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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之一，我国古代就有金石之学。20世纪初，以王国维、傅斯年、陈垣等人为代表的国学家强调史源、史料之作用，金石即为重要史料之一。发挥金石的作用，离不开原始材料，因此古往今来就有大量金石文献汇编，如赵明诚之《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粤东金石略》等。鄞邑（原称鄞县。2002年2月，撤鄞县设鄞州区。2016年9月，奉化江以西划归海曙区，以东区域与原江东区合并，成立现今鄞州区）历史悠久，号称“文献之邦”，保存有大量金石资料。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并未有单行的地方金石志、金石总集存世。有鉴于此，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以历史的责任感，承前启后，主持开展全区金石调查综合工作，《鄞州金石录》便是此次工作的成果汇编。
金石调查汇编，是鄞邑历史文化的传统。自古以来，鄞地金石调查总汇工作，主要由官府包括机构、团体组织实施，但也不乏学人、学者私人进行调查。
私人调查已不可详考，但尚有一些文献为证。宋人魏岘曾居今鄞江镇它山堰附近，编撰《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常与乡人询问故旧，并实地考查，书中的“前人之文”或有田野调查之功。明末清初，高宇泰在编著《敬止录》亦有采访。此外，一些学者在编修专志时，亦曾从文献和实地搜集金石文字，汇入志书，如《东钱湖志》和编修有序的《天童寺志》等文献。此外，鄞邑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金石藏家和金石学学者，如马衡、马廉、冯贞群等人。
官府或公共机构、团体调查或始于宋。宋乾道五年（1169），明州知州张津编修志书，令僚属在旧有资料基础上采访编摭，成乾道《四明图经》。该志卷十一专载碑文、铭。据此可知，鄞州金石调查的起源应不晚于此时。其后，甬上诸志皆承前志，或列专章，或散入各卷。这些志书中以同治《鄞县志》和民国《鄞县通志》最著。
同治《鄞县志》中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一皆为金石，收录了汉代至清代鄞县的碑碣、砖铭、经幢等各类金石文献，每一则金石均附题名、所在地，大部分金石皆录原文，并附考证、案语。这三卷“金石志”从所载地名来看，部分金石应经过志局采访人员实地考查，较为精确，加之考证精审，颇为后世学者倚重。1977—2006年，中国台湾地区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编》系列和2000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皆以之为“鄞县金石志”。
民国《鄞县通志》的“金石”编入《文献志》中。它的编撰离不开鄞县通志馆的“金石调查”。1933年，鄞县通志馆决定拓印馆内未入藏的金石，共拓得汉代至民国金石973件，另有年代不明者27件，合计1000件，其中在今鄞州区地域者约300件，占十分之三。这次活动是近代宁波官方主持的规模最大、勘探最周、寻访成果最丰富的一次金石调查。故而《鄞县通志》的“金石”编正文囊括礼器、摩崖、碑碣、法帖、砖甓等五类金石文献，引言则介绍了鄞县金石的存藏概况、历史价值，并指出鄞县石刻丰富的原因离不开梅园石等本地优质石材。此外，不少文集、家谱中也收录有一些金石文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近年来，鄞州区在金石资源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出版了《碑铭撷英》《鄞州碑刻选录》《〈宸奎阁碑铭〉考释》《天童寺金石录》《阿育王寺历代碑刻集》等书籍。此外尚有章国庆的《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和朱永宁先生的宁波古桥系列等专著，为鄞州成为“中国海丝之乡”“中国书法之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人的工作和这些汇编成果，为《鄞州金石录》编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但这些书籍或针对单块碑刻开展研究，或精选部分或专题碑刻进行文献整理，或对一个单位或部分年代的金石整理，收录范围还是有限。特别是因各种条件所限等原因，大量散落在民间的金石未能载录。
随着鄞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也基于宁波历史文化研究传承者对鄞地金石总集的强烈呼声，鄞州区迫切需要以现有行政全域为范围，并将现存历代金石汇集成册的一部文献总集。于是2022年起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接续文化传统，开展金石普查综合工作。三年来，调查人员对鄞州区公藏机构的金石文献进行地毯式调查，摸清了家底，又借助乡村各地民众力量，查勘散落在民居村落、厂房水库、山坳田野间的金石文献。2024年秋，在编著者十余年奔走、传拓积累基础上，古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现存鄞州金石专题普查工作圆满完成。
