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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为了加强党对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便于和相邻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将中共武乡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帮助指导榆社、祁县两个县委的工作。刘建勋接任武乡中心县委书记。刘建勋接任县委书记后，即广泛地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民主民生斗争。
在旧社会，农村负担的粮款都是按地亩摊派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多是一等好地，而农民耕种的则多是三等差地，按地亩平均摊粮摊款的办法，实际是将负担转嫁到了广大贫苦农民身上。更残酷的是，由于村政权为地主、富农所把持，从县到村政权都严重存在着贪污讹诈等现象，广大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十分严重，有不少农户一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得不到改善，背着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县委经过调查研究，深知为农民解决这些问题，满足农民的迫切要求，这是依靠与发动农民的主要环节。于是在县委的领导下，通过各救国会组织，在全县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民生斗争，改造各级旧政权。
1938年12月，中心县委书记刘建勋指派史玉麟同晋东特委书记杨树根、组织部部长魏晓云一同去晋冀豫区委汇报武乡工作。李雪峰、徐子荣听了汇报后，布置在武乡县城召开“双十二”拥蒋抗日大会。12月12日，以牺盟会出面，在县城（今故县）东门外召开以“拥蒋抗日”为名的全县人民群众大会，并纪念西安事变两周年。牺盟特派员张烈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武乡县抗战以来的首次大集会，标志着党在武乡改造旧政权斗争的初步胜利，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揭开了全县民众自上而下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的序幕。
1939年1月，山西省第三行政公署派谭永华（原沁县公安局局长）任武乡县县长。谭永华上任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即全面改造旧政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新政权。他首先配合县牺盟会、决死队和各抗日民众团体，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实际情况，采用团结、联合和斗争等方式，对县政权和各区政权的机构与人员进行了统一调整。县政府的四个科，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科长；五个区的区长，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区两级废除了旧的“俸给制”，开始实行供给制。
经过改造的县政权，一般都采取建立行政会议的办法来扩大民主。行政会议由县长任主席，吸收牺盟会、各抗日救亡团体负责人，以及士绅代表参加，县政府各科科长均列席参加。在行政会议上，每一项决议案都要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使决议案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改造的县、区政府，反对过去旧衙门习气，工作人员厉行俭朴廉洁的作风。
村政权的改造，是从1939年春开始的。全县48个编村村长因是旧政权派任，对抗日救国态度不一。从其政治身份来说，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本地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还有一种是顽固派。在比例上，中间势力所占比重较大。那些属于共产党员和积极赞助抗日的进步人士村长，则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坚决接受和贯彻党的政策。对于部分顽固分子，在牺盟协助员的帮助下，对他们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于那些有劣迹、民愤大的坏村长，采用群众斗争、向县政府请愿的办法予以罢免。如古台村的村长搜刮民财，鱼肉百姓，该村群众就到县政府告了他的状，从而赶走了他，推选农救会里的一位共产党员担任了村长；上王堡、白和、广志、韩家垴、烟里、大有、东沟等村也都仿照这种办法，赶跑了坏村长；姚庄等编村的旧村长也是经群众请愿后被迫调走的；贾豁等编村的村长是被揭发罪状，当场罢免的；韩壁编村的旧村长是干不下去，自己离职回家的。同时，武乡西部的故城、石盘、南关等编村，也结合反贪污和实行合理负担等斗争，调换了坏村长，之后，党组织发动群众，选举有领导能力的党员当上了村长。
为了巩固新政权，彻底摧垮武乡的地主封建势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以进一步贯彻实施，1939年5月1日，县委由牺盟会出面，在曹村召开大会，根据党的指示，号召全县开展“红五月”斗争。斗争的中心任务是，要求各抗日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依靠抗日团体，同各村顽固势力把持的政权进行斗争。会后，全县普遍掀起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改造区、村政权，反贪污、实行合理负担，取消按地亩摊派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使85％的村政权基本掌握在群众手中。这一时期，全县进行的较大斗争有35次。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县政府对旧政府执行的区长、村长委任制进行了改革，改为民主选举制。1939年年底，全县布置了村选工作，先以二、三区为试点，取得经验，在全县推广。
旧政权的改造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为更加广泛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这是太行抗日根据地走向巩固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大生产运动和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抗日战争也可以说是农民战争。要保证抗战取得彻底胜利，如何调动占全县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是摆在县委、县政府工作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斗争，县委在狠抓地方武装的同时，及时向根据地组织起来的各界群众宣传并贯彻一系列抗日工作中的新政策。一是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二是组织农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县牺盟会通过公开发动与组织，采用民主选举的方法，在县城（今故县）成立了武乡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共产党员赵晋臣为农救会主席。党的农村工作，主要是通过农救会来开展的。农救会一成立，就把发动群众，斗汉奸、反贪污，实行合理负担、二五减租的斗争当作重要工作来抓。
