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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严仕铭被推荐当上蟠扶乡副乡长后，党组织利用仕铭在蟠扶乡的影响力，发动蟠扶乡各村农民向地主（权贵）进行“大斗改市斗”的减租斗争。
最初，严仕铭考虑的是如何为当地老百姓减轻生活压力，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各处地主所收的谷租标准不一样，且不管多远的山路都要送谷租到地主家，这是严重剥削老百姓的现象。严仕铭走访了不少农民家庭，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于是，仕铭首先对全乡的土地作了统计分析：蟠扶乡有土地4000多亩，家住春城的地主们约占有其中70%，蟠扶乡公所、地主占有20%，农民仅占有10%。农民用市秤向地主交租100斤，只相当于地主大秤的83斤，这就迫使农民向地主多交了17斤稻谷。许多农民都要交双头租（每年一斗种要交两担谷租），一担大斗租相当于市秤130多斤，最高的相当于150多斤。那时候正常年份水稻单产通常在250—330斤，如遇到歉收时节，农民靠单造收成先还了所有谷租，结果到了第二年春至夏收时普遍进入饥荒时期，被迫又要向地主借谷度日。农民耕地主的田地，除了交双头大斗租之外，还要将谷租送到地主家里。所以，农民长期处在高租重压之下，生活十分贫困潦倒。如果按大斗改市斗（统一计量）交租计算，蟠扶乡农民每年平均可以向地主少交200多斤谷，每户农民家庭基本可以度过饥荒时期。
掌握了这种情况，严仕铭抓紧找了几位保长反复以单个家庭的年产情况进行复核，得到了众人支持，便以副乡长的身份与乡长陈国福和保长薛继谋商定，利用国民党政府推行统一度量衡改革的时机，以乡公所名义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按省政府度量衡改革的法令，一律改用市斗（市斤秤）交收谷租。结果申请得到国民党省政府的批准，减租斗争获得合法依据。
蟠扶乡的农民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欣喜若狂，纷纷奔走相告，连附近的龙湖乡农户也开始效仿，大家都称赞道：“蟠龙王就是蟠龙王！”
蟠扶乡的减租斗争，为广大农户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坚决拥护，也使阳春城的地主阶层大为恐慌。地主们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乡长陈国福，另一方面扬言要向广东省法院告状，告蟠扶乡公所“侵犯业主利益”。陈国福收了地主重礼，不支持农民，但也不敢得罪以严仕铭为代表的农民势力。对这一场农民与地主的减租斗争，陈国福按地主的意图，宣称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此举遭到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他干脆就躲到城里不露面了。
严仕铭在党员陈华森的指导下，号召各户农民坚决统一以市斗（市斤）交租，取消把谷租送到地主家的规例。并且联络各村积极分子，发动农民互相鼓励，与地主抗争到底，迫使地主请人到各村统一收租。
此时，蟠扶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发现地主常结伙密谋，准备用“旧规则”打官司。农民兄弟们也意识到必有一场较大斗争，大家推选钟廷均、陈聘余、陈超谏、梁运永、吕恩5人为代表，随时准备出庭与地主们论理。
地主曾佩周让刘传敩要求严仕铭带头交租，并劝说农民不要闹事，严仕铭以众怒难犯为由，婉言拒绝。
春城地主梁荣勋带两个武装警察到蟠扶乡公所坐镇催租，农民没有理会，梁荣勋就让警察把佃户梁昌培抓来，企图送官处理。梁昌培被警察抓走后，严仕铭派人通报各村，聚集近200人在塘薄垌桥头拦路包围梁荣勋，大家异口同声斥责他不遵守政府法令，反而恃势捉人，非释放梁昌培不可。梁荣勋招架不住，狼狈不堪，让两个警察赶快收回匣子枪，放了梁昌培。两个轿夫都是龙颈村农民，见人多势众，群情激愤，胆子也大起来，拒绝给他抬轿。梁荣勋威风扫地，只好灰溜溜地步行回城。
地主梁荣勋在蟠扶乡催租失败后，春城蟠龙的地主不敢用大斗收租了，而且将谷租送到地主家的规例也被废除了。地主的谷租如要农民运送，运费由地主们负担。
蟠扶乡农民取得“大斗改市斗”交租斗争的胜利后，中共阳春分委（相当于阳春县委，地址在阳春先农乡屯堡小学）负责人郑宏璋决定利用国民党参政会通过实行“二五”减租的条文，在有党员的山区各村发动“二五”减租斗争。
秋收后，先农乡（抗日游击区）长寨、三岗山、龙塘、土地面、板桥岭、山口、鸭寮岗、那魁、善田、鹤垌、围仔、平山坡、沙塘岗（沙岗）等村农民对前来催收谷租的地主申明，按省政府“二五”减租法令的规定交租。先农乡郑宏璋以副乡长身份与周道庄站在农民一边，组织起40人的武装壮丁队，保护农民向地主开展减租斗争。
岗尾乡地主李竹秋、叶德标和春城游君寿等到先农乡各村收租，不允许农民减租，农民理直气壮地说：“国民党省政府都提倡‘二五’减租，难道你敢不执行？”地主们见有乡公所和壮丁队为佃户撑腰，只好同意减租，有多少收多少。
阳春北部的平坦乡瓦盎、大垌水、咸虾岭、计石、那远和那乌乡的马狮田，漠南地区金旦乡的金堡村等，在党员的发动下也在1944年开展了“二五”减租斗争。
中共阳春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