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红色文化撷英：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武乡县历史（1933-1949）最新章节_中共武乡县委党史研究室著

第一节
加强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一、适应战争形势，调整新的区划

随着时局的变化，武乡行政区划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原先，武乡属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1939年日军侵占白晋线后，武乡县划归太行区管辖，初属第三专署第二办事处，后由太行第三专署直接领导。

1939年秋，敌人侵占了白晋线上武乡境内的故城、南沟、权店和南关等地，并成立了“维持会”。武乡县委分析到敌人有可能侵占段村，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研究决定设立武西办事处，李晔任主任，王宗琪任工委书记。办事处为武乡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县委驻楼则峪、张村沟一带。中共武乡县委、县政府与武西办事处不断取得联系，共同指导本县各项抗日工作。

1940年春，根据上级党委的决定，将白晋路以东的沁东地区40多个村庄划归武乡县管辖，将白晋路以西的原武乡最西边的贾封、石门、庞家会等33个自然村划归平遥县管辖。为了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全县将原来的5个行政区，改划为12个行政区，区分委也增为12个，48个大编村改编为230个行政村。

一区洪水（区署设在洪水），二区石门，三区东堡，四区蟠龙（区署活动于蟠龙、白家庄一带），五区树辛（区署设在树辛），六区贾豁（区署活动于贾豁等村），七区姚家庄（区署活动于姚家庄、马家垴一带），八区小店（区署活动于漆树坡、兰家垴、兴盛垴一带），九区段村（区署活动于朱家凹、石壁一带），十区涌泉（区署多数活动于义门），十一区故城（区署活动于山交沟、岸北一带），十二区松庄（区署活动于保家沟、胡庄一带）。因县委预测到敌人可能占据段村镇，故将这里划为特别区，亦称十三区（区署设在东村）。

1940年7月4日，日军沿白晋线东进，占领东村、段村一带，直插武乡中部地区，不断扩大“维持”区，向周围地区不断抢丁、抢粮，并强行修通沁武、榆武公路，彻底切断了抗日县政府与武西办事处的联系，使县党政机关对全县的领导受到极大阻碍。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中共武乡县委经上级批准，正式将武乡县划分为武乡（东）、武西两个县。新建的武西县包括段村以西地区。1941年4月，武西县正式开始行使县政府职权，办事处主任改任县长职务。1941年11月，将白晋路以东沁县管辖的一、二区划归武西县领导，始设漳东办事处。1942年撤销漳东办事处，重划为二区。武西县委由王宗琪、赵悦祥、籍薪田（后由杨达接任）3人组成。王宗琪任书记，赵悦祥任组织部部长，籍薪田任宣传部部长。县政府下设四科（民政科、财粮科、教育科、司法科）、两局（交通局、公安局）、一社（合作社）、二校（一高、二高）、一团（战斗剧团）。

这一时期，武乡（东）、武西县都隶属三地委领导。武乡（东）县委辖八个区分委（一至八区），武西县委辖四个区分委（九至十二区）。原来增设的段村特别区，因日军已占据而撤销。区分委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一人。武乡（东）县大部分地区为武东根据地，县委机关先后驻姚庄、大有、西沟岭、王庄沟、阳坡庄等地。武西县大部分地区为敌占区、游击区，县委机关先后流动于圪嘴头、泉则头、石壁、楼则峪、神西、园则沟、小良、石盘、会同、长谐、南家沟等地。

1943年6月，日军侵占武东重镇蟠龙，武乡县委将蟠龙公路以南地区划为路南区，包括沁东三区，成立了前方指挥部，工委书记姜一，属县委领导，行政机构为办事处，由姜一、李甫堂、李尚春等负责领导。

