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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民主思潮开始进入武乡，越来越多的青年挣脱黑暗势力的束缚，到外地求学，学习新的知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太原、北平等地上学的武乡籍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进步报刊的熏陶。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将革命思潮带回故里，广泛传播，成为武乡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坚。特别是高沐鸿，1923年在太原武灵初的图书馆工作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一书，为他初具社会主义思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在武乡民主力量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冲击的同时，李逸三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积极酝酿筹建武乡共产党组织。1933年年初，高沐鸿利用他与武乡县县长的师生关系，以合法的形式，推动武乡革命，帮助解决了革命经费问题。在高沐鸿、武光汤等人倡议支持下，在县城（今故县村）创办了《武乡周报》，充实了“武乡流通图书馆”“武乡通讯社”“武乡印刷合作社”，举办了“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发起组织了“现代思潮研究会”，广泛宣传社会主义，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
1933年8月初，李逸三到太原和中共山西特委取得联系，得到了中共山西特委关于建立武乡县委领导机构的指示。8月上旬，在县城正式成立了中共武乡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是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武三友、程登瀛等5人。
武乡县农民“抗债团”于1933年2月在县城成立。“抗债团”积极组织群众进行以抗租、抗债、抗税、抗粮、抗丁为中心的“五抗”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争信心。但是，由于县委和“抗债团”领导人缺乏经验，行动过“左”，致使革命力量过早暴露。1934年2月，李逸三、武光汤、武骏图等被捕，中共武乡县委遭到破坏。初秋，赵瑞璧遵照中共山西工委的指示，重新与全县各个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络，恢复了党的活动。1936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赵瑞璧、李丙权、任丑儿、魏富锁、魏怀德等人也先后被捕，中共武乡县委再次遭到破坏。
武乡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破坏、恢复、再破坏的两次严峻考验，表现出党员们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使党组织得以保存。县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挑选一些机智、勇敢的中共党员，像东区支部的魏名扬、李福元、王马孩等，又以新的斗争方式，重新转入农村，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6年春，红军东征来到山西，又播下了革命火种，改变了山西的局势。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阎锡山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山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武乡党组织播下的革命火种，越烧越旺。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这批保存下来的党的骨干为主，建立起中共县工委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后来，这些骨干都成为地方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