鄞邑历史悠久，现存金石数量众多，年代自春秋战国至民国，长达2000余年，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根据目前已有较为确切的金石文献调查数据，宁波市各区（县、市）中慈溪市（含今江北区原慈溪县地域）、原海曙区数量相对较多，最少的也就80余件。而鄞州区此次收录的现存碑刻有539件（套），加上摩崖、吉金、桥额等，共计633件（套），量居全市之首。就区内分布而言，中河、明楼、东柳、新明4个街道尚未发现有价值的金石文献，其余镇（街道）均有分布，以姜山镇、东钱湖镇居多。值得一提的是，邱隘镇历史上有记载的金石文献颇多，然此次实地调查成果却较少，这或许和城市化建设较早推进有关。
就年代而言，鄞州区现存金石文献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其后绵延至民国，未有中断。宁波市现存最早的金石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王”字青铜矛》出土于鄞州区云龙镇，现藏于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该器物上的“王”字亦为宁波境内已知最早的文字。秦汉至五代，江南地区金石文献相对稀少，宁波地区也不例外，鄞州区却有阿育王寺中的《常住田碑》（列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名录》）《心镜禅师塔铭》《唐故守右威卫长瑯瑘王府君铭志并序》等近10块碑刻。两宋时期，宁波地区文教大兴，故而鄞州现存金石数量多达50余件（套），类型涵盖碑刻、摩崖、吉金铭文等多个种类，代表性金石文献有《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隐学山复放生池碑》《天童宏智老人像及东谷无尽灯碑》等。元代，浙东地区因元末农民战争，金石文献存世不多，鄞州尚有《赵孟塎墓志》等反映宋末元初地方政治社会情况的重要碑刻。明清至民国时期是国内目前所存金石文献最为集中时期，鄞州存世金石文献数量庞大，佳碑叠出，有《天童中峰庵佛果应庵两祖法偈碑跋》《清雍正赞释迦文佛、观音大士偈》《甬东天后宫碑铭》《济众亭记》《天童玲珑岩甲寿径碑记》等。
金石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能补史志之缺，能辑佚文佚作，能载社会民生，能晓中外交流。鄞州现存金石就很好地体现了这几点。
中国古代的大量史书都聚焦于政治史，其所记载的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围绕政治史展开，即便如此，不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仍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如何去发掘这些湮没的人物、史实，金石文献是重要的史料之一，其中的神道碑、墓志铭等碑刻正是记载个人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较为详细地记述个人的家族情况、生平事迹、婚姻状况和子女情况。而一些历史事件则在史书上寥寥几笔乃至缺载，金石文献中的一些纪事碑却能很好记录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鄞州金石录》就收录有唐至民国不少地方人士的墓志铭、神道碑，不少人的事迹史书并无记载或记载甚少，一些女性人物的墓志铭则更为可贵。天童禅寺、球山书院、杨公祠等纪事碑则反映了这些建筑的修造（重修）经过，便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更好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文献学中有辑佚、校勘两门子学科。辑佚学重在搜集历代失传的文章，校勘学则是利用各类文献对古文进行校正以期勘出最佳文本。金石正是辑佚、校勘的重要史料之一。《鄞州金石录》中收录有多位无文集传世者的文章，如万齐融《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童祥熊撰林士堂墓志铭、张恩撰《义庵洪公墓志铭及盖》等；还包括有文集传世却集中未载的文章，如明人费宏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状元，后为内阁首辅，名重一时，其文集有《太保费文宪公摘稿》20卷、《明太保费文宪公文集选要》7卷，然而上述文集中并无本书所录《明故徵仕郎南京兵科给事中郑公墓志铭及盖》《故屠母封一品夫人墓志铭》等金石。可资校勘的金石亦颇多，如德清骆文盛在明嘉靖年间颇有诗名，人送外号“骆五言”，本书中有骆文盛撰《明故河南开封府汜水县儒学教谕诚静包先生配孺人陈氏合葬墓墓志及盖》一文，该文在《骆两溪集》中载为《明故诚静包先生墓志铭》，两文相校，颇有不合之处。此类金石在书中颇为可观，当可助力史学、文学研究。