二、加强领导，创建实验县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经过充分准备，于1939年秋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为了贯彻执行这次党代会制定的方针和任务，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区党委确定武乡为实验县，以便培养典型，总结经验，推动各县落实党代会精神，认真地转变党的作风，依靠群众，为创建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民运部部长彭涛，为摸索典型示范经验，亲临武乡指导工作。在武乡创建实验县，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军事斗争上讲，武乡是三分区的门户，直接控制着白晋路，是对敌斗争的前卫屏障，是与太岳根据地联系的重要纽带；从经济上讲，武乡资源丰富，产煤出铁，粮食产量丰饶，是太行根据地物质生产的重要基地；从政治上讲，武乡建党早，政治基础好，群众经过斗争锻炼，特别是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等许多首脑机关都驻扎在这里。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武乡创建实验县十分有利。

为了加强对实验县的领导，1940年1月，地委派宣传部部长温建平兼任武乡县委书记，李友九任副书记，陈舜英（女）任组织部部长，王宗琪任宣传部部长。2月，区党委发出关于搞好春耕生产的指示，要求全区全力以赴搞好春耕，巩固根据地，解决军队的粮食，巩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真正把全区群众发动起来，整顿好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努力把生产建设搞上去，办好实验县，总结丰富的经验。

武乡县虽然具有上述许多优势，但自抗战以来，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消沉情绪，群众工作难以展开，顽固派又趁机兴风作浪。针对这种困难局面，彭涛帮助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工作消沉的主要原因是对各级干部的政策教育抓得不够，错误地解释了“保障人权”政策，因此束缚了干部的手脚。在工作作风上，领导对基层干部的批评多于耐心教育和实际帮助。尤其是在敌人“扫荡”后，干部、群众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扭转这一形势，在彭涛部长的指导下，武乡县委从囤积公粮、减租减息、解决土地问题入手，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去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大搞生产。同时抓好群众的武装斗争，号召党员军事化、战斗化，对顽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经过系统的工作，县委于1940年4月召开了实验县首次活动分子动员大会。大会要求全县2500多名党员争当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在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

同时，还创建了实验县的支部，整顿党的工作，转变党的作风，清理不合格党员，提高党的战斗力。通过创建实验县，武乡各级党组织逐步克服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县委、县政府的干部，立即深入到基层群众当中，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发放粮食，救济春荒，贷款给农民购置农具。党员都参加到各系统的群众组织中去，积极领导春耕下种。普遍发动群众变工互助，并在武装保卫春耕的号召下，进行了劳动组织战斗化。民兵、自卫队开展了政治学习与军事训练，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壮大地方武装。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生产部指战员和抗大、北方局党校学员及太行第三专署工作人员，也积极主动地加入群众生产的热潮之中。县委又着手建立实验支部。为了建立实验支部，县委重新确定了13个中心基点：一区墨镫、洪水，二区石门，三区东堡，四区大有、蟠龙，五区东沟、树辛，六区贾豁、峪口，七区监漳，八区上司、南亭。分别将县干部配备成13个工作组。县委还布置了实验支部的竞赛内容和活动办法，并根据各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工作的重点。

1940年4月，中共武乡县委为加强实验县的领导，整顿各级党的组织，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在创建实验县的同时，创办了实验县委党校。校址先后迁居于盐土凹、姚庄、大有、横岭等地，陈平任校长。党校教员有从区党委党校派来的吴江涛、吴锋、彭淦等，区党委还特地派陈光华（朝鲜人）来武乡协助创办党校工作。党校先后举办过3期基层党员培训班，共1500余名党员参加了培训。主要培训对象是区村干部。培训内容主要是党的基础知识、党风问题与战争动员等。县委党校的创办，大大提高了党员素质，增强了武乡党组织的战斗力，对转变工作作风，完成武乡当时的各项生产、战斗任务，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进一步搞好建党、建军、建政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总结抗日、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今后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统一根据地的政权、政策和法令，在黎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简称“黎城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根据地建设与对敌斗争问题，明确了晋冀豫根据地形势的发展已转入巩固与建设的阶段，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任务与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方针和政策。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根据“黎城会议”精神，又发出了《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和在全区进行一次普遍的整党的指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为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武乡县委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了毛泽东这篇著作，这对贯彻执行“黎城会议”提出的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益处。5月，县委正式传达“黎城会议”精神，一直到8月“百团大战”开始，县委集中近4个月时间，在全县广泛深入地贯彻落实“黎城会议”精神，开展了建党、建军、建政三个方面的工作。

