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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在“百团大战”中受到我军民沉重打击后，从1941年3月起，日军回师华北，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一连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武乡县到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更为狠毒的是，日军制造了无数惨案。武乡县人民因战争牺牲、被捕、被杀、失踪的竟达2.3万余人，被日军烧毁和破坏的房屋、窑洞达8万余间（孔），被掠夺宰杀的牲畜4.26万余头，被抢劫的各种物资不计其数。这就使根据地军民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3月8日，日军驻分水岭小股部队和伪自警团，勾结沁县、壶关过路之敌300余人将大有村包围，全村62人被杀，50多名妇女被奸污，40余人被抓去做苦力，全村300间房子被烧。日军“扫荡”后，村子是一片焦土，满目凄凉。9日，敌人又沿途抢劫到峪口村，“驻剿”了3天。他们白天四处“讨伐”，黑夜将各村被抓的人带回该村的场房院关押起来。10日晚上，敌军将从峪口村和附近的王海峪、却净、石科、长乐等村抓回来的共产党员、干部、民兵、群众共102人杀害。其中，有共产党员王苟臭、武云先、王林书等9人。峪口村老党员王黑丑一家就有8人被杀。日军在峪口村“驻剿”3天，据统计，粮食损失200多石，牲口被宰杀、抢走30余头，房屋被烧毁150多间，其他如衣服、被褥、家具等被烧、被抢的物件无法计算。这次屠杀后，全村被洗劫一空。幸存的人，一度投亲攀友，迁居他村。全村户户家破人亡，一片惨景。
同年11月13日拂晓，驻南沟据点的日军，指挥伪警备队、保安队500余人，包围了武西抗日模范村东良村，进行了野蛮的“围剿”和捕杀。11月13日凌晨，敌人对东良村进行了挨门逐户的搜查，但没寻见一粒粮食，便烧房抓人，把四五户抗日干部家的房子全部烧光；抓捕民兵30余人，群众250多名，将他们带回南沟据点火车站关押起来，并进行严刑拷打。民兵骨干程三维、程林则、程怀保、程怀银、郭双在、郭贵元、郭柱维、郝金生等9人，惨死在沁县城内。
1942年10月20日至26日，敌人“驻剿”了韩壁村。在村外，敌人发现了一孔避难窑洞，两个日军进去把3名妇女拖到外面轮奸后，倒提双脚从土台上扔下山谷，将她们活活摔死。之后，又架起大火用烟熏窑洞。当时洞内藏着23名老弱妇孺，当场就有17名被熏死，其他窑洞也同样遭到劫难。被洗劫后的韩壁村，到处是断壁残垣，街道上狼藉不堪，谷草、柴灰、血迹、猪腿、羊头、鸡毛，遍地皆是。全村的门窗、桌椅、木器家具皆化为灰烬。屋檐下摆满了敌人临时架起的锅灶，打谷场上一垛垛谷草和刚打下的谷子，都被烧成了黑灰。家家门前是锅盆碗片和被践踏的粮食。这次洗劫，全村被杀害了37人，抢劫粮食700多石，宰杀牲畜23头、猪40余头、羊100多只。
同月23日凌晨，武西三区的山交沟村被敌包围后，惨遭一场大屠杀。23日傍晚，南沟据点敌军纠集沁县据点敌伪近千名，趁驻山交沟主力决九团9连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伪装成某旅从路西过来，午夜后将该村包围起来。到天大亮，民兵隐蔽的山洞和出来转移的群众被敌人发现。手无寸铁的村民，一个个倒在了敌人密集的枪弹中，李行成一家8口人，被残杀得只剩下1个人。李书林一家4口，被杀3人。西沟李企英家被杀死兄弟2人。抗日村长李秀华被抓，他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在村边。全村共被杀死25人，伤13人，被抓60余人，烧房60多间，抢拉耕牛20头、羊200余只，损失粮食、衣被等物资无数。
1943年6月10日，八路军决九团4连，配合当地内线工作人员和民兵，里应外合，对武西县境内的敌据点南关火车站进行了有组织、有准备的袭击。驻南关据点的敌军和沁县据点便衣队约300人，于6月11日分别对水岭至南关段铁路沿线的南关、岩庄、石窑会、窑儿头、东沟、阳坡、达对沟、河底、分水岭等村，进行了突然“包剿”和搜捕，制造了触目惊心的“南关惨案”。6月11日拂晓，日伪军70余人包围了南关，抓捕群众100余人，随后用火车押送到分水岭据点。这次被抓的南关敌工站负责人孙汉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困死在木笼之中。
1943年5月，段丙昌亲率“剿共军”侵占段村后，四处“讨伐”，无恶不作。仅在段村附近7个村，就杀戮壮丁126人，捕杀、奸淫妇女372人，杀害民兵31人，杀死地方干部40人，负伤致残25人，被俘失踪39人；修筑公路、城墙毁坏耕地1036亩，掠夺民力507666个，抢劫粮食31.18万公斤，烧毁粮食4万多公斤，破坏房、窑7514间（孔），烧房1793间，杀死和抢拉牲畜877头，猪、羊3815头（只），焚烧农具价值3265450元，其他损失折款3627986元。
1943年6月，段丙昌又亲率日伪军侵占了武东重镇蟠龙。自此，武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伪军在施行“三光政策”时所用的手段十分残忍，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
日军施行“三光政策”，使武乡灾难沉重，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武乡（东）县委根据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积极组织发动全县群众，进行革命前途和形势教育，稳定了群众的情绪，打破了沉闷局面。
1940年春，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实行统一的方针、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建设根据地，1941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晋冀豫边区目前十五项主张》。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民主政治，充实健全“三三制”政权。这是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新的政权形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在根据地的体现。
武乡（东）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建政的原则和北方局、区党委的部署，进行了宣传发动。并在活庄村召开了座谈会，特邀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到会并讲了话。在这次会议上，傅钟主任从政府改革，充实各级行政机构，在武乡境内迅速成立“村政委员会”等八个方面作了动员报告。会议期间，成立了“三三制”政权筹委会，推荐武三友、郭茂宏、史玉麟、张滔等9人为筹委会委员。
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提出后，在各阶层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开明士绅和同情革命的地主表示欢迎；政治上顽固的士绅，则想搞政权投机，重新掌权；基层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表示拥护。但不同的人又有各自的看法：有的怕地主参加了政权，有的怕自己落选，等等。面对这种状况，县委分析了各阶层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利用冬学、民革室等阵地，大讲建立“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以本县开明士绅裴会宝、郝培兰捐助抗日公粮，主动减租减息为典型事例，向群众说明开明士绅是抗日所不可缺少的力量。县委书记亲自带领一班人，到蟠龙、洪水、监漳、大有等村镇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认真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为了更进一步将“三三制”建政工作搞好，县长徐林汉调走后，区党委调武光汤担任抗日县长。这样，就大大协调了各阶级的关系，有利于统一各方人士民主建政的思想。由于文化教养较低和封建社会“庶民不谈国事”的思想束缚，在宣传发动阶段，基层党委、支部花了很大力气。经过一段深入发动之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统一了认识，理解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重大意义，于是开始核实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这一切就绪后，就在全县陆续开始了选举。
