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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6日，日军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力，集中十六、二十、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10余个联队3万余兵力，由太行山周围交通线上的洪洞、太谷、榆次、平定、高邑、邢台、涉县、长治、屯留等地，向我晋东南分进合击，妄图把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
晋冀豫军民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此时，八路军总司令部进驻武乡马牧、义门一带。针对敌人围攻的企图，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采取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战术，遂以115师344旅的主力，与决死一纵队各基干支队，结合游击队、抗日自卫队，以阻击袭扰的手段，迟滞各路进犯之敌；以129师及344旅的689团，隐蔽集结于涉县以北寻找战机，歼灭由长治或涉县进犯之敌。4月11日，武乡县委书记陆清廉赴辽县参加129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召开的党的特委、工委书记和游击支队政委联席会议，部署各地党组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和游击支队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战争，保证后勤供应和保卫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辽县会议之后，武乡县委把所有民运干部编成动委会的地方工作队，县委书记陆清廉亲任大队长，带领干部分头到重点村镇做反“围攻”动员工作。同时，县委又迅速召开了各系统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进行反“围攻”作战准备的指示，全县立即进入紧张的战备工作中。各区、村干部和党的负责人，深入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动员民众空室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帮助部队抬伤员、运粮食、运弹药、报敌情、当向导；抗日人民自卫队担负起破坏公路、捕捉汉奸、站岗放哨等任务，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各村镇还召开了民众动员大会，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进行“反围”攻动员，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月15日，日军第一一七联队附炮辎重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当即返至武乡，在我军民的袭扰下，连夜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逃窜。根据这一情报，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决定：386旅772团叶成焕部、115师689团韩先楚部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疾追；385旅769团陈锡联部为后续部队，沿武乡城东的大道跟进。到16日晨，各部队先后追上日军，在里庄至长乐滩7.5千米长的河谷中，将敌截为数段包围在浊漳河北岸的里庄滩，随即发起猛烈进攻。这时，771团也由马汉脚赶到了浊漳河南岸的窑头、西岭村北侧一线高地向北展开突击。陈赓旅长一声令下，两个团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山头飞奔而下，冲入敌群。同时，以一部围歼1500余名来援之敌。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大部歼灭。与此同时，战前县委组织的参战民工和自卫队等支前人员3000余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踊跃投入支前工作。他们为八路军当向导、送饭、送弹药、抬担架、护伤员。游击队、自卫队还配合八路军参加了战斗。姚家庄的自卫队队员姚兴塘和姚小春，在给侦察排带路时，还打死了1名日本军官。
在此次战斗中，各区、村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县委的指示，积极为部队筹粮备饭，带领民工踊跃支前。赵三孩、王贵先等6名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给部队运送弹药时被日军杀害。当时八路军需要撤出战场急速转移到20千米外的榆社县郝壁村，全县出动了2000多名民工，连夜将500多名伤员运往后方医院。在民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与敌激战10个小时，在里庄滩共歼灭日军2200余名，毙战马500余匹，缴获步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多挺，以及全部辎重。八路军伤亡800多名，年仅25岁的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
长乐急袭战，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决定性一仗。日军第一一七联队在长乐遭到八路军袭击后，其他各路日军被迫纷纷逃窜。八路军趁机连克18座县城，把日军赶出了晋东南。不久，八路军总部又由义门转战到寨上村，召开了祝捷大会，并让广大民众参观了长乐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展览。活生生的事实，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军民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行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使侵入华北地区的日军深感不安，于是日军对晋东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围攻”。长乐战斗之前的4月4日，由长治来的日军苫米地旅团长亲自指挥，带领装备精良的3000兵力，由屯留经襄垣、沁县直向武乡扑来，日军北进榆社袭我主力扑空后，返武乡县城，对县城老百姓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对武乡县这座古城实行了疯狂洗劫。4月15日深夜，日军撤离后，县城一条大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被杀百姓的尸体横在路边上、倒在血泊中。东关、西关附近村庄的房屋、窑洞也遭破坏。一名妇女被敌人奸污后杀害，她身旁还躺着一个3岁左右的儿童，脑门被重物击碎，鲜血直流。日军洗劫县城后，又到县城东南角2.5千米外的石拐、白草辿、马家庄大肆烧杀。在一个土窑洞里就发现了被敌人残杀的尸体40多具。其中一个村87人就被敌人屠杀了86人，只剩1人逃亡他乡。全村房子都被烧毁，成了悲惨的“无人庄”。