在建党方面，从1940年4月中旬开始，中共武乡县委遵照区党委《整党与建党是目前的严重任务》的指示，着手开展了党组织的整顿工作。5月，县委在姚庄召开了党的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和部署了整党工作。会议之后，各区相继召开区分委会、支部会，把整党决定贯彻到各级党组织。继而从农村各个支部开始，进行了整党摸底工作。在整顿党组织过程中，注重解决支部突击接收新党员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逐个整顿与改造支部工作。对于阶级异己分子把持的支部，县委和区分委就深入党员、群众中，进行详细考察，排除各种干扰，掌握真实情况，进行严肃处理。对于经过审查确实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党员，县委组织支部全体党员进行反复讨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从三个方面给予处理：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劝其退党；第三是开除党籍。经过实践，效果很好。

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县委又注重在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地区加强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如在上司、小店、姚家庄等比较复杂的村庄进行阶级调查，选择培养对象，开展抗日工作，动员天主教徒参加抗战。

通过几个月的整顿，到1940年8月初，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有554名不合格的党员被清除出党。但在这次整党中，过分强调了唯成分论，指定发展工人、贫雇农入党，挫伤了一部分非党员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积极性，这是一个偏差。

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县委遵照上级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冀太联办发出的《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纠正前一段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一度产生的一些乱捕乱杀现象。通过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保障人权的宣传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保障人权对于建设根据地良好秩序的重要性，提高执行《通知》的自觉性，严格执行“区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的规定，从而使政府的这一法令在执行上，有了切实的保证。

在深入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批判了以往一度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重视和不信任的错误倾向，纠正了在各级政权机构中，由于片面强调成分，只配备工农出身的干部，不安排或很少安排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错误做法，将县、区两级的行政干部重新作了适当调整，增调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去担任区长、助理员和县政府的科级人员，使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一起工作，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认真执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纠正过去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乱斗争、乱摊派的一些做法，实行了新的合理负担政策。召开全县开明士绅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抗日政府的意见，鼓励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更加积极地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敌，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做贡献。

在建军方面，主要是将区基干队扩编为县独立营，并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整编后的独立营虽然武器装备还比较差，但政治素质较好，经过锻炼，后来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为保卫武乡根据地做出了较大贡献。此外，还整顿了各村自卫队，发展了队员，健全了组织。

在建政方面，本着简政的精神，撤销了编村一级的行政建制，将这一级的党、政、武、群团的脱产干部，大部分充实到村一级的领导中，使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提高了各级领导工作的效率。

为了建立良好的财政秩序和体制，发展经济，县政府增设了财政、粮食两个科，区公所配备了财粮助理员，村配备了财粮员，专门掌握财粮工作。各级财粮机构，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财粮制度办事，有效地纠正了以往村里乱向群众摊派的现象。在稳定全县的财政收入和繁荣经济方面，根据冀太联办的《施政纲领》和有关法令，具体制定了本县的财政制度和纪律，成立了县合作运动委员会，在一些区、村组织了合作社，组织群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销工作，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在政治方面，通过贯彻“黎城会议”精神，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倾向，较好地调整与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和阶级关系，增强了各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从而进一步稳定了全县的政治局面。这对以后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上，也产生了一定的片面性和右的偏向。主要表现在：对地主阶级过分强调了团结的一面，而忽视了必要斗争的一面。特别是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基本工作，停止了继续发动农民进行民主与改善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四、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