抗战前，农村负担的粮款是按地亩摊派的，采用地主占有的一等好地和农民占有的三等差地平均摊派粮款的办法，实际上是将负担转嫁到广大贫苦农民身上。更不合理的是，由于村政权为地主、富农所把持，他们可以随意隐瞒土地，以多报少，以优充劣，再加上村长们的贪污讹诈等，广泛增加了农民负担。针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以抗日县政府出面，提出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为了落实这项新政策，随即在全县统一丈量土地，清查出那些地亩账上没有登记的“黑地”，评定了三种土地的不同产量。这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全县民众的热烈拥护。从此，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动员起来，积极向进驻武乡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党、政、军机关和野战部队（包括决死队）提供军粮和其他军需品。
1939年8月9日，为了发扬民主、改善民生和提高广大民众参战的热情，武乡东部山区的土河编村党支部，配合村农救会举行了全体大会，到会的各村农救会会员共300余人，由农救会秘书刘时云任大会主席。会上提出议案多件，集中讨论了改善民生问题，中心议题是彻底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全县范围的改善民主、民生运动向前蓬勃发展。
从1937年到1939年的反贪污、反摊派，推行合理负担的运动，改造了村政权，既减轻了广大劳苦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也符合群众的利益，支持了持久战的需要，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一大批青壮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并为武乡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作为武乡县土地变革的第一阶段，为后来深入贯彻减租减息，实行统一累进税制，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9年7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也是全县处于抗日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时期，中共武乡县委为了总结建立六年来和抗战两年来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更好地组织全县人民，克服困难，巩固和扩大武乡抗日根据地，在县城（今故县）东关郝家庄召开了中共武乡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0余名。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布置当前的中心工作；（二）选举产生新县委；（三）选举出席中共晋冀豫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回顾了六年来武乡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历程，总结了党在巩固发展武乡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中所发挥的模范带头和核心领导作用，以及在建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党在今后抗战中的任务和建党方面应着重注意的问题，对以后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纪律教育，提高党员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党组织应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搞好党的自身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党的工作中，要把抗日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提高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开展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运动。
大会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出了新的县委，县委共有5人组成：刘建勋、张烈、武三友、魏效泉、王宗琪。县委书记刘建勋，副书记张烈（兼牺盟特派员）。县委始设组织部和宣传部，魏效泉任组织部部长，王宗琪任宣传部部长，秘书室设秘书1人。全县下设5个区分委，每区设书记1人，组织、宣传委员各1人。同时，会议还选举刘建勋、武三友、赵悦祥、李国祯为出席中共晋冀豫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最后号召全县民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团结一切抗战爱国的进步力量，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要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念，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英勇战斗。
从抗战开始到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武乡县党组织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党员的成分，主要是雇工、羊工、煤矿工人、贫下中农和外地回乡的青年学生。各个编村都建立了党支部，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500多人。这次党代会，把各级政府和群团组织统一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中共武乡县第一次党代会，是武乡建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克服抗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并把武乡党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各阶层抗战的领导核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大批开明士绅共同抗日，成为县委的中心工作。1939年夏，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进驻武乡之时，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供应八路军粮饷。为了克服困难，解决驻军及参战民众的吃粮问题，县政府于8月9日召开了有郝温、裴会宝、郝培兰等50余名士绅参加的武乡县士绅座谈会，讨论了实行合理负担和士绅工作等问题，重点阐明了士绅在抗战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并倡导各阶层精诚团结，共同抗战。
