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本侹兄送来《鄞州金石录》一书底稿，嘱我为序，已忽忽数月。我因诸事丛杂，一直难以静心拜读，更无庸作序，再三催促之下，已到了不得不交差时刻，只好勉力为之。

说起金石，我立马想起中学时代最喜欢读的一篇散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我当然是为其中的“故事”和“事故”而情动，对金石却是懵懵懂懂，但“金石”两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脑海中。在大学时，我爱上了古籍文献，在老师反复熏染下，我对金石的认识不断提高。大学毕业后，我任教于宁波师院，因为资浅学陋，古籍难访，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试着做一个田野调查。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乡下去访碑。这次盲目的访碑之行，并非一无所得，记得在北仑剡岙附近，发现了一块铺设的桥石上有“钱罕”的落款。那时我没有相机，不能照相为证，只能驻足良久。后在骑行经五乡碶附近石子路上，不小心摔倒了，皮开肉绽不算，还差点儿被大车碾压。这令人心惊肉跳的一摔，就将我的田野调查梦彻底摔破了。尔后我购买了一些金石书籍，如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之类，以备参考。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对宁波地区的金石信息格外关注，利用了大量金石资料，因此希望有关部门组织力量编纂《宁波金石录》的心愿亦愈益迫切。

自唐以来，宁波人就形成了铭刻的传统，留下的金石文献十分丰富。这些金石文献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宁波人文历史的最基础材料。宁波的唐代文献缺少，我们在研究时自然会将目光投向金石。《同治鄞县志》著录唐代金石约20件，至今存者寥寥。其中如“光溪咸通塔砖”，《同治鄞县志》称：“光溪塔砖文多剥落，其可考者‘咸通四年吴定元素记’九字。吴定，盖其人姓名，元素，当其字，或是造塔人，或窑家私记，不可详矣。”这条资料十分重要，或与郡治是否从小溪移来相关，但因缺乏实物佐证，难以引起学者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唐代推官韩杍材有《移城记》，据《宝庆四明志》，这块碑存在签厅中，这是研究唐代明州如何移城的最关键物证，可惜后来下落不明，而明州移城问题至今聚讼纷纭。唐大和七年（833）范的书写的《大唐越州都督府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曾被评为全国百块唐碑之一，2023年，入选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名录》。但有谁知道这块名碑曾长期浸埋在妙喜泉中无人知晓，直至万历十三年（1585），郡守蔡贵易来到阿育王寺调查苏轼书写的宸奎阁碑文，意外地在妙喜泉中捞出范的书《常住田碑》，发现其碑阴还刻有《妙喜泉铭》。蔡贵易兴奋地说：“数百年旧迹，一旦轩露，良亦有数哉。”这样幸运的事或许并不多见，大量的金石或因无人赏识，或因天灾人祸，而任其损坏与遗失，数量之多，无法统计。《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三志金石，感叹地说：“鄞之碑刻见于赵明诚、王象之所录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季海、柳公权诸迹，久失其传，即赵松雪《七观帖》，向在郡斋，今亦无有存者，云烟过眼，不独书画真迹为然也。”

金石散发的独特文化魅力，同时也吸引着无数有识之士前来探宝。金石之学至赵宋而渐盛，且纷纷应用于考据之学。稽之史籍，宁波人对金石情有独钟者大有人在，如南宋鄞县人蒋晓，为文劲正，阅唐金石刻最多，故其文似之。王应麟编纂《玉海》，其中有关碑铭题刻的记载和一些简要的考证，引人注目。元人廼贤撰《河朔访古记》，所记山川古迹多为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皆可以为考证之助。廼贤虽然记录的是河朔地区的金石遗文，但其野外调查的方法无疑启导了后人。明代范钦、范大澈注意收藏珍稀碑帖，范大澈还著有《碑帖纪证》。清代学者全祖望广泛搜罗金石旧拓，写出了大量精彩评跋。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重登范氏天一阁，从尘封之架中发现了无人过问的碑帖，编成《天一阁碑目》，并亲为作记。

宁波志书向有利用碑刻补正史事的传统。如《宝庆四明志》因《乾道四明图经》而重加增订，其中如唐刺史韩察之移州城，唐及五代郡守姓名，多据碑刻史传补入其事。乾隆及同治修《鄞县志》均设《金石》一目。同治志的编者尤其擅长运用金石证史，如明代刘洪升广东参政，李堂《书乡先生遗事》没有写明年份，编者有按语云：“原文洪升参政无年分，今考钱《志·金石》，言《独秀山记》在宁绍台道署内后圃石洞，弘治十一年三月广东布政使左参政郡人刘洪撰文并书，据是洪升参政当在弘治中，故补之。”金石属于本源性文献，比起纸质文献经过后人辗转刻印、转抄甚至肆意改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大大增强了其价值。举例来说，明代杨言撰写了迁建王荆公祠碑记，钱大昕录其文于《乾隆鄞县志》中，但多有改窜，《同治鄞县志》卷十一指出：“杨言之记，碑刻尚存，但间有漫漶处。钱志所载，颇觉点窜旧文，今依原刻录出，漫漶者阙之。”相比之下，杨记原碑更具真实性。同治志直接从杨言原碑录文，意在保存信息的原真性。