当今，地方史、社会史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史学家、史学爱好者的眼光越来越聚焦于“小历史”。在“小历史”热中，金石亦为重要的史料之一，《鄞州金石录》中的部分金石资料同样可作为宁波甬商研究和“小历史”的佐证。宁波甬商研究重心已逐渐从虞洽卿、秦润卿、朱葆三等宁波甬商领袖研究向中下层宁波甬商群体转移，中小工商业者、个体经营者、工人、学生以及行业公会等社会群体愈来愈得到关注。《鄞州金石录》中的部分晚清、民国金石恰好记载了这些群体在宁波及迁居上海等地后的有关个人或社团情况，如《李振玉生圹志》就记载了李氏岳父、在上海经商的陈星权的有关情况，《童君生圹志》则详细记述了在沪的宁波商人童中莲与陈磬裁合作重修东庆桥之事。书中所录的大量茶亭碑、桥碑、重修庙祠碑则涉及到乡村公益事业，是颇为难得的地方社会经济史料。近代宁波又为开埠口岸，颇得风气之先，因而书中还有开辟轮船航线、设立新式学堂等大量反映城乡近代化的地方史料。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城市，金石正好是这一点的历史见证。《宸奎阁碑铭》等一批碑刻拓片在南宋时期就被带往日本，现在已成为重要文化遗产。不少鄞邑碑刻在日本被多次翻印出版，影响深远。《天童宏智老人像及东谷无尽灯碑》《天童中峰庵佛果应庵两祖法偈碑跋》《明州大梅山护圣禅寺重建记》也都在宁波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鄞州区的庆安会馆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重要建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会馆中收藏的《甬东天后宫碑铭》见证着宁波大运河商贾往来和会馆兴建的情况。
金石中的碑刻往往有不少名家书法之作，鄞州也不例外。《鄞州金石录》中就有不少本地和外地名家的作品，本地名家如沙孟海、朱复戡等人，其中《开通鄞大咸乡金山山道捐款碑》是目前已知沙孟海最早的一件碑刻，颇具艺术价值。外地名家的作品更多，有文徵明、李瑞清、吴昌硕、王一亭等人的书法作品。此外，鄞州尚存有不少“御碑”，如宋宁宗题额的《史浩神道碑》，天童禅寺内顺治帝、雍正帝亲书的五块御碑。
刻工和雕刻技艺是近年金石学研究的热点，《鄞州金石录》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书中收录的不少宋碑出自石刻家族陈氏家族之手，清末民初李良栋为宁波著名刻工，他的作品亦频频见于本书。此外不少石刻为画像刻石，技艺高超者如七塔寺《五百罗汉图石刻》、天童禅寺《天童宏智老人像及东谷无尽灯碑》，画像极具艺术特色。
有一些雕刻技法则颇为少见，具有研究价值。如鄞州姜山镇和奉化交界一带的部分碑刻在碑材磨平后，再人工对碑面进行凿切，使之中间内凹，碑额和四周边框高凸，碑文刻于内凹的碑面中，而一般刻工则在磨平碑材中直接雕刻。为何在这一带会出现独特的雕刻技法，尚待后续研究。
《鄞州金石录》编委会根据这次金石普查成果，结合相关专家学者建议，确定了“全面呈现、凸显特色，重在实用、注意保护，古朴典雅、文图兼美”的编纂、排版设计原则。从现有稿件看，呈现出若干亮点、特色和创新之处。
一是全面呈现，凸显特色。正如上所述，鄞州区此前出版的各种金石类书籍收录范围相对有限，此次以全区金石为视角，在各镇、村和热心民众帮助下，通过十年积累和一年重点调查，实现全区所有自然村（社区）全覆盖，调查成果最大程度反映鄞州区尤其是散落民间的现有金石资源全貌。同时，突破宁波近些年来同类金石类书籍重视碑刻，而忽略摩崖、吉金的作法，且根据鄞州实际，增加具有一定文史价值的桥额。这一收录范围即是历代方志中金石的搜录范围延续，也是在充分研究鄞州金石特色后的决策，使鄞州区金石资源载录更为丰满。为便于读者利用，编者又发挥自身传拓非遗传承人的专长，充分运用技艺等技术手段，让读者最大限度看清原文，并进行了全文抄录，使此书更具有文献保存价值。
二是体例求新，实用为先。包括宁波在内的国内地方性金石汇编多以朝代、年份编排。这种体例有利于读者从历史视角掌握区域金石现状，可查找起来却颇为不便，常常有同一建筑、同一主题的金石资料在书中分散编排，难以相顾。《鄞州金石录》则大胆创新，采用双重编排法，以金石收藏较多的单位（如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天童禅寺）、各镇（街道）等为一级目录，突出现存金石空间分布、收藏和文物保护的特点，一级目录下各金石再按年代排序，书末附按年代排序的总目录，以反映鄞州现存金石的悠久历史和时代特征。
三是文图互佐，考订精审。包括宁波在内的国内地方性金石汇编在配图上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每件都配金石拓片，但大部分图片精度低、尺寸小，读者看不清，几乎没起到配图的作用；第二种最为常见，每件都配金石拓片，图片尺寸大、精度高，可是一些金石本身就风化严重，难以辨认，配图意义不大；第三种即是本书采用的部分有价值金石予以配图，图片尺寸大、精度高，部分还配以多张图片。这种模式一方面文图互佐，让广大读者能在阅读中迅速了解重要金石文献信息，另一方面这种编排也令图片疏密有致，灵活美观。此外，编者也根据历史文献等资料补足缺字、难以辨认的金石，实在无法辨认的，则以“□”说明。大部分金石的撰写者、题额者、书丹者还编有小传，这些信息解读，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和参考。
金石资源是先人留下的珍贵遗产，是古今沟通对话的载体，是开启美好未来的钥匙。《鄞州金石录》是鄞州区现存金石的集大成著作，是鄞地历史文化的一份藏宝全图。希望本书的编印发行，能进一步促进全区各地和相关部门保护好、利用好金石资源，让鄞州金石成为鄞州力量、鄞州精神源源不息的重要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