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红色文化撷英：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武乡县历史（1933-1949）最新章节_中共武乡县委党史研究室著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农民“抗债团”

一、农民“抗债团”的建立与活动

1933年5月，李逸三通过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大革命时期苏区的经验，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即与史怀璧、高沐鸿等组织发动贫苦农民和小学教员，成立农民抗债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以便向武乡的地主、富农展开斗争，解救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

1933年初秋，根据中共山西特委的指示，武乡农民“抗债团”成立大会在县城（今故县村）“流通图书馆”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李逸三、高沐鸿、武光汤、史怀璧、武三友、武贵同、王锦心、李福元、李尚文等10人。会议选举武三友为“抗债团”团长，李尚文为副团长。“抗债团”成立后，印发了《晋东南抗债团宣言》。中共武乡县委下设的东区、中区、西区3个中心支部，都加强了对各个乡村“抗债团”团员的领导，组织发动了以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为中心的农民“五抗”运动。“抗债团”的建立，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经过秘密发展，“抗债团”团员很快增加到200余人。他们边宣传、边发动，使“五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抗债团”最初的活动，主要是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以此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进而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此，3个中心支部做了具体部署：东区支部负责墨镫至县城这段村庄，中区支部负责县城以西、坡底以东的地段，西区支部负责坡底以西、分水岭以北的地段。抗债团团员在各中心支部的具体部署下，分头行动，在武乡的故城、段村、蟠龙、洪水等村镇贴满了传单，传单的内容是：“年成坏，不还债”“穷人没衣穿，没饭吃，哪有钱还债”“穷人团结起来，打死恶霸地主不顶命”“共产党来了，地主寿命不长了”，等等。这次宣传活动，起到了威慑地主阶级、进一步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

随着斗争深入开展，“抗债团”进一步组织群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团员中选拔出一批忠实勇敢、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硬抗队，专门对付那些反动透顶的劣绅土豪。下北漳村地主李林春，外号“活阎王”，谁欠了他的债，他就将谁逼上死路。一次，他到窑上沟村向煤矿工人逼债，被埋伏在路旁的东区“抗债团”硬抗队队员王中秀痛打一顿。西区“抗债团”成立后就宣称：“若不摧垮地主债，群众就要受大害。”岸北村地主黄林忠，听到“抗债团”的口号，便不敢再借故敲诈勒索。广大农民有“抗债团”撑腰，对所欠债务，迟迟不交，当年冬季就抗住县城恶霸地主范希云的地租1350多公斤和赵太和的高息1000多元。在此情况下，地主豪绅惶恐不安，纷纷向县长吕日新告状。吕日新也惧怕“抗债团”的力量，表示无能为力。此后，不少地主慑于“抗债团”的威势，停止了收租逼债，从而大大减轻了贫苦农民的经济压力，“抗债团”初步取得了胜利。

为了便于活动，县委决定，利用社会上原有的社团公开合法的形式，掩护党领导下的“抗债团”活动。东区支部魏名扬、西区支部李尚文都组织了拳房，以合法的形式，掩护地下斗争。1934年腊月，在县委的指示下，“抗债团”粉碎了旧政府假选举的阴谋。如段村欺压乡民的旧村长武承志就落选了，而让具有进步思想的武子会当选为村长，农民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武乡农民开展的“五抗”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学习苏区农民运动的经验的产物，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有力推动了附近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为后来开创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县委和“抗债团”领导人缺乏经验，致使革命力量过早暴露，使党组织遭受了第一次严重挫折。

二、武乡党组织第一次经受严峻考验

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抗债团”，同封建地主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租抗债斗争，引起了地主、官府的恐惧与仇视。与此同时，《武乡周报》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欺凌，亦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于是，官府和地主、豪绅纷纷向山西反动政府进行控告。加之，1933年11月，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从被捕入狱的武乡旅京学生武华、李晔的住处搜出了《武乡周报》，当即便向山西当局做了通报。因此，山西反动当局将武乡划为全省“四大赤县”之一。在此期间，敌人又得到李逸三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县公安局局长携带此书赶赴太原，与国民党山西省反省院院长武誓彭密谋，策划抓捕共产党员。