经过村选运动建立的新政权，具有广泛性，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和对敌斗争的坚强支柱。新选出的村长，基本上都是由办事公道、热心抗战、敢于斗争的农民党员担任。他们当选后，深受群众爱戴，许多村庄为新选的村长披红戴花，敲锣打鼓，举行欢庆会，热烈祝贺民主政治的胜利。平素为人公正、热忱抗日的开明士绅，都入选新的政权机构。如大有镇的武乡“四大家”之一的开明士绅裴会宝、圪嘴头村的开明士绅郝培兰、石仁底村的王定一，都被选为晋冀豫边区参议员。
由于开明士绅参加了政权，不久，在逃的地主与国民党党员48人中，即有28人陆续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次大选结束后，县委在一区的墨镫、寨坪、杨李枝3个村进行了调查，共选出代表65人，其中地主、富农15人，中农24人，贫农23人，雇农3人。除杨李枝执行“三三制”较差外，墨镫、寨坪的村选都充分体现了“三三制”精神。地主、富农对当选的代表深感满意；中农、贫农的代表，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替大家谋福利的，更受全村人的拥护。各阶层在选举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全县农村的团结更趋于巩固。各区群众在选举大会上，都有很多意见向新代表会提出。墨镫群众提出的土地、负担、贪污、婚姻等问题达25件，均由新代表会圆满解决。墨镫地主李鸣凤当村长时曾贪污大批公款，如果如数赔出，即需变卖家产。新代表会为照顾李的生活，便予以适当解决。群众都说：“新代表会不但有权利，而且是照顾大家的呀！”综观3个村的选举，说明新生的政权是符合民意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一次民主选举，对有错误的干部也毫不姑息。武西县县长李超周，由于在减租减息运动和对敌斗争中领导不力，压制群众，代表们纷纷向上级反映，结果罢免了他的县长职务。广大群众兴奋地说：“实行‘三三制’，发扬新民主，各阶层意见都尊重。”此次经过民主建政，区公所增设了副区长和武装、公安、民政、财粮、生产等助理员，村公所也增设了治安员、民政员、财粮员等村干部。在完善县政府编制的同时，加强了区、村两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建设。
1943年2月9日，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三三制”的抗日政权，全县又普遍进行了一次村选运动，彻底贯彻临时参议会的“三三制”精神，试用新的村政机构。普选后的各级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在村级政权中，贫农占28.1％，佃农占7％，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
同年3月27日，《新华日报》报道，武乡（东）县先进村村选结束，彻底贯彻了“三三制”精神，各阶层利益均获得保障。4月23日，武乡（东）县抗日政府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方面代表63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再次贯彻“三三制”政策，讨论加强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
在党的领导下，充实和健全了“三三制”村政权，保证了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保证了贫苦农民在其中的绝对优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也团结了农村开明士绅。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党组织有力地组织和领导了全县人民的对敌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并深入开展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生产救灾运动，为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40年开始，日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太行敌后陷入极端险恶的困难之中。在武乡，自1938年“九路围攻”开始，全县人民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在对武乡（东）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施行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封锁，妄图置抗日军民于死地。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为了领导全县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持久抗战，中共武乡（东）县委于1941年8月在武乡（东）狼卧沟天主教堂召开了中共武乡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会期为3天。
由于1940年夏季敌人侵占段村镇后，把武乡分为武乡（东）和武西两县，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武乡（东）八个区的代表：洪水一区区委书记姜一，韩壁二区区委书记王琼，东堡三区区委书记武镇华，蟠龙四区区委书记李新田，树辛五区区委书记殷士敏，贾豁六区区委书记王贵生，上司七区区委书记武士诚，段村八区区委书记李逢时。石门三区因区小，与二区合并。代表中有原县委委员、青救会主席、县武委会主任，以及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区委组织委员，共100余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县委书记李友九所作的《关于县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二）选举产生中共武乡县委第二届委员会；（三）布置当年工作，确定党的统一战线、对敌斗争、支部建设与领导工作的方针、政策。
大会选出了县委委员9名：李友九、麻贵书、赵迪之（女）、李衍授、李步云、赵志云、姜一、武书忠、殷士敏。县委书记为李友九，县委副书记为麻贵书，赵迪之任组织部部长，李衍授任宣传部部长。
县委书记李友九在报告中重点回顾了武乡县从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建党方面，县委注重了党组织的扩大与纯洁性问题，真正做到了严明党的纪律，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统一全县党、政、军、民的领导，明确制定各种抗战政策。建军方面，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同时，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自卫队、游击队和民兵等组织迅猛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建政方面，1939年9月，在本县土河村召开的榆武士绅座谈会，推进了武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