1939年9月19日，八路军总部在土河村召开了盛大的武乡士绅座谈会。武乡县县长谭永华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到会士绅有裴会宝、郝培兰、李祖寿、杜青史、武德宽和魏文澜等53人。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连同来宾共百余人。会议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彭德怀也就世界形势及中国时局讲了话。县牺盟特派员张烈也发了言。参加座谈会的一些开明士绅，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纷纷慷慨献粮。裴会宝、郝培兰等50余人，当场自报捐粮190石，捐款2200大洋，郝培兰还在会上带头发言。其中，开明士绅杜青史捐献大量粮款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一致好评。会后，朱总司令对武乡士绅毁家纾难、捐款献粮的爱国行动倍加赞赏，并为他们颁发了奖旗，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坚持抗战，渡过难关。最后，由傅钟主任致闭幕词。这次座谈会，增强了抗战力量，推进了武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许多士绅由中间派变为进步势力。9月22日，驻砖壁八路军总部的英国记者何果先生，为华北版《新华日报》撰稿，报道了武乡士绅座谈会的盛况，盛赞我军民团结抗战之热忱。同版《新华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巩固与发展农村中的统一战线》的社论。接着，县政府又在姚庄召开了士绅大会，座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和政府囤粮法令，发起在武乡全县囤积6万石公粮的运动。在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公款的基础上，本着有粮出粮、无粮出力的原则，制定了具体囤粮办法：要求地主、富农负担囤粮总数的80％，中农负担囤粮总数的20％。县委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把任务分配到全县5个区、48个抗日编村，限18天完成囤粮任务。
囤粮运动从9月19日开始，全县各级领导召开各种囤粮会议，宣传抗日政策，发动群众，鼓励士绅献粮。全县士绅也热烈响应土河士绅座谈会的号召。同时共产党员与革命军属也纷纷带头，推动了囤粮运动，拥护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积极捐献粮款。为了防止坏人的破坏，各村派自卫队员巡逻放哨。经自报公议，到9月24日就基本完成了任务。如大有士绅裴会宝，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捐献公粮500多石，并自愿供给“武乡子弟兵”粮饷一年多。
在这次囤粮运动中，共囤积公粮6.7万石，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军用急需。这次囤粮运动，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武乡实施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精神，为粉碎敌人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提供了根本保证，为更加广泛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对武乡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9年冬，王家峪编村牺盟会在本村小学校召开民主人士（地主、富农、士绅、知识分子）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30多人。这次会议是在八路军总部机关直属政治处主任康克清、民运部部长王卓如的协助下召开的。会议由编村牺盟协助员（党内任中心支部书记）郝焕芳主持，特邀朱总司令到会讲话。朱总司令从抗日战争政治形势讲起，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之后，说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反对速胜论，在敌后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形势下的运动战，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总动员，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参加会议的士绅张映璧、魏林祥、郝竹亭、窦禹圣、郝国祯、李峰、魏忠等人表示，一定要按照朱总司令讲的话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畏惧万分，反共投降的倾向越来越明显。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方法》《异党问题处理方法》等一系列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的文件、指示和条例。阎锡山根据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大肆鼓吹“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反动谬论，在山西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派遣“晋绥军官教导团招生处”“民大五分校”“敌区工作团”“精神建设委员会”和“保安队”等特务组织，潜入武乡根据地，借办学招生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破坏抗日工作，专门制造摩擦，暗杀抗日干部。
1939年5月，武乡国民党县党部与反动地主、封建会道门相勾结，秘密成立特务组织，进行放毒、暗杀等活动，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月中旬，国民党区分部赵奇，在王堡村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会议，制定了一个反共反牺盟的“五大纲领”。会后，秘密组织反动武装，准备进行反扑。县委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发动广大党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揭露他们的假三民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使更多的群众站在了共产党一边，逐步确立了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开明士绅也公开表示支持共产党，有的还向民主政府捐款，以示抗日决心。一部分国民党员在这种形势影响下，退出了国民党。这对于全县打击伪顽活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县委及时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的“各地党组织要严正立场，对于搞摩擦者要坚决揭露和打击”的号召，教育党员、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分析形势，确定正确的对策。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能让步。但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学习，许多共产党员在反顽斗争中注意了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