1934年正月的一个夜晚，县公安局派出警察，连夜赶到李逸三的家乡北良侯，偷偷包围了李逸三的院落。拂晓，巡官带着警察，冲进李逸三的住宅，把他抓到县政府。同一天，武光汤和武骏图也被逮捕。同时，敌人对高沐鸿下了通缉令。此时，高沐鸿早已离开武乡，史怀璧因到沁县接党的关系，未被逮捕。又隔了几日（正月十六），武乡第一高小进步教师李嘉树、史稽古给学生们讲：“要提高警惕，有些秘密文件及刊物，该烧掉的就烧掉。”这天晚上，学生史亚夫、张超等4人，发现东城墙上有巡官活动，他们意识到这是巡官在抓人，史亚夫请假躲避，而进步学生张超却被巡官抓了关押起来。

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捕后，《武乡周报》，以及“流通图书馆”“印刷合作社”均被查封。由于共产党在群众中有威望，“流通图书馆”被查封后，同情者当夜从天窗潜入，转移了重要的革命书籍。巡官搜查周报社办公室时，曾发现一本遗漏的党内刊物《上党红花》，同情革命的警察梁用之，趁公安局局长梁楫不注意，迅速将此书踢入地炉中烧毁。

党组织的领导人李逸三等被捕后，他们对党忠贞不渝，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气概。当史怀璧、武三友到监狱探望李逸三时，他暗示同志们要注意隐蔽，继续斗争。后来，李逸三被押到太原法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为罪证，加上“宣传共产”的罪名，被判刑6年，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后转到国民党山西省反省院。

敌人的大肆抓捕，使武乡党组织遭到第一次大破坏，受到沉重的打击。事实教育了党员，使他们更坚定了对敌斗争的意志。除个别党员发生动摇外，党的基层组织转入更隐蔽的农村坚持活动。

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县委与山西特委联系中断（因特委的联系人只有李逸三知道），县城党的活动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党的骨干、积极分子非常焦急。为了同上级取得联系，赵瑞璧几次上太原寻找上级组织。初秋的一天，经赵益三介绍，赵瑞璧终于与中共山西工委取得联系。工委当即指示：（一）由赵瑞璧负责领导武乡党的工作；（二）整顿党和“抗债团”的组织；（三）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隐蔽党、团组织；（四）由武乡派出交通员，并规定了联络办法和联络地址。赵瑞璧带着省工委的指示回到武乡后，由赵瑞璧、程登瀛、武三友组成中共武乡县委，赵瑞璧任书记。县委重新与全县三个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首先在组织上进行了审查，清洗了一些动摇分子，恢复了党的活动，决定由李丙权担任县委地下交通员，决定魏名扬参加东区党支部的领导。经过整顿和教育，纠正了过去过分暴露等“左”的冒险倾向，党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对利用合法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武乡党组织的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三、南神山会议和发展农村党组织

1935年农历三月二十四，南神山庙会正盛，党组织利用这一混乱时机，在一处密林中选定了会址，召开了秘密会议。到会的有赵瑞璧、李丙权、王锦心、魏怀德、李福元、程登瀛、武寿彭。武三友因事未能参加，派李旭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加强斗争和党的活动方式等问题，并作出四项决定：（一）加强对全县群众性武术活动的领导，扩充这方面的人员，发展党组织，为将来创建党的游击武装奠定基础；（二）派魏怀德打入县公安局，分化瓦解其公安人员，获取敌人内部情报；（三）党的活动方式，要隔断横的关系，采取单线联系；（四）加强对党员和“抗债团”团员的教育，要求必须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这次会议在武乡县建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南神山会议之后，武乡各区支部迅速开展工作。当时，阎锡山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活动，禁止群众集会。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就着手组织国术团，以学拳练武打“国术”作掩护，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骨干，进而在这些骨干中吸收党员，成立党支部。在东区，魏名扬、王占鳌、王炳文、郝得胜、李德盘、刘靖国、李五孩、王中秀、梁毓台等到处奔波，很快在20多个村庄成立了以党员和抗债团团员为骨干的国术团，许多山庄窝铺也建起了拳房，发展有数百人之多。宋三孩、高丙水、王碾存等国术团团员，活动比较频繁。枣烟魏名扬、贾豁刘清国、上司新庄赵林田等国术团团员，经常活动在贾豁、大有、北岭一带。凡有庙会的地方，都有国术团的活动，一时国术团声威大震。因国术团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又有大刀、长矛在手，故使地富官家闻之丧胆。