会上，代表们主要围绕李友九所作的《关于县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激发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创造各种各样的对敌斗争方式，组织本县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展开长期艰苦斗争，直至坚持到抗战胜利。
这次大会是武乡党的历史上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为更好地领导全县民众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度过相持阶段，提出了前进中如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新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和群众透过暂时的困难，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
国共合作达成协议后，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将其纳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中。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解救在高租重利压榨下的贫苦农民，县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于1939年至1942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的减租减息运动。
由于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沦为佃户，受着高利贷的盘剥。根据抗战前夕统计的数字，全县地主、富农人均耕地49.69亩，而贫下中农人均耕地只有1.76亩。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租种地主的耕地。这样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租佃关系：定额地租、份额地租、伴种地租以及钱租。通过这样几种关系，广大贫苦农民将自己一年收获粮食的五成甚至六七成交给了地主。地主为了保证其租息征收，他们使用了“憋毒纸”“驴打滚”“卖青苗”“印子钱”等收租手段，迫使无数农民抵押出自己的田产、房屋，忍痛割舍青苗，而租息却猛增几倍，结果弄得家破人亡，一无所有。因此，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钱，而利息又重，每元月息3分以上，有的高达1角5分；借粮利息更高，春借1斗，秋还1石。韩壁东方山一个姓杨的农民，借债120元埋葬母亲，腊月二十七被债主没收家产和几亩薄田，后来给债主做长工12年，还欠债40元。墨镫村贫农有85户，被迫丧失土地的占总户数的28％。石科村有50户人家，就有40多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出租200多石。
总之，抗战前的武乡也和太行地区各县一样，封建地主和官府勾结，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以高租重利和苛捐杂税残酷盘剥农民。抗战一开始，他们又把空前庞大的军需民食和战勤任务加在农民头上，严重地窒息了农民的抗战积极性。
针对上述情况，武乡县委认识到，只有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霸运动，才能唤起民众抗日，也才能支持人民获得自身解放。于是，县委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之后，提出了1939年“红五月”斗争的口号，领导群众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为了打开局面，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各级党组织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加强了农会组织。全县48个大编村，先后建立了各村农会组织，农会主席一般都由党支部书记或党员担任。县委明确规定，这次减租减息的对象是地主、富农，斗争的主力是农会。县委和区分委一道，在韩壁村进行了试点。韩壁最大的地主是武乡“八小家”中的魏筱山。他家有土地1200亩，从秋收开始收租一直延续到年关。魏筱山态度十分恶劣，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时，与干部、群众处处搞对立。区分委帮助村里成立了减租清债委员会，利用民革室、救亡室发动群众，向魏筱山清理旧债，要求他退还文书。几次要求，都被他搪塞过去。因此，区分委做出了反霸决定，以便打开局面。为了统一斗争目标，集中力量斗争魏筱山，争取魏文澜，彻底发动群众，村干部还发放粮食，救济贫苦农民，巩固基层群众力量，激发他们的斗志。经过20多天的诉苦发动，群众对魏筱山拒退文书、不交公粮的劣迹更加义愤。在条件成熟后，就决定召开全村反霸斗争大会。在反霸大会上，魏筱山看到群情激愤，便将全部文书当场退出。经过这次斗争，他退出文书1000多张，退出银洋3800元，土地10亩，典出地36亩，还清了所拖欠的70石公粮。同时，在团结开明士绅方面也做了工作。魏文澜是韩壁村的一个开明士绅，1939年曾自动献田100亩，在这次减租减息斗争中，农会提出了“拥护开明士绅”的口号，并且主动同魏文澜谈了话，争取他带个好头。在斗争大会上，魏文渊承认了民国19年“晋钞拍地”的错误，在实际行动上再一次作出了开明的榜样。
韩壁村减租减息、反霸运动的经验，很快被武乡（东）县委推广到全县，并在全县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租，以及反霸清理旧债。各村农会组织，发动农民总诉苦、总算账，认清黑暗的旧社会，唤起阶级觉悟。各中心区组织大批民运工作队深入乡村，趁夏收、秋收之际，开展评租、减租、退租和换约的群众斗争。经过几年时间，到1942年，全县有75％的村庄，实行了减租退租。皮烟村（今尚元村）1940年全村交租35石细粮，而在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后，只交25石粗粮。减租减息引起了土地变化，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所削弱。监漳镇在抗战前有10户地主、富农占有土地1200亩，减租减息后，共卖出土地700亩。据当时全县的统计，地主占有土地被削弱了35.1％。从50个村（占根据地行政村半数以上）的统计看，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共清债24.7万元、钱8万多吊、粮食540多石，退文书1.34万多张。武西县也经过反贪污、反“维持”，共退款5.34万元。这样，随着减租减息的深入开展，逐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武乡县的人民武装，是从1937年秋至1938年春逐步建立起来的。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在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武乡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牺盟游击队。反敌“九路围攻”之后，鉴于血的教训，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积极参加抗日人民自卫队，同敌人开展斗争的号召，全县48个大编村，村村建立了抗日人民自卫队。1939年以后，全县各村以共产党员和各救会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建立了模范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成为群众武装的核心。1940年8月1日，召开第一次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在军区、军分区逐渐成立了武装工作科，各区设武装助理员。这样，在原来自卫队和青抗先的基础上，建立起武装保卫村民、不脱离生产的民兵组织。民兵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以工、农、青、妇各种群众组织为基础，通过改造旧政权和反顽斗争等群众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各村镇自卫队组织的整编过程中，在“武装保卫家乡、保卫生产”的口号下，广大青年农民踊跃参加到民兵组织中来的。在武西地区，是在反“蚕食”、反“维持”斗争中发展壮大了民兵队伍的。
