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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在武乡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发起冲击的同时，李逸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传播马列主义，积极酝酿、筹建武乡地下共产党组织。
李逸三，原名李楷，北良侯村人。1926年12月，他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离开太原国民师范，经石家庄到天津、大连，又从大连去了上海，然后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1927年1月考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该校为黄埔军校分校第五期），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同年12月，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武乡籍第一名共产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李逸三回到上海。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1930年12月，李逸三被中共湘鄂西特委派往上海做交通联络工作，返湘鄂西苏区时途经武汉，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判刑三年。1932年5月，武汉监狱根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疏通监狱令》将其释放。李逸三因联系人浦秀文病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同年10月返回武乡，开始领导本县群众斗争和联系党组织的工作。
在此期间，在外地为革命奔走的武乡籍进步青年王玉堂（冈夫）、段若宗（北平社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北平左联党团书记，杰出领导人）、李晙、魏煜、段宏绪、武华、魏玉田、郝淇、陈德荣、李！、李廷枢、李晔、赵圭璧、姜步高等，先后在太原、北平等地加入共产党或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反帝大同盟等。他们经常用邮寄革命书报等办法，给本县进步力量传播革命思想。返乡期间，他们在县立师范和高小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中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播撒革命火种。1932年冬，武华、段宏绪在段村镇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支部，并油印革命传单，在县域各处暗中散发、张贴，进行宣传活动。
1933年3月，高沐鸿为了把武乡革命发动起来，与武光汤商议，请示县长吕日新同意拨出经费在县城创办了武乡周报社。“武乡周报”四个字是吕日新题写的。社长为武光汤，编辑为李逸三、武骏图，缮写史怀璧（史是武光汤介绍给高沐鸿到周报社当缮写的）。《武乡周报》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于1933年5月正式出版，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宣传，传播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6月间，李逸三以“时午”为笔名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由周报社出版。书中宣传了第三国际关于世界人民革命的理论，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原因及革命的伟大前途等。这本小册子共印300多册，不到1个月就全部售完。
继创办《武乡周报》之后，高沐鸿又充分利用“武乡流通图书馆”，开展革命活动。“武乡流通图书馆”是在大革命时，由籍雨农等人创办的，有固定经费，图书管理员是武骏图。当时有进步青年任象贤、史怀璧、程登瀛等经常到“流通图书馆”看书学习。图书馆有《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大纲》《大革命史》《生活周刊》，以及《呐喊》《子夜》《民族自决》《苏联集体农庄概况》等书。高沐鸿经常组织在校学生和乡村小学教员到图书馆学习，把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1933年年初，李逸三在北良侯任教，高沐鸿把李逸三请到城内，并陪同李逸三到武乡师范学校讲演。李逸三的讲演得到该校校长王卢琴的支持，启发了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使同学们第一次受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前途的教育。
1933年夏，武乡籍留并学生赵益三（于林）、魏玉田、魏煜等由太原返县。他们经县政府批准，在县城举办了“暑期小学教员讲习会”，聘请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和成成中学的进步教师于怡青、李曙放讲授《教育学》《现代思潮》，而实际内容则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的。之后，赵益三、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赵向荣）等人，发起组织了“现代思潮研究会”。他们在全县各地分片进行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为地下党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
在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李逸三有计划地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党组织工作。1933年6月间，李逸三首先介绍史怀璧入党。8月初，李逸三到太原，经段若宗、赵益三联系，同中共山西特委接通关系，详细汇报了武乡党的工作情况。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随即指示其在武乡建立县委领导机构。李逸三返乡后，又先后发展赵瑞璧、程登瀛（程容）、武三友等人入党。8月上旬，根据中共山西特委的指示，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武三友、程登瀛等5人进行了宣誓，同时在县城高沐鸿宅内西屋召开秘密会议，正式成立县委领导机构——中共武乡县委员会。
