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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北部，太行、太岳两山之间。东邻左权、黎城县，南与襄垣、沁县接壤，西与西北同平遥、祁县交界，北与榆社县毗邻。境内地形狭长，东西长120多千米，南北最窄处仅20千米，总面积1610平方千米，海拔800-2008米，地势呈马鞍状，东西两端高耸，中部低凹，东西部为土石山区，群峰壁立，沟壑纵横，且多雄关险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称“冀南之牖户，潞泽之咽喉”。境内自然资源丰富，西部林草茂密，东部矿产资源丰富，多产煤炭，中部腹地属黄土丘陵地带。关河、涅河、马牧河汇成浊漳河北源，横贯县境，与蟠龙河交汇于东南出境。这里地势平缓，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为传统的产粮区。
西周时期，这里称为皋狼之地，战国时期属涅地，西晋始置武乡县。据史料记载，自新石器时代起，武乡人民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本县素以种植业为主，盛产玉米、谷子、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以及蓖麻、芥菜等油料作物。在封建社会，由于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勤劳善良的武乡人民，辛勤劳动，世代耕耘，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着不懈抗争，创造了宝贵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推动着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武乡人民素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光荣传统。古有后赵石勒逐鹿中原，统一半壁江山之伟业；近有义和团反清灭洋，拯救中华之壮举。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觉醒，从而揭开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序幕。
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造成了武乡县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和落后。进入近代以来，武乡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农村日益贫困，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20世纪30年代，地主阶级中开始出现了垄断集团，山西的大地主、大军阀阎锡山，推行所谓“新政”，加强巩固了山西官僚地主的垄断集团。如在山西各县成立了“公道团”（“公道团”，亦称“好人团”，是阎锡山为了防共反共在1934年成立的）。武乡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公道团”“国货实践团”，从政治上巩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还设立了“官盐店”“土货商店”等，在经济上加紧了对农民的掠夺。阎锡山政府规定：凡家资不到500元银洋者，不能当村长。这样，从县衙到村政权，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形成了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土地集中，农民破产，是当时农村经济的主要特点。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除需缴纳“钱粮”“田租”“徭役”，以及各种“神社”“地亩”钱等苛捐杂税外，还要受“地租”“高利贷”等形式的剥削。
地租，是地主阶级利用手中的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手段。其租佃关系有以下几种：（一）定额地租：其办法是订立契约，规定租额，不论丰年歉年，租额固定不变。佃农按夏、秋两季交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由佃农完全负担。这种租额，每亩交3至4斗，有的甚至高达5至6斗。（二）份额地租：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将每年的收获物按一定比例交纳地租，一般不少于五成，有的多达七成以上。（三）认粮种地：地主拥有的薄地、赖地，其收成常不足以交纳钱粮所需，却把钱粮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四）钱租：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以钱交租。这种地租形式，在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佃农所受的剥削尤为严重。
农民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还要交租，无法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从而忍受更加残酷的“高利贷”的盘剥。高利贷的形式有很多，最常见的是“驴打滚”“憋毒纸”。“驴打滚”是一年利高于本，本加利息翻一番，正如民间所流传的：“本加利，利加本，一年来个驴打滚。”最残酷的则是“憋毒纸”，即农民向地主借债时，必须先写好契约，指定以某块土地作抵押，一般以一年为限，清债废约，如到期还不清，土地即归地主所有。
地主阶级通过高租重利，大量兼并农民土地，逐渐形成“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个圪撑家”的大中小地主阶级统治网。“四大家”（南沟郝泉香、大有裴会宝、赵家庄赵太和、下北漳李林春）占有的土地达2万余亩。四大家之一的赵太和，占有土地5400多亩，除雇用长工经营少量土地外，其余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上千石。裴会宝占有土地7000多亩，是武乡地主中占有土地最多的一家。大地主兼官僚资本家的郝泉香，则是全县巨富之首，他除占有土地4500亩外，还开着当铺和其他买卖商行，对农民进行多方盘剥。“八小家”（东村段雨田、岸北黄林忠、高台寺苗泽青、茅庄白士良、圪嘴头郝培兰、监漳暴来庆、韩壁魏筱山、吴村李久华）分别拥有土地几百亩到上千亩。“七十二个圪撑家”（家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资产的富户）也都是一村或一片的统治者，占有大量土地。据1935年统计，当时武乡约有13万人口，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54％，并且其中大部分是上等地；而占农村人口76％的广大贫苦农民，占地却不到30％，还是远地、薄地。