为了提高新发展的民兵队伍的军政素质，在县、区武委会的组织领导下，以区为单位，组织了军政训练班，让各村民兵学习《建立统一民兵制度》《青抗先队员须知》《民兵政治读本》《民兵使用武器教材》《武装保护春耕》等小册子，使广大民兵认识到在抗日斗争中加强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同时，在武东、武西还抽调民兵工作典型村（如武东的韩壁、窑上沟、广志、胡峦岭、李峪和武西的故城、茅庄、泉之头、石壁等村）的武委会主任、杀敌英雄和战斗模范，到县武委会组织的训练班，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经过培训之后，这批领导骨干分别回到各村，向民兵传授所学到的知识。县委还指示县武委会，以区域或编村为单位进行投弹、埋地雷、射击比赛。接着，武乡（东）县委又组织了政治知识竞赛和武装大检阅。1941年2月12日，武西举行了有数千名青抗先队员参加的政治测验竞赛和武装检阅大会，楼则峪、祁村、内义等村夺得优胜锦旗。同年12月27日，县委又组织了青抗先、基干队、自卫队2000多人参加的武装检阅大会，八区夺得第一，获锦旗1面、手榴弹3筐。
为了适应日趋严重的对敌斗争形势，1941年1月，太行军区和晋冀豫区党委召开了武装干部会议，讨论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问题，决定地方武装的领导由军区、军分区、县、区和村五级组成。4月1日，冀太联办和太行军区颁布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对人民武装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边区到县、区、村，各级都建立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领导人民武装，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5月，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作出了《关于目前武装斗争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发展人民武装，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坚持对敌斗争。
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武乡（东）县委、县政府开始了积极的动员工作。11月，武乡（东）县、武西县都建立了武委会，赵志云、董育宣分别担任主任。武乡（东）县武委会下辖洪水、韩壁、蟠龙、姚家庄、树辛、贾豁、上司、成家沟8个区。武西县下辖段村、涌泉、故城、石盘4个区，各区均成立了武委会，配主任1人、干事2人。两个县230多个行政村都成立了武委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各级武委会的领导成员。
在成立各级武委会的同时，武乡（东）、武西两县出现了积极报名参加民兵组织的热潮。窑上沟青抗先队队长张德林、张来庆和张寿海等，带领12名队员，组织起窑上沟民兵“张家班”；大陌村青年妇女冯凤英，带领全村妇女成立了一个女兵班。1941年冬，武乡（东）县在大陌村召开了全县民兵参军动员大会，上千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县委宣传部部长李衍授、县农救会主席姜一、县工会主席袁朴光、县武委会主任王国培等十几名县级干部带头报名参军，成立新兵营。300多人在会上佩戴红花，补充到八路军772团。到年底，两县民兵总数达到3.5万多人，18岁至25岁的青年，绝大多数参加了民兵组织，在反“扫荡”中，人自为战，打击敌人。当时，从各个村镇到山庄窝铺，“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广大民兵自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配合八路军打伏击、埋地雷，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进行了三次报复“扫荡”和一次年关“扫荡”，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很大，虽对敌更加仇恨，但产生了悲观情绪，一些干部撂挑子不干，“维持区”扩大，工作遇到严重困难。如石门区委书记王琼，在房屋被烧光，家属强烈反对下，动摇回家，李友九书记亲自到他家动员，亦不归队。后经过县委坚定而耐心说服，终于使他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继续走向了革命。经过县委的动员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工作逐步推开，亦为形势转变创造了条件。
困难局面的扭转，是从1941年3月底反维持斗争开始的，接着以“两面作战”（一面干部自我批评，一面揭露顽固派），及时击退田庄等村国民党向我抗日军民的进攻。反维持、反顽固的胜利鼓舞了群众。县委发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根据群众要求又开展清债运动。按年利一分（10％）的规定清债。通过清债，不少农民可收回抵押土地自耕，贫苦农民盼望已久的土地自耕愿望实现了，群众斗争初战胜利。同年5月，彭涛同志总结武乡经验时指出：“关键是掌握民主斗争”，即“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斗争”和“统一战线政策下的阶级斗争”，其形式应是说理斗争。广大党员、群众也认为“只要叫斗争，工作就有办法”。经过放手发动群众，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到1942年2月日军连续20天“清剿”，敌人数量比前三次报复“扫荡”和年关“扫荡”还多，国民党亦极力散布悲观情绪，但群众情绪无剧烈波动，干部虽有消极而无班子垮掉的现象。
1941年、1942年，武乡县遭受频繁的日伪“扫荡”，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兵连祸结，疾病丛生，反动派造谣惑众，人心不稳，整个形势处于困难局面。为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扭转困难局面，县委一方面大力加强宣传教育，一方面深入联系群众，注重党的自身建设。
1942年1月，县委书记李友九调太行地委工作，县委副书记麻贵书接任中共武乡县委书记。麻接任书记后，及时召开了以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向敌人妥协投降为主要议题的全县区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政治动员教育。县委就前段工作做了认真回顾和总结，首先肯定了成绩，也检讨了对敌人“三光政策”思想准备不足，导致发动群众不充分和地方武装力量薄弱等问题，响亮地提出“改变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要与群众共渡难关，去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的口号。
学习与宣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邓小平的《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两篇文章。结合武乡的困难情况，向干部和群众讲解毛泽东关于抗战三阶段的分析。同时，还学习宣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痛斥了敌特分子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