“精兵简政”政策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时，于1941年12月提出来的。精兵简政，就是要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构，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率，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这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武乡（东）县的简政工作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县委、县政府按照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提出的简政方案，从减轻人民负担着手，本着保证人民群众生活和保障抗战必需两条原则，充实县、区机关，调整干部，减少杂务人员，加强区、村领导。由于简政是一项新工作，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讲形势、做动员，讲明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进行精兵简政的现实意义，帮助干部提高认识，增强政策观念，端正思想和态度。针对少数有消极情绪、本位主义，计较个人得失的干部，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处理了简政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简政工作先从县、区两级做起。1942年3月以前，武乡（东）县委、县政府共有干部56人，区级干部162人。精简后，县委、县政府共有干部25人，区级干部85人。此次简政，主要是合并机构，精简人员。县政府的财政科和粮食科合并为财粮科，民政科和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区公所也合并设立财粮助理员、民教助理员；村公所只设财粮委员、民教委员。由于机构合并，人员大大减少。在群众团体方面，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实行联合办公，成立了工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武西县委机关精简后，只有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通讯员、炊事员6人，县公安局公安队原来的1个连120人、1个骑兵班12人，精简后只留下30人。武乡独立营，由3个连精简为1个主力连。县独立营和县委、县武委会合并了伙食单位。在县、区机关进行精简的同时，对村级机构也采取合并行政村，减少村干部，村长由一正多副，改为一正一副；武装主任和治安主任由1人兼任；后勤主任和财粮主任由1人负责。工、农、青、妇各救会，合并为村救联会。简政后的村政权机构中，贫雇农占了绝对优势，但也团结了各阶层。全县高小由5所减为3所，中心小学由56所减为48所，初级小学由182所减为120所。教员由421人减为382人，杂务人员由教师兼任。

简政后确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民力、物力大大节减，积蓄了支持抗战的力量。在简政工作中，武乡广大党员、干部表现出了以大局为重的高尚品质。不论是从上层机关干部到下层的干部，或安置回农村的干部，大都没有怨言，不闹情绪，都能服从组织分配，叫到哪里到哪里，叫干什么干什么。同时，县委还根据边区政府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简政以后的各种规章制度。干部主动负责处理好分管的工作，建立健全档案文牍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加强组织纪律，严格保守机密。由于工作制度得到了健全，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

在精兵简政中，机关、部队都采取了增产节约的措施。县政府要求行政经费自负，蔬菜自给、口粮自给解决两至三个月。根据这个节约要求，县、区党政群团人员，都积极参加开荒种粮种菜等。这样就解决了行政经费和工作人员生活补贴问题。实施的结果，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激发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树立了坚持敌后抗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信心。

五、参加白晋路北段破击，全力支援“百团大战”

日军从1939年起，极力赶修白晋铁路（祁县白圭到晋城），企图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和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1940年5月初，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挥太行、太岳部队，发起了白晋线破击战役。在这次破击战中，中共武乡县委、县政府组织广大民兵、自卫队队员5000余人投入战斗。他们紧密配合部队，在“不留一颗道钉，不剩一根枕木，不漏一截铁轨”的口号下，5人一组，10人一班，仅用两昼夜的时间，就把敌人经营1年之久的白晋铁路破坏了50多千米，将南关镇守敌全部歼灭，缴获武器弹药30余吨，使敌人的东潞线（东观至潞安）中断，摧毁大小桥梁50余座，给日军运输造成了严重困难。在这次破击战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如岩庄村的乔三流、故城镇的梁国斌、蒲池村的蒋坦等都受到上级嘉奖。

1940年8月，为了彻底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振奋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八路军在华北2500千米长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8月20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各根据地统一行动，规模空前的破击战打响了。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武乡出动民兵和民工1万余人，配合各部队向正太路西段的大小车站、据点，展开了破击战役。广大军民冒着枪林弹雨和敌机的轰炸，对铁路、公路及其一切附属建筑物，进行了彻底破坏。铁轨、枕木等凡能搬走的搬走，不能搬的即烧毁或埋掉。到9月20日，开始了“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作战，武乡又出动6000名民兵和民工，紧密配合部队，参加了榆（社）辽（县）战役，为部队运粮食、扛云梯、抬担架、送伤员。

“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起到次年1月24日止。在前两个月的时间内，敌人对太行区的报复“扫荡”连续进行了3次。面对日军的毁灭性“扫荡”，武乡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县、区各级领导干部奔赴各村，组织群众转移撤退，空室清野。许多村的民兵、自卫队，主动开展游击战，打击小股敌人，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