东区支部除组织国术团团员向封建地主展开斗争外，还在斗争骨干中物色对象，秘密介绍其加入党的组织。如程登瀛在窑头村任小学教员时，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窑头村的李福元，之后还有峪口村的王苟丑、王马孩、王黑丑，枣烟村的魏名扬等人。一般都是先参加“抗债团”，后介绍加入党组织。入团要求很严，参加“抗债团”的条件与入党几乎一样。对这些骨干，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讲解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出路等道理。在魏名扬等人的宣传影响下，多数人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去“找”共产党。就这样，东区支部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党员，并在一些较大村庄成立支部。李峪垴村的姜书祯（姜一）由于家业破产，生活困难，上高小不到一年就辍学回家劳动。1933年冬，魏名扬来到李峪垴教练拳术，住在姜书祯家中，经常给他和他们村的青年讲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也要建立那样的社会。以此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意志，并介绍李宏胜、姜天明等加入党组织。同时组织了“抗债团”，吸收姜书祯加入“抗债团”。到1935年秋，介绍姜书祯加入党的组织。运用类似的方法，东区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支部也逐渐建立。到1935年年底，东区支部下辖16个村党支部。如峪口村当时是中心支部，组织健全，支部书记王马孩，组织委员赵全孩，宣传委员王用予，还有枣烟、大有、贾豁等村也都建立了村党支部。全县农村党支部发展到21个。农村党支部的迅速发展，使党组织深入广大群众中间，对于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反贪官斗争起到了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发展党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致使一些党员党性不强，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除国术团活动以外，党在农村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群众性的抗债、抗租。武东的反“官盐店”斗争，多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还处于低级阶段。党的工作任务是：团结周围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说理斗争。这在当时有个明显特点，即党员、群众“众口一词”。武东的反“官盐店”斗争，就是组织农民从太谷、榆次挑些硝盐沿村换卖，以解决农民吃盐难的问题。后来硝盐也来不了，武东农民就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淡饭会”，干脆不买“官盐店”的食盐。因为食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尤其是贫苦农民受“官盐店”的欺压与剥削，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县委一提出组织“淡饭会”，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官盐店”生了疑心，就在群众中或对卖小盐的人进行追查、扣押、罚款。党组织就针锋相对，动员群众，同查盐者说理，迫使官方妥协。斗争虽然处于低级阶段，但是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对群众鼓舞很大。

四、武乡党组织第二次遭受挫折

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讨逆的爱国义举，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广泛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促成了阎锡山政治态度转变，推动了山西特殊抗战局面的形成。

当时，阎锡山强迫农民成立“防共保卫团”，给武乡派来一个“防共团”大队，分8个连，分散到洪水、蟠龙、段村、故城等镇，迫使村村“联防会哨”，加紧对革命力量的武力镇压，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党组织按照南神山会议精神，隔断了横向联系，采取单线领导，隐藏了文书、蜡版及一切文件，并对党员加强了气节教育。由于党组织的重点在东区的窑头、峪口一带，东区支部书记程登瀛在峪口河神庙同地下党员魏名扬谈话，让他注意隐蔽，保存力量。为了掩护党的活动，程登瀛还要求魏名扬挑选一些机智勇敢的党员打入“防共团”，及时探听敌人的消息，操纵敌人的武装，维护党和群众的利益。这次谈话之后，魏名扬首先将所有的党内文件装在铁筒里埋入地下。当时，“防共团”的发展原则是：富人当兵，穷人出钱，家里有50亩地者才能加入。但富人不愿当兵，便雇人顶替。于是，魏名扬利用这一机会，分别到贾豁、窑上沟等地进行串联活动，选择可靠的党员，主动顶替地主、富农去参加“防共团”，掩护党的活动。在党活动的重点地区，群众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窑头等村还派人秘密站岗放哨，准备以软硬两手，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尽管阎锡山政权对武乡党的活动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党的组织还是日趋壮大。可是，就在党的工作开创新的局面之时，武乡党组织第二次遭到破坏。