1939年9月10日至28日，中共晋冀豫区在武乡东堡村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告全区同胞、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党派及全区党员同志书》，明确地要求把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号召全区党员警惕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和防止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坚定政治立场，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进攻。武乡县委派刘建勋、武三友、赵悦祥、李国祯参加了大会。会后，他们及时向县委和全县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在严峻的局势面前，为武乡县委的反顽斗争也指明了方向。
武乡反顽斗争最激烈、情况最复杂、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是1939年冬季。11月底，有一伙特务窜到活庄，携带大量钞票，在村买鸡杀狗，引起群众怀疑。村农会秘书王丙尧与这些人谈话遭到大骂，王立即向县公安局汇报，经派人来询问后，报请县领导决定，派10余名公安人员（便衣）与活庄自卫队配合，当夜进行盘查。特务训斥自卫队，开枪威吓。在归途中，一名队员被特务用铁火棍插入腿部，因流血过多死亡。同时，特务还打伤我自卫队队员王树全，开枪驱散了公安人员与自卫队队员，当夜趁乱逃跑。事件发生后，武乡县委、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责成县公安局特派员立即侦缉潜逃特务。次日在“民大五分校”驻地韩家垴、东沟将凶手全部抓获。经审讯，这伙特务是阎锡山派入武乡的所谓“敌区工作团”（简称“敌工团”），是专门暗杀抗日干部的。窜到马堡村的另一伙特务“晋绥军官教导队”，于12月28日夜，在马堡河滩围攻八路军，打死、打伤供给部运输队官兵数人。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派一区区委书记姜一和公安局的人员，配合129师锄奸部的钱益民，发动马堡、墨镫、洪水、新村等村党支部，联合破获了此案，并将特务设在洪水镇和马堡村的秘密交通联络站一举捣毁，打击了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
此外，当时阎锡山还派入武乡一支保安队，约有300人，驻在型村。保安队员邢炳生闯进窑科模范队长武文明家，硬说武当过兵，要他到县保安队“归队”，武不肯，邢就勒索了他16元银洋。武文明火速报告了城关镇副镇长程步高，程立即召集了10多名模范队员，赶到武文明家，斥责了邢炳生敲诈勒索、打击抗日积极分子的罪恶行径，后将他捆绑押至王庄沟，由县政府出面在型村召开公判大会，枪决了邢炳生。这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武乡的反顽斗争转入了清除暗藏分子阶段。在一次县干部会议上，混进干部中的顽固分子阎守义公开反对党政领导人，诬蔑牺盟会，诽谤各群众团体，当场就被逮捕公审。此后，顽固分子的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提出“隐蔽组织，秘密活动”的反动口号，以反动会道门作为掩护，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在一、四区就出现过杂色番号的军队以捕捉逃兵为名，抓捕我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潜伏活动，彻底根除顽固势力，县委决定首先取缔驻扎在韩家垴的“晋绥军官学校”。该校是阎伪的特务机关，专搞窝藏顽固分子、破坏抗日的活动。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共产党员李德盘带领100多名自卫队队员，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包围了他们的驻地，逮捕了3名首犯，打死了特务韩安成，其余有的反正后，自愿参加了抗日自卫队。
1939年的反顽斗争，使武乡党组织，特别是新发展的党员和新建立的支部，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在反顽斗争中表现动摇、思想混乱、经受不住考验的党员，有的自动退党，有的被清除出党。这样，武乡党组织更加纯洁，党员更加坚强。发生在武乡的这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对党员和群众进行了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维护统一战线教育，它最深刻，最具体，又最生动。更多的党员和干部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从中学到了如何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策略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0月，李友九接任中共武乡县委书记。李于10月中旬就职，向副书记吴锡久、组织部部长魏效泉了解情况后，即去砖壁找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部长、区党委委员王卓如。王卓如嘱咐李整顿好武乡党组织，准备击退反共顽固势力的进攻，与地委指示保持一致。
李友九从砖壁返回县委，亲自下去调查，感到农村党组织发展得很快，但有点乱，个别支部连本支部党员确切人数都说不清，作风有行政命令脱离群众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李友九立即通知各区村，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基层党组织，全力投入反顽斗争。在这期间，有个别人想不通，如洪水区委书记李天机认为，既坚持统一战线，为何又抓阶级斗争？对此李友九回答道：“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能调节以利抗日而不能取消。”在讨论中，李天机不服，最后叛变投敌。通过整顿党组织，广大党员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组织状况有了较大改变，原来中农骨干较多，因为党是在改造旧政权、合理负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从中农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较多。此时大量提拔贫雇农骨干是正确的。通过整顿党组织，保障人权，亦使行政命令作风大有改观，虽然发生了地主乘机打击干部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干群关系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