通过对两篇重要文章的学习，向群众做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初步稳定了群众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县委认识到要做好各项工作，应特别注重自身建设的重要性。首先是加强学习，提高素质。主要学习了彭德怀、邓小平等撰写的关于抗日民主政权、武装政策等文章，学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区党委的文件、指示、报告等，联系本县实际，联系个人思想认识，开展讨论，达到统一思想、共同提高认识的目的。其次，加强组织生活，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困难面前，县委一班人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经常深入群众开展工作。1943年6月，敌人占据了蟠龙。蟠龙曾经是抗大校部机关的驻地，附近又驻扎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柳沟兵工厂，周围距离不远有20多个大村，大约1万人。敌占蟠龙后，疏散出来的难民需要安置；根据地经过减租清债、反奸反霸，翻身的农民需要组织互助合作，生产度荒，改善生活；对于干部、群众、党员中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需要教育。任务复杂、繁重。县委书记麻贵书积极团结党、政、军、民的各种力量，创造性地完成了战争、生产、时事教育、整风等历史任务。在战争问题上，他请教陈锡联、鲁瑞林司令员，具体工作由赵志云、冉光华办理。在生产问题上，由县长武光清等同志出谋划策，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创造典型经验，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上，充分发挥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作用。在整风、时事教育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他亲自和县委一班人去办，所以，能及时解决干部、群众中的糊涂思想，克服不良倾向。比如，部分党员特殊化的种种表现，群众中穷光荣、等救济的依赖思想，干部中的本位主义，时局问题上的悲观失望，等等。由于县委书记麻贵书善于团结党、政、军、民的各种力量，妥善地布置工作，及时地发现典型，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充分发挥了干部、群众的战争和生产积极性，并有机地组织起来，胜利地完成了打击、围困蟠龙驻敌的任务。除此之外，生产自救、抗灾度荒等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
1941年春，在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形势下，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大后方的正面进攻，主力回师华北，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太行山根据地除增调兵力、疯狂“扫荡”外，还加紧了对边沿地区的“蚕食”与“封锁”。在沁（县）、襄（垣）、武（乡）交界的南北高岭、上下司村、圪老湾一带，是敌人与我军民争夺的焦点。因为这里驻着县、区领导机关，又是从太行区赴太岳区的重要交通线，经常护送党的干部过路西，转运冀南银行钞票和华北版《新华日报》等抗日报刊，以及运送军用物资到太岳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百团大战”后，日军就对武乡（东）根据地施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进行报复“扫荡”，从沁县、段村、襄垣三大据点扑来的日军，妄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来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除武力摧残外，还极力扩大其维持区域。一时间北至贾豁、古台、型村，南至高岭、上司一带的村庄都变成了“维持村”，并建立了伪组织，妄图扩大敌占区，分割抗日根据地，对抗日军民和抗日机关的活动造成极大威胁，形势一天天在恶化。
中共武乡（东）县委针对这种被动局面，当即组织县党政军领导、骨干认真学习了太行分局书记、129师政委邓小平在《党的生活》上发表的《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特别是“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的方针，对启发干部思想、开展游击区的“格子网”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县委决定派姜一、武镇华、李甫堂和李尚春等前往沁武新三区［原划为武乡（东）八区］。他们一到前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深入开展锄奸工作，稳定干部情绪，克服群众的悲观思想，设法营救八区区委书记李毓秀、区长铁英。于是5月中旬在漆树坡召开了秘密的干部会议，传达研究了县委“反蚕食、打维持”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县委决定在漆树坡建立前方指挥部，由姜一、李尚春、李甫堂、王廷章和武镇华组成领导机构，加强党政军一元化统一领导，开展有力的对敌斗争。前方指挥部首先充实加强了三区干部队伍（包括沁东三区），调王廷章任区委书记，申怀珠、梧光任副书记，王用源任组织委员，常久通、王哲任宣传委员，魏兆槐、张贵成任副区长，王占鳌任武委会主任，常子荣任区农会主席，董宏任区青救会秘书，段莲萍任区妇救会主席。紧接着着手组建区游击队，扩大民兵武装，建立民兵联防村和民兵游击小组等，采取锄奸、打“维持”、建立两面政权和派遣党员到敌伪核心区活动的多管齐下的策略，并深入开展减租、反霸、防奸斗争，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与支持党的一切活动，使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了党的力量，因此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一来，大大压缩了周围日伪的“维持区”，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了深入开展敌占区党的工作，在条件成熟的“维持村”增设了分委委员，如新庄村的刘朴则、阳城村的李新春等。游击区的分委委员有南亭的李梦松、李振中，阳城的张存旺等。经过重新考察，在原先可靠的党员中逐步恢复建立了一些党的支部和小组，开始秘密发展地下党员，使村级党支部进一步得到加强。
1942年5月，为了扭转游击区的局面，区委书记李毓秀和区长铁英去三区所属沁东的涉腰、马步庄一带，找老党员阎旦商量党的工作和锄奸情况。不料被汉奸张银旺告密，李毓秀和铁英被日伪抓捕进段村监狱。这对开展游击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一时干部情绪低落，群众人心波动。前方指挥部与三区主要领导武镇华、李甫堂、李尚春等为加强前方游击区的工作，组成坚强的战斗领导核心，坚持斗争。地委决定由姜一任代理书记。姜一到任后一面了解情况，寻找干部，恢复领导，坚持斗争，一面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
1943年6月，日军侵占武东重镇蟠龙，以蟠龙线为界，割断了武乡（东）县委与前方指挥部的联系，武乡（东）县委随即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斗争实际，将蟠武公路以南地区划为路南区，在前方指挥部的基础上建立了“路南办事处”，李甫堂任主任，李尚春负责武装工作，姜一全面领导党的工作。7月，路南办事处机关驻地高岭、漆树坡、上司村一带成了段村、蟠龙、沁县、襄垣等四路日军合击的中心目标，敌人妄图推毁我处于三角地带的党政机关，实现其“沁、襄、武全面维持”的野心。这对游击区党的工作是个严峻考验。针对这种危急状况，路南办事处的干部、党员深入驻地及附近乡村，发动群众打窑洞、搞战备，扩大民兵武装和区干队，既开展军事训练，又进行政治测验，提高了群众及民兵配合部队开展作战的本领。为了开展对敌斗争，太行第三军分区决定派郑国仲带领769团来路南支撑斗争局面。襄垣县委与武乡路南三区组成了强大的游击集团，郑国仲为司令员，襄垣县委书记杜野坪（杜？）为政委。区党委和军区又指示武乡路南前方指挥部临时归襄垣领导，姜一同志参加襄垣县委，配合斗争。这样，就大大增强了战斗力，扭转了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