1935年年底，在太原读书的武乡籍人武楚，将他的同学侯昌龄介绍到段村武梦玉处，侯昌龄来段村后因为没有和中共山西工委打招呼，故党组织未与侯昌龄发生联系。但是段村支部个别领导被骗失密，暴露了部分党组织的领导机密。侯昌龄回太原即向阎锡山当局告密，致使武乡党的组织机构又遭破坏。1936年2月，西区支部的李丙权、任丑儿，中区的魏富锁，打入公安局的魏怀德，东区的赵瑞璧，分别于各地被捕。程登瀛、武三友迅速外逃，并通知各支部党员外出，避开了敌人的追捕。武三友潜入石家庄、大同等地。程登瀛经石家庄，后奔北平与高沐鸿、赵硕宾（山西榆次人，当时是北平新闻学校学生，共产党员，做社联工作，当世界语翻译。高去北平后与赵硕宾住同房）在一起，后参加了西安事变，一直在外地工作。赵瑞璧等5人被捕后，先后被押送太原审讯，但敌人因未获任何证据，只好以嫌疑犯名义将他们关押。魏怀德、魏富锁通过社会关系，取保释放。

党组织第二次被破坏，损失惨重。值得庆幸的是，此次事件是由山西防共委员会责令武乡官方采取行动，因当局不知其他基层党支部的情况，故除段村支部外，别的支部未遭破坏。武乡地下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又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络。在此情况下，党的骨干分子李福元、魏名扬于1936年秋又开始积极活动。

武乡地下党在4年中遭受两次大破坏，先后有8位党员被捕入狱。这一方面反映了武乡党组织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武乡党组织的许多弱点：第一，在斗争策略上，基本上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影响，行动过“左”；第二，对白色恐怖下的形势估计不足，缺乏斗争经验，对反革命势力缺少应有的防范；第三，在发展党员和革命力量时，只看到群众的热情，满足于大发展，而未能进行认真的政治教育，对敌人的破坏警惕性不够，经受不住重大考验。这些都是值得记取的严重教训。

五、打入“防共团”，保护党的基层组织

武乡党组织虽然遭到两次破坏，但是革命阵营并未被摧垮。他们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以新的斗争方式，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不断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东区支部党员打入“防共团”之后，便以耍拳练武、混弟兄结朋友为掩护，保护党的组织，并且利用“防共团”团员的身份，掌握敌人的情报，保护党和群众的利益。

1936年2月的一天，“防共团”到禄村抓人，路经墁坡村，东区支部委员魏名扬悄悄告诉东区支部书记程登瀛的姐姐，说有坏人告密，敌人很快要来搜捕，让她赶快告诉程登瀛和赵瑞璧迅速转移。程得到消息后，及时离开家乡。魏名扬还告诉峪口村的王马孩、许家垴的李印元，让他们也迅速转移。王马孩便及时和王贵生将党的文件放入瓷坛内，埋入地下。数日后，“防共团”到峪口搜捕时，未获任何东西。李印元也在得知消息后，迅速转移，从而免遭抓捕。魏名扬回去以后，故意向白中队长告密，说是防共团团员魏书珍接受贿赂，走漏了风声，致使共产党员逃脱。白对魏书珍大加训斥，不准他再外出执行任务。

4月初，“防共团”一中队队部派小队长刘子玉带领魏名扬等人在峪口村设哨立卡。魏名扬让姜一转告峪口村党支部提高警惕，他们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这个小队长到任不久，即同一青年女子鬼混在一起。当时一个旧警察赵振旅（共产党员）在魏名扬的鼓动下，抓住刘子玉这一弱点，请城关郝光斗写了状子，并私刻了型村编村村公所和“公道团”的大印盖上，向“防共团”总指挥部（驻辽县）负责人杨爱源揭发了刘小队长吃喝嫖赌、贻误职守等罪状。杨派专人前来调查，恰巧碰上刘子玉与其姘妇在一起。刘子玉由此而被撤职，灰溜溜地离开了武乡，峪口的防共哨卡也随之被撤掉，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5月，“防共团”举行所谓的结业仪式，同时招考、集中小队长在故县三官庙培训。魏名扬便和一些党员分别回到村里，继续进行地下斗争。“防共团”大队长李培湖，霸占县城西关一民女。一天夜里，被录取为小队长的李宏胜（共产党员）、王绑纣2人化装进去，与房东张太太合伙，痛打了赤身裸体的李培湖。李臭名远扬，感到无脸见人，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