尽管宁波不乏研习金石的学人，也多有据金石以补史的实例，但始终没有编纂出一部汇录型的金石专著。2003年，鄞州区出版了马兆祥主编的《碑铭撷英》，实开宁波专门选辑碑铭之先河。我从时任鄞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杜建海那里借得此书，爱不释手，借助放大镜阅览一些照片，看到五代时邵诰撰《荥阳潘六府君墓志铭》记载鄞县人潘承福经营染丝、鬻帛、质赎三务，这一资料闻所未闻，就将这一发现写进了《宁波通史》第一卷中。近年来，宁波地区的金石搜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令人欢欣鼓舞。现已出版的各类金石录，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不少史籍记载的缺失。如唐代明州的乡里建制情况不明，以崇丘乡为例，纸质文献最早见于《宝庆四明志》，而从民间藏志石唐咸通十二年（871）《唐故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可以钩稽出“ 县崇丘乡”，证明崇丘乡早在唐咸通十二年前就已存在。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新出的宁波金石文献著作，成为我案头朝夕参考的重要工具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研究和写作需求。

我所认识的宁波研究金石专家，章国庆、李本侹可算是最牛的了，他们在圈内有响亮的名声。李本侹擅长传拓，以金石为心，孜孜于金石资源的调查考证，不惜披榛莽，穿林丛，志坚金石，痴心不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宁波的山山水水、田野村庄，都曾留下了他踏勘传拓的足迹。我在多种场合听闻了他诸多的“发现”故事，特别敬佩。比如大文豪苏轼曾为阿育王寺撰述并书写了《宸奎阁碑铭》，蜚声一时。但这块名碑几经多次毁失重刻，留下了不少谜团。本侹为这块名碑着迷，对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出版了《宸奎阁碑铭考释》一书。他在解谜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与古人进行穿越时空对话的那种快乐，亦唤起了一种无形而且强烈的责任感。此外，他还出版了《宁波摩崖石刻》《天童寺金石录》两部佳作。近年来，鄞州区政协尤为重视地方文化的梳理和挖掘工作，将全面寻找、整理、汇集全区的历代金石工作列入区政协2024年重点工作之一，这为本侹施展才华铺设了舞台。自2022年底起至今，他在近十年普查、拓碑基础上，集中精力，拓展、深化了全区金石资源调查工作。这种地毯式的调查，大大扩充了古代至民国时期鄞州金石的来源，将各类已知的金石尽数纳入。《鄞州金石录》便是一本汇集鄞州区境内现存金石文献的总集，图文并茂，纂录有序，确实是一本能让“金石重光”的作品。这项工作出于对古物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深刻敬意，实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金石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书法、工艺价值，这是世所公认的。金石录的编纂，既是一种传拓行为，更是一种阅读行为。我翻阅了本侹兄送来的稿本，获益匪浅。书中有不少碑刻已见他书载录，如《宋故史希道墓志铭》，撰文、书丹、题盖皆出名臣之手，书法清秀有致，早已得日本学者的青睐。也有不少新出碑刻，如《赵孟传墓志》，让我喜出望外。墓主赵孟传卖友降元，但其传记堂而皇之地登载在《延祐四明志》中，这为宁波历代正直文人所不齿，批评最激烈的莫过于明代学者黄润玉、清代学者全祖望。黄润玉在《宋德祐忠臣袁镛论》中说：“尚论忠臣袁公死节事，在宗室赵孟传虽奸，固难逃卖友之舆论。元世袁清容贤者，安得逞通谱之私仇？”全祖望在《延祐四明志跋》中说：“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颇有是非失实之憾。如谢昌元、赵孟传皆立佳传，而袁镛之忠反见遗，盖清容之父亦降臣也。”此所谓“佳传”，典出李百药纂《北齐书》卷四十八《尔朱文畅传》：“文略尝大遗魏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尔朱荣比韦、彭、伊、霍，盖由是也。”此所谓“佳传”，即指修史者出于某种私利而不恰当地拔高和美化传主道德品行的作品。全祖望所用“佳传”一词，正是承此而来。可是宋代遗民奉化陈著却对赵孟传赞赏不已，宁海遗民舒岳祥还写了《哭谢尚书》诗，称赞谢昌元为“翰林真学士，吏部老尚书”。可见当时有不少四明遗民称赞赵、谢，不独袁桷如此。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为此我希望能寻觅到更为详细的传记资料。我查了《四明赵氏宗谱》，遗憾的是赵氏族人对赵孟传讳莫如深，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资料。有一天聚会，本侹忽然告诉我鄞州区藏有一块《赵孟传墓志》，顿时唤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如今有幸获读碑刻文本，将其归为石刻的行年录。我检阅了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发现南宋宁波地区流行这种石刻微型年谱，如《宋袁商墓志》《宋史岩之墓志》，都是这种写法。虽然《赵孟传墓志》的行文缺少事实，更缺少人情的温度，对评价赵孟传的晚年行为无甚帮助，但在微观维度上，仍有助于后人了解墓主的履历及其亲属关系。如读《至正四明续志》卷十所收危素《福顺观记》，提到了一位临江路同知总管府事赵由松，考诸《赵孟传墓志》，得知此人应为赵孟传第二子。又检《鄞州进士录》，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任仲高，没有留下生平信息，考诸《赵孟传墓志》，得知此人为赵孟传大女婿，元时官承直郎、台州路总管府判官。《同治鄞县志》卷五十九《金石上》著录：“《重建大成殿记》，承直郎、前台州路总管府判官任仲高撰。”这一著录十分准确。但《全元文》第三十一册收录任仲高《大成殿记》，小传仅云：“至大年间在世。”不免疏漏。《鄞州金石录》中，能够起到存史、证史、补史作用的例子甚多，关键在于阅读者是否存有法眼。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期望以金石为切入点，促进和营造全区保存金石、认识金石、研究金石的良好氛围，以金石为媒，讲好鄞州过去的故事，为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首善之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曾发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指示，《鄞州金石录》的出版，正是“活化”的一个范本，也是让世人了解鄞州的一个魅力四射的窗口，我愿为此击鼓而呼。是为序。

202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