漆树坡民众为保护路南办事处这一重要机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6月19日的反包剿中，躲藏在桑树沟一个窑洞内的民兵与群众，同敌人进行肉搏战，引开了敌人的注意力，保卫了相距不远的东洞内的路南办事处机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到1944年2月，围困蟠龙胜利后，县委才撤销了路南办事处，所辖三区的村庄又归属武乡（东）县。
游击区一次又一次反“维持”、反“扫荡”的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战胜强敌的铜墙铁壁，而县委、区分委、村支部等各级党组织筑成的战斗堡垒，是巩固这块根据地的坚强柱石。同时，也体现了党的英明领导和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为党在游击区坚持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针对日军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经济掠夺，武乡军民在反“蚕食”、打“维持”斗争的同时，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对敌经济斗争。1941年3月，敌人发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后，冀太联办于4月召开财政经济会议，研究加强经济战线，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问题。8月，在太行、太岳区贸易联席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对敌经济斗争的三个环节，即发展生产、统制贸易、巩固币值。武乡（东）县委、县政府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一方面以主要精力发展地方手工业生产，解决人民所需的工业品和代用品，控制墨水、香皂、纸张、毛织品等进口物品；另一方面把武乡的山货、土产品通过多种渠道输送出去，换回人民所需的生活品。
在工业方面，武乡（东）县政府首先整顿并建立了一部分公营企业，同时提倡群众生产，鼓励成立生产合作社、纺织小组和小手工业。1941年春，县政府发放工业贷款2万元，全县建立了不少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小工厂和合作社。如苏峪村创办的“太行纸厂”，生产的纸不但满足了武乡人民群众的需要，还拿出大部分支援了驻武乡（东）安乐庄华北新华日报社。县政府在贾豁海神沟创办的“光华合作社”所生产的毛巾、毯子，除军需民用外，还远销敌后方与抗日邻县，颇受各方欢迎。武西县兴办起泉则头羊毛工厂，生产毛线毯；常家垴生产红花、红星纸烟、水烟，满足了游击区人民的生活需求。
除此以外，县政府积极组织泥水匠、裱糊匠、编织、陶瓷、打麻绳、铸银器等各种小手工业生产。有些缺货都有了代用品。如用槐子、橡壳、果树皮作染料，以火镰代替火柴，以粗制玻璃代替外来西货，以植物油代替燃油，并发动农民种豆、开染房；在八路军制药厂的帮助下，生产中药片代替西药片，其中有些中药片的功效与西药片无异。最发达的是制油、熬碱与兴办纺织业。在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同时，武乡（东）根据地重点抓了煤炭生产。武乡东部从韩壁到墨镫有一条丰富的煤层带，县政府抽出专人领导开采煤炭，当时全县的小煤窑发展到13座，就业工人达2000余人，年产煤炭10万多吨。同时抵制了日伪掠夺性开采。
在农业生产方面，县委、县政府确定农业建设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根本，号召全县人民在紧张的对敌斗争中，要努力抓好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到1942年春，武乡植棉、种蓖麻和芝麻，饲养家畜、家禽，植树造林和木器生产，都完成了本系统制订的计划。
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县委、县政府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抓了商业贸易。全县实行免税自由贸易，彻底废除了苛捐杂税，打开了根据地贸易停滞的局面。1941年，八路军385旅在洪水镇开办了“黎泰”商店，太行第三专署在洪水成立了“永生贸易局”。同时，武西县恢复了石盘集市，涌泉镇设立了“太行生产部”供应点。故城镇的集市移至西渠、岸北村。路南区新开辟了沁（县）襄（垣）武（乡）三县交界的圪老湾集市。这些集市贸易，通过批发日用杂货来稳定物价，控制商品吞吐。同年，县政府根据边区政府制定的《取缔牙行办法》《贸易暂行条例》《合作社条例》《商人登记办法》等法令，在全县范围内取缔牙行，取消私人粮行，实行工商统管专卖，对宰杀牲畜、细布倾销加以限制管理，对进出县境的物资实行严格管理，对粮食、棉花、铁皮、牲畜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毒品严禁进入根据地，并对度量衡器的混乱现象进行了整顿和管理，打击了日伪和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
对敌经济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粮食斗争。武乡（东）县于1942年春实行粮食统制贸易，在洪水、监漳、韩壁、贾豁、圪老湾和武西涌泉、石盘、石壁等地凭证购粮，取消了私人粮店，使本币（冀钞）和农村社会商品发生联系，既稳定了物价，又稳定了本币的币值，扩大了本币的流通，挤掉了伪钞。在日伪占领区的南关、权店、南沟、故城、段村等地，当敌伪强征粮食时，县独立营即配合武工队、敌工站设法组织群众，以合法形式据实诉苦，要求减免。1942年秋，全县党、政、军、民总动员，进行了空前激烈的粮食争夺战。县、区两级干部深入乡村，配合区、村武装，全力保卫秋收，实行劳武结合，突击抢收、快打、快藏、快运，使敌人以抢粮为中心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遭到破产。
1943年6月，敌占蟠龙后，为了便于领导，同日伪军展开经济斗争，县委决定以蟠武公路南部的三、七区为主，成立了路南办事处。此外，太行第三专署贸易粮站也设在圪老湾，粮站主任、工商管理干部赵林田和工作人员赵志勇，在769团和路南办事处游击武装的支持和协助下，对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对抢粮之敌予以反击；（二）在“对内自由，对外管制”的贸易政策下，发动群众对日伪进行粮食封锁；（三）通过各种形式，发动敌占区和游击区群众，实行抗粮抗款运动；（四）号召游击区人民踊跃交纳抗日公粮，鼓励商业人员和群众到根据地卖粮，同时也派人到敌区高价买粮；（五）发动群众进行“空室清野”，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1943年夏、秋两季，路南办事处和粮站不仅在路南的上司、下司、圪针庄、斜道沟、漆树坡、暴家峪、西贾庄等地征粮，而且还扩展到襄垣的李后沟、高家庄、坪村、井峪，沁县的石科、潭村、金村、黑牛沟、段柳等接敌区去征粮。由于他们的广泛宣传和严格掌握党的粮食统制政策，敌人无法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征到一袋粮食。
