联络干事、司令部侦察参谋、队务参谋和侦察股副股长等职务并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湘南会战等重大战役。1949年随队编入第二野战军，跃进云贵川，挺进大西南，在此期间，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七、坚定为党奋斗终身

1950年6月，严仕铭随所属十八军五十四师进军西藏，参加了川西剿匪战斗。

1951年4月，严仕铭随军徒步翻越折多山后，还参与修建川藏公路二郎山段、甘孜机场，抢修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公路等。

1952年6月初，严仕铭随部队从西康德格门扎寺出发前往拉萨。

自从1946年北撤山东后，严仕铭再也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消息。即使这样，他也从未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直到1950年6月17日他才收到第一封家书，方知全家老少尽皆平安，尤其是弟弟严仕郁也参加了革命，当上了人民民主政府的区长，这令他十分高兴。

1954年，严仕铭从五十四师政治部调到西藏军区政治部任科长。

1957年，严仕铭从西藏拉萨调回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任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调到成都西藏军区八一学校任政委，长期从事军队干部子弟的教育工作。1987年按副师级待遇离职休养。1990年7月因病逝世，享年74岁。

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