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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员群众抗日，到反顽斗争，进行减租减息、民主斗争，都要通过文化艺术活动反映出来。于是，在全县发起了军教民、民学军，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新文艺运动，使历来交通闭塞的武乡山区，出现了新文艺工作空前活跃的局面。
抗战初期，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抗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八路军总部的“火星剧团”、鲁迅艺术学校和抗大总校的“文工团”、决死队的“前哨剧团”等部队文化团体，曾先后驻扎武乡县，多次进行宣传演出。在部队新文艺运动的影响下，县委认识到：开展敌后新文艺运动，是推动抗战的重要方式，必须借助部队文艺工作者这支力量，来建立新的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宣传团体。
1938年，为了加强抗日文艺宣传，县委责成赵浚川和殷士肤，将各个游击队留下的儿童演出队改编为武乡第一个县立剧团——武乡县牺盟儿童话剧团，该团35人，以学演抗日题材的话剧、活报剧为主，并演出一些歌咏和舞蹈节目。1938年10月，剧团党支部正式成立，党支部书记郝焕芳，公开身份是政治指导员，直接受县委宣传部领导。团长是常振芳，后来赵浚川为团长，赵寿延为副团长，直到1939年夏，共发展党员13人。
1939年9月，在武乡东部的东堡村召开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期间，“太行山剧团”到会公演。他们驻在东堡附近的桥南村，恰好本县的“儿童话剧团”也赶来慰问演出。在演出之余，赶赴桥南村与太行山剧团举行了中秋节联欢晚会。在此期间，太行山剧团的编导及演职人员，对武乡县牺盟儿童话剧团进行了热情而认真的辅导。部队剧团给地方剧团起了示范和表率作用，并给儿童话剧团以思想、艺术上的帮助。该团艺术指导员洪荒（阮章竞），亲自给小演员们教授表演、化妆、音乐、道白及布景设计等技术，还传授了一些舞蹈之类的新节目，使儿童话剧团能更好地表演反映抗日救国内容的新剧目。
随着根据地戏剧运动的发展，县委加强了对盲艺人的改造。县政府先后组织了13个鼓书团，县委宣传部派人在王庄沟将武东的83名盲艺人组织为武乡盲人宣传队。
由于部队和地方文艺工作者对盲人宣传队的指导，武乡曲艺演唱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的改革，初步改变了地方曲艺旋律单调、伴奏简单等状况，部队曲艺工作者对武乡盲艺人，在政治上、艺术上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同时，他们还得到了著名作家高沐鸿、赵树理、陈荒煤和曲艺家寒声的培植。团结改造民间盲艺人的例子层出不穷，这在武乡县是最典型的，正如鲁艺校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伯钊在《敌后文艺运动概况》中所作的精辟论述：“武乡这种形式的盲人宣传队，我在敌后还是第一次看见，其影响之大，是无须再论的。”李伯钊这样高度评价，正是对武乡盲人曲艺队这支活跃在抗日前哨的文艺轻骑兵的鼓励与嘉奖。
抗日战争时期，武乡的教育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酷斗争中恢复、坚持与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中共武乡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带领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面对民族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破坏和连年的水、旱、风、蝗等自然灾害，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顽强地坚持了学校教育，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社会教育，做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战争服务。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武乡的教育在唤起民众、造就干部、输送兵员、支援前线、促进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学校教育方面，抗战初期，党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武东、武西兴办的抗日高级小学校就有7座（武东5座、武西2座）。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即：“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后来，中央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使教育为长期的战争服务”的方针。中共武乡县委和抗日县政府随即在县城（今故县）成立了“武乡县青年抗日救国公学”（简称青校），校址设在县城三官庙内，校长由县长兼任。教学科目主要是动员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内容。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动员抗战的演唱宣传工作。该校是武乡第一所抗日救亡学校。他们还编印了青年救国丛书《大众呼声集》等。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急需人才的形势，“青校”只办了一期，于1938年秋改为“武乡县民族革命两级学校”（简称民校），学制为3个月。到1939年春又兴办了两个分校，即“武乡县立民一分校”，校址设在洪水；“武乡县立民二分校”，校址设在故城，学制改为半年。1939年10月，日军侵占白晋线，在故城驻扎据点，民二分校停办。民一分校改为“武乡县立抗日高小”。这类学校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全县培养了一批抗日教师，为县政府培养了不少青年干部，也为上一级学校——第三行政公署所办的“民族革命中学”（驻沁县冀家凹村）输送了一大批学生。
同时，还在县城创办了“抗日救国”小学。接着，全县范围内的抗日小学均在战火中恢复和创建，学生除识字、训练和接受时事教育以外，还参加课外的各种抗日活动，如放哨、查路条、捉汉奸等。儿童也充当小先生，推动农村社教工作。最典型的有王家峪“朱德儿童团”和白家庄儿童团等。
基于斗争的需要，当时县政府根据抗日政策，在原教师队伍中，进行了“驱顽取中”的整顿，使他们为抗日服务。要全面恢复因战争停办的学校，面临着师资缺乏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党和政府采取了应急办法：团结、改造在乡知识分子；用以老带新的办法，从实践中培养师资，并逐级培训提高；加强在职教师的学习和短期辅导。
在社会教育方面，武乡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创办了民族革命救亡室（民革室），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农民群众。民革室成了农民识字、学文化、生产议事、时事教育、传达党的抗日政策的重要阵地。从此，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民众教育广泛兴起。
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乡教育事业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教学体制，体现了党对教育人才的高度重视。抗日根据地所创立的一整套教育经验，为武乡在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