1943年以后，武乡灾荒继续蔓延，当地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对敌经济斗争仍以粮食为中心。县委、县政府采取稳扎稳打，先进后出，快进慢出，多进少出，掌握粮食，内部调剂等办法，支援全县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同时，继续开展对敌货币斗争，采取紧缩发行，扩大流通领域，打击伪币混入的办法，稳定根据地金融流通。严格控制本币发行后，银行的力量大都用于农工商业贷款、信用周转和调节币值、管理外汇，使武乡的物价保持平稳，出入保持平衡。这样，从经济上打击了敌人，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由于注意争取和团结敌占区的商人，使他们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们也帮助根据地购买某些奇缺物资，从而扩大了经济领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941年至1942年，武乡两年大旱，夏秋收成不到五成。1943年，全县遭受旱灾和虫灾，后半年旱涝不均，粮食收成大减。在此期间，日军又频繁“扫荡”，对根据地军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天灾加敌祸，又有冀西、豫北地区大批灾民涌来，县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加之疥疮、疟疾、伤寒等疾病的流行，大片土地荒芜，村落萧条，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军需民食濒临枯竭的边缘。
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战胜自然灾害，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抗战的需要，中共武乡（东）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生产自救”的指示和太行区救灾委员会“不让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当即采取了紧缩机构，厉行节约，军民一起开展大生产，减免灾区负担，对敌开展粮食斗争，安置灾民，组织移民，以工代赈，开展社会互济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党支部组织战斗小组，加强劳武结合的互助生产组织，建立村与村的联防，把互助组改为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劳动队，每队配备强有力的村干部，队下分设的小组都有民兵做骨干。如窑上沟民兵组织“张家班”，掩护该村和边沿区群众，劳武结合，抢种抢收，夏秋两季在炮楼下收割庄稼60多亩，打粮7500多公斤，荣获“太行英雄民兵班”的光荣称号。秦家烟李家兄弟李星云和李金河，中秋节回村抢收粮食，用铁锹铲死了日本小队长，夺枪1支，创造了名震太行的“赤身战术”。武西祁村段满昌母子杀死1名伪军，荣获武西县政府“母子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受到表彰。白家庄13岁的儿童团团长李爱民，在回村抢收玉米时，遭敌截击，他立即高咳三声，为50多名乡亲报警，挂彩后被捕，日军逼他说出民兵的去向，李爱民坚不吐实，最后，英勇不屈地倒在了日军的刺刀下，成为闻名边区的“太行儿童英雄”。1943年秋，在庆祝保卫秋收胜利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麻贵书讲道：“武乡几个月以来，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夏秋两季，在据点附近抢收了5000亩麦子、7000多亩秋田。军民同命，团结奋战，一定能搞好根据地的生产，战胜天灾人祸。”
为了安置难民度过荒年，武乡县各级政府开办了一些中小型加工厂，有纺织厂、农具厂、纸厂、编造厂等小手工业。县委、县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急救办法。1942年5月8日，为了支援农村抗灾斗争，武乡（东）县政府向农村发放贷款1.7万余元。1943年8月，县委、县政府派出大批干部下乡，组织生产，与群众共度灾荒。同年8月21日，华北《新华日报》以《武东干部全体下乡，组织群众克服严重灾荒》为题作了报道，并为这一典型经验发表了《一致起来克服严重灾荒》的社论。
武东地区劳武结合、生产自救的经验，在武西县广大游击区也推广开来。武西人民在敌据点内，采取组织劳武变工队、互助组搞好游击生产的办法，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在这方面，石壁、楼则峪、茅庄、石盘等地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楼则峪的王虎旺串联8户农民组成变工队，成为武西第一个先进互助组，为武西群众做出了榜样，他本人亦荣获武西县劳动模范称号。
与此同时，县独立营、游击队及驻武乡八路军主力部队，也积极生产，保卫地方民众，生产度荒。他们开荒、种粮、种菜、采集野菜，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除作战及掩护群众抢种抢收外，还以连、排为单位，组织开荒劳动。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武乡左会板山壑开荒5000亩，创造了“太行南泥湾”。战斗在太行第三军分区的769团、14团轮番警戒，结合开荒种地，保证了3个月粮菜自给，带动人民渡过了难关。灾荒时期，县委带头，整个机关都是每人一天供应10两（以16两一斤秤计）小米，其余以野菜补充粮食不足。
由于党、政、军、民团结奋战，全县生产形势好转，创造了根据地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保障了军需民用的起码要求，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群众性的生产度荒，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推进了经济建设，密切了军民、军政、党群关系。群众性的生产度荒，锻炼了根据地的党组织，锻炼了根据地的人民。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党委、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关心战士，关心群众。各级党组织与人民军队，依靠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困难，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到1944年，全县年景甚好，部队驻地的村庄，粮食普遍丰收，群众情绪振奋。贫苦农民捧着饱满的粮食，喜笑颜开，高高兴兴给八路军送军粮。太行第三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八路军769团、14团、决九团和群众有着亲密无间的血肉关系，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与老百姓并肩战斗，渡过难关，共享胜利的喜悦。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加上连年旱、蝗等严重自然灾害，武乡（东）、武西两县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武乡党、政、军、民团结战斗，战胜严重灾荒，更加密切了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当时，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和太行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的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当地的灾情，经常与县党政有关领导取得联系，并号召驻武乡部队指战员与武乡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他们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和工作之余，参加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八路军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们拥政爱民的动人事迹。