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高租重利的残酷压榨，以及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导致农村经济急剧破产，贫苦农民被迫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正如一首民谣所说：“农民头上三把刀，赋多、租重、利息高；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要饭、坐监牢。”灾难深重的武乡人民，由于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因而斗争性最强。这些人民群众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就会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投入反抗封建压迫的行列之中。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震动。此时，在太原省立第一师范上学的武灵初、高成哲等武乡籍青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罢课运动，武灵初、高成哲加入高君宇创建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青年团员。在高君宇的影响下，武灵初任学生纠察队队长，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1921年5月，武灵初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同年暑假，武灵初等一批青年学生回到武乡，在县立师范和高小等学校进行宣传，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励师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武灵初等人的宣传影响下，县立师范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潮运动，并组织起“提灯会”，在县城、段村等集镇往返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商业”等口号，号召人们不买日货、不用日货，动员各地商贩把日货统统销毁。家在各个镇上的学生，首先说服自己家里人清除日货。段村镇有个姓张的商人，顽固不化，拒不听从师生们的劝告，继续贩卖日产布匹、小圆镜等，进步学生得知后，涌进张家店铺，把他的日货全部销毁。
由进步师生发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对武乡的封建势力展开了冲击，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在运动高涨的同时，在外上学的武乡籍青年学生，不断把进步书籍带回故里，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阅。当时，武乡流传的书刊有《新青年》杂志，以及《苏俄的真相》《青年的信仰》等，还有进步青年编印的油印小报等。这些进步书刊的传播，开阔了青年人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进步知识青年高沐鸿，武乡县城（今故县村）人，早期革命活动家、作家。1917年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进步同学组织“共进学社”“狂飙社”，创办《共鸣》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思潮，抨击封建礼教。
1926年夏末，武灵初、王缙、高沐鸿、李逸三等在武乡创办“星光社”，高沐鸿任社长，李逸三任编辑，出版《星光月刊》，专门揭露和批驳武乡当权的土豪劣绅，公开抨击县长吕绍岩、贪官魏山珠贪污公款、鱼肉乡民等劣迹。1926年冬，武乡籍太原学生寒假返乡时，旧县长吕绍岩将高沐鸿、杜辅唐等10多人逮捕下狱。不久，武济川、武光汤等武乡进步青年，纷纷团结起来，四处奔走，散发传单，利用赶集机会，鼓动千余群众在县衙门前示威请愿，营救被捕学生，终于迫使吕绍岩把高沐鸿等人全部释放。吕绍岩不久后弃官潜逃。
以“星光社”为首的武乡民主势力，在第一次向贪官污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胜利后，武乡进步势力又组织起“公民会”，以反对土豪劣绅贪污自肥为宗旨，进一步扩大影响，与封建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李誉甫、武光汤等带领小学教员为加薪而罢课40余天，迫使县政府给全县小学教员加薪一倍。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要求改进田赋征收办法，也取得了成功。
1931年冬天，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冯军一部没有地盘“就食”，退驻武乡，大部路经武乡赴河北等地，全县兵差繁重，贪官劣绅乘机贪污勒索。县长张扬祚借口给军队长官送礼，贪污肥己，送五百元报一千元，大肆饱其私囊。
张扬祚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公愤。武光汤等人联合留并学生赵益三、魏玉田等，发动了清算差务账目、驱逐张扬祚的斗争。他们组织清算委员会，一边清算账目，一边搜集到张扬祚的十大罪状，向省府提出控告，争取合法斗争。由于青年学生同心协力，斗争一直坚持到年关，省府不得不将张扬祚撤职。消息传来，学生们更加活跃，立即召集了千人大会，涌进县政府把绅士们给张扬祚立的“德政碑”推倒，将“勤政爱民”匾捣毁，全县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由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发起的几场斗争，冲击了当地封建势力的统治，增强了进步势力的斗争信心，为武乡地下党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