会议由李逸三主持，确定了参加会议的5人为县委委员。李逸三任书记，史怀璧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赵瑞璧任组织委员，武三友负责“抗债团”工作，程登瀛负责青年运动工作。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积极发展党组织，主要从“抗债团”的积极分子中选择对象。（二）编印党内刊物《上党红花》，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对“抗债团”的领导，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五抗”（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工作。（四）把全县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党的中心活动区：中区以段村为中心，由史怀璧、武三友负责；西区以北良侯为中心，由李逸三、李尚文负责；东区以窑头为中心，由赵瑞璧、程登瀛负责。党的地下组织，从此在武乡扎下了根。
武乡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高沐鸿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高沐鸿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影响，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为武乡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地下党组织的建立，是武乡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党组织建立后，就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武乡大地上出现了新的曙光。
1932年10月，李逸三回到家乡北良侯村，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看到由于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田园荒芜、农村凋敝，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于是，就结合大革命时期自己在两湖苏区参加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深入细致地搞农村调查工作，了解农民的思想状况、愿望和要求，争取他们起来同地主做斗争。通过秘密活动，李逸三很快与贫雇农李尚文、李华英取得联系，酝酿组织“抗债团”，向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展开斗争。在李逸三的引导和培养下，这些贫雇农很快成为斗争的骨干。
在东区的窑头村担任小学教员的赵瑞璧、程登瀛等，受进步思潮的影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峪口、型村、窑头、墁坡、下司等村的贫雇农中进行秘密联络，发动贫雇农有组织地同“官盐店”展开斗争。通过斗争，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这一带逐步成为武乡东部斗争的活跃地区。
武乡中区的段村镇是比较繁华的集镇。这里，阶级成分复杂，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最深，斗争意志最坚决。史怀璧、武三友在中区先后发展了魏怀德、史怀庆和山阳垴村一个雇工（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即派魏怀德和史怀庆打入县公安局刺探情报。东区的窑头和西区的北良侯村的贫苦农民和佃农也因受李逸三、程登瀛、赵瑞璧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纷纷参加革命。上述三个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定的革命力量，可以作为党开展农村工作的立足点。因此，在县委成立的同时，李逸三、史怀璧等就着手组建了三个中心支部：中共武乡县东区支部（亦称窑头支部），负责领导武东地区党的活动，支部书记程登瀛（后为李福元）；中共武乡县中区支部（亦称段村支部），负责领导武乡中部地区党的活动，支部书记武三友（兼）；中共武乡县西区支部（亦称北良侯支部），负责领导武乡西部地区党的活动，支部书记李尚文。各支部成立后，在贫雇农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30余人。部分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建立，使党组织在农村站稳了脚跟，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武乡县支部，是在创建党组织的同时，由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程登瀛等人创建的。
1933年春，李逸三、高沐鸿征得县立师范校长王卢琴的同意，在学生中进行了讲演，阐述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苏区革命发展等问题，讲述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青年学生的责任就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并利用“流通图书馆”，组织学生参加读书会，启发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籍。通过开展讲演和读书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意识的青年，先后发展王锦心、李衍授、张桂森、李旭、魏效泉、李步云等人加入共青团。随着团员人数的增加，李逸三、史怀璧等就着手组建共青团武乡支部。1933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武乡县支部在武乡县立师范学校成立。县委确定王锦心担任团支部书记。进步团员李衍授是王锦心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在白色恐怖下，李衍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革命书籍，接受了革命洗礼。他们开展了宣传“抗债团”，抵制高利贷，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官盐店，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同年12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王锦心和李衍授潜入国民党县政府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极度恐慌。广大群众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振奋。到1933年12月下旬，王锦心、张桂森、高迪廷、李旭4名县立师范进步学生和县立高校4名同学魏效泉、杨发昌、史亚夫、籍薪田等8人，在魏家窑魏玉田家召开秘密会议。会议选举王锦心为团支部书记，张桂森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高迪廷为宣传委员。会议布置了开展“五抗”工作的任务，还要求每个团员拿出一枚铜板，支援红军。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为广大青年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同时，也有力地配合党组织开展了各项工作，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