1939年，八路军总部进驻砖壁村，总部指战员帮助当地群众打了3眼水井、6眼旱井、1个蓄水池、3条拦洪蓄水坝，初步解决了当地军民和人畜吃水问题。其中井沟水井就是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领警卫连战士挖成的。因这一眼水井解决了总部机关和群众饮水问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后人称之为“抗日井”。驻扎在烟里村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机关人员及警卫连战士，帮助群众担水点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1000多亩。
1940年，冀太联办及边区政府建设处负责人郝文台，在蟠洪河滩上主持修筑了100多米长的防洪石坝，保护了200多亩水浇河滩地。1941年4月，监漳群众和八路军生产部的指战员及冀太联办第二办事处工作人员连夜苦战，在村西小河上筑起了一座200多米长的渡水桥，并挖砌了一条5华里长的引水渠，将水引出监漳滩，扩大灌溉面积500多亩，太行第二办事处主任刘亚雄（女）还在渡槽上题了“人力胜天然”的石匾。
同年春，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部驻武乡宋家庄，其特务连驻前哨阵地苑家垴。该村因山高无水，吃水需到3里外的韩家沟和5里远的上王堡村去挑。为了解决人畜吃水问题，该连派人和村干部共同勘察地形，选择井址。经全体军民10个昼夜奋战，打成了一眼两丈多深的水井，解决了军民人畜用水难的问题。129师卫生部和直属医院驻左会村，为解决该村缺水问题，左权将军亲自带领总部特务团指战员，到左会板山找水挖泉。八路军战士将村北水源扩挖，筑砌蓄水池，架设木渡槽，并砌引水渠2千米至左会村。这样，不仅可够人畜饮水和129师卫生部医院用水，而且还可用来浇田种菜。后来为纪念左权将军，当地群众将这股泉水叫作“圣人泉”。
1942年至1943年，整个太行区遭到了严重旱灾，武乡县持续时间更长。1941年冬季无雪，1942年又一春无雨，大旱10个月。1943年，连续干旱，小麦歉收，秋苗枯死，人畜用水都很困难。旱灾威胁着武乡（东）、武西两县人民的生命。
为了战胜严重旱灾，县委、县政府积极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灾救灾斗争，响应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全力生产度荒，用实际行动同灾荒作斗争。县委、县政府一方面组织全县军、政、民同心协力开展抗灾救灾运动，担水点种，引水浇苗，利用自流小河浇田；另一方面采取截流堵水、开渠打井等措施，兴修水利，合理利用一切水资源。在武乡东部地区的寨坪、东庄、中村、上型塘、下型塘、蟠洪河两岸，军民截流引水灌田达到千亩以上。上广志村自流渠，是1943年大旱时，由武乡县政府领导当地人民修筑的，渠长3千米。修好后，增加灌溉面积300多亩，增产粮食3.8万多公斤，荣获县政府所赠“全县第一”匾一面。
军民战胜灾荒，在武乡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经过军民共同努力，战胜了旱灾，保证了粮食生产，既解决了军政机关吃粮问题，又使人民群众渡过了严重困难。
军工生产是太行根据地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为了自力更生解决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武器弹药问题，武乡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了部队，在武乡的柳沟、显王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而且在武东的石板村、戈北坪，武西的黄家山自办了许多解决民兵、游击队、县独立营等地方武装武器弹药的小型兵工厂。
抗战开始，为了解决大批手榴弹原料的来源，1938年夏天，武乡抗日县政府就将几家地主在柳沟合股开办的铸铁厂买了过来，组织从太原兵工厂返乡的贾志厚、王化南、李克晋、李克志、李盘明、魏福珍等一批工人，搞翻砂，制造手榴弹、地雷。到年底，已有职工260人，每天可以生产手榴弹700多枚、地雷650多颗。
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第六科接管了武乡手榴弹厂，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武乡县政府积极支援兵工生产，抽调王化南、郭大海等一批制造手榴弹和黑火药的技术工人到兵工厂作为生产骨干，还动员了当地一些炼铁、翻砂工人，去加强军工生产。县、区政府根据当地素有民办小工业的历史传统，采用经济合同形式，把附近民办的铁矿、煤矿、铝矾土矿（做炼铁坩埚的主要原料）、酒坊等单位的生产统一纳入八路军兵工厂。武乡还有工农兼作的劳动力600多人，坚持农忙耕作，农闲下井采矿，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兵工工人。在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武东地区的广大民兵、自卫队，一面支援军工生产，一面参战支前。日军不断进行“扫荡”，县政府地方武装同工人自卫队配合，用各种巧妙的战术打击敌人。同时，人民群众帮助兵工厂在断崖上挖了许多连环洞，敌人来“扫荡”时，工厂一面坚持战斗，一面进行生产，使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1940年秋季，日军不断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我兵工厂，工厂只得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生产。1942年，武乡民兵帮助柳沟兵工厂的工人，在反“扫荡”中给日军摆下2.5千米长的地雷阵，炸得敌兵血肉横飞，寸步难行。当时，黄崖洞军工部一所需要从武乡左会板山上运进柳沟铁厂铸造的弹体和显王分厂锻造的毛坯，以及职工的粮食等生活用品，于是柳沟铁厂、显王分厂、左会板山和水窑山成了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运输线，横跨太行山，绵延百余里。武东地区农民赶着毛驴成为这条生产运输线的运输队，沿途民房是运输线上的中转站和制品保管库。黄崖洞兵工厂就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坚持军工原料和产品运输的。
1943年5月，日军在距柳沟2.5千米远的蟠龙扎下据点。为了缩小目标，柳沟兵工厂职工减至234人，该厂的铁工部迁至庄底村，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厂房和宿舍，保证了继续炼铁和铸造迫击炮弹毛坯。1944年2月，敌人撤离蟠龙后，柳沟重新成立太行军工四厂，铸造“五〇炮弹”和“八二迫击炮弹”的毛坯。
与此同时，武乡（东）县政府和县武委会在马家岭、石门、戈北坪等山庄窝铺，因陋就简，分散开办了许多小型兵工厂和修械所，在紧张的反“扫荡”中，为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补充了许多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环境里，工厂所在地的人民群众，除挖窑洞让宿舍做工房外，还提供了原材料和粮食、蔬菜等物品。1942年冬，太行第三军分区在马岚头办起了太行农具合作社。因前方急需大量武器，该社转为军火生产，随即搬迁到窑上沟村改为太行修枪所。1943年3月又迁到石门村，工人发展到300余人。修枪所不管迁至哪里，县、区、村各级领导均组织群众大力支持其生产。所内工人大都是当地的铁、木工，原料则是靠发动农民收集破锅碎铁来解决的。工厂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生产出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持了前方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对敌斗争。
在武西地区，县武委会在石盘山区的黄家山办了个小型兵工厂，主要任务是修枪、装子弹、制造短枪，还生产“六五”和“七九”两种步枪，制造火药、炸药、土枪和土炮。当时原材料很缺乏，武西县政府就发动群众到白晋线上搬铁轨。这个小型兵工厂为武西民兵独立营、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武器，直至支援段村、南沟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