长乐村战斗之后，日军对附近村庄实行了疯狂报复，浊漳河两岸沿蟠（龙）武（乡）公路的大小村镇，成了日军残杀无辜的屠场。其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从县城到长乐村，沿途村庄的房子全部被烧毁。在峪口村，日军将抓住的一些地下党员和抗日自卫队队员赶到十八亩塔，用刺刀威逼，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这些党员和群众怒视日军，坚贞不屈，结果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挑死。后来，敌人又把抓来的10余名群众赶到这里，架起机枪将他们扫射于地堰下。尤其是距长乐战场最近的里庄、圪台庄等村，损失更为惨重。仅里庄村，就有25人被日军围在3个窑洞里放火熏死。在巩家垴一带，日军为了搜寻八路军伤员，将村子里的石碾、石磨都掀翻捣毁。在窑头村，日军残杀百姓，强奸妇女，其惨状真是惨不忍睹。这次峪口村被杀害的23人，其中有共产党员5人。
4月17日，在长乐村遭到重挫的日军，向东窜至韩壁村，在五里圪廊至岭口一带，遭我军一部的猛烈阻击后，又对附近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烧杀。他们将韩壁村南稍嘴的几个窑洞内的妇女全部搜出，几经糟蹋蹂躏后统统推下深谷中将她们摔死。韩壁村的魏家古寨，被日军烧成瓦砾。在东、西堡村，日军把抢来的五谷杂粮浇上汽油放火焚烧。这一次，武乡全县被日军烧房3200多间，烧粮3000余石，杀死1000余人。在日军大肆洗劫之后，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及时安抚受害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并结合血淋淋的事实，对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育。日军“扫荡”前，在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哪个朝廷不纳粮，日军来了也一样。”日军的大肆烧杀，使人们的思想猛醒过来，战争教育了人民，并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不抗日，活不成；要生存，靠斗争！”同时，为了加强和健全县、区、村领导战争的组织，坚持敌后抗日政权，中共武乡县委于1939年7月30日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联席会议，成立了军政民联席会。从此，全县48个编村普遍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群众抗日热潮。
全面抗战开始，武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抓紧培养抗日干部。当时，武乡党的干部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抗战前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因县委党组织遭破坏而被迫解散停顿，后又恢复组织领导关系的，他们有武华、武三友、魏名扬、姜一、王锦心、李福元、赵晋臣、赵天恩等。他们在抗战前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又发动与参加了农民“五抗”运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强的党性。（二）一大批在北平、太原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如武光清、杜昕、李旭、李衍授、武铭、王润华、李安唐、史玉麟等，抗战后返乡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经过牺盟会组织，吸收他们为党员。这批青年学生，在学校较早地接触了马列主义，参加过学生运动，受国际和国内新思潮的影响较深。其中，杜昕在北大就学时还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由进步青年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和担负抗日工作的能力。（三）从太原兵工厂和平民兵工厂返乡的石汝麟、李国祯、李瑞堂、贾志厚、赵寿延、杜生旺、常贵生、刘国楷、张银书、赵树森、贾贵德等12人，他们在太原曾参加过反对阎锡山残酷统治的工人运动，其中不少人还是工人运动的骨干，具有顽强的斗志和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四）当地在乡知识分子，民校和青校毕业的学生，以及旧政府中经过改造和斗争的职员与村长，如刘庆伍等。此外，还从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分子中提拔培养了一批乡村党政骨干。
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注意到在新形势下加强培训党员、干部的重要意义，以各种方法培训抗日干部。1937年11月底，129师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在辽县开办了游击训练班。武乡县党组织派杜昕带领李衍授、李安唐、王占鳌、常悦、赵寿彭、赵树仁、杜银尧、史鉴唐、史名章、史玉麟、陈来生、张实生、张凤銮、赵硕甫、吕顺、王廷章、姚茂堂、李天机、李贵兰等20多人赴辽县参加培训。培训的内容是：地方干部侧重学习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军；学习如何组织坚壁清野和支前工作；等等。在教学中，讨论了游击战争规律、统一战线问题和目前党的任务等。他们培训一个月后结业，返回武乡。对绝大多数党员的培训，采用举办牺盟协助员训练班的形式进行。1938年1月，在县城女子高小校内，举办了一期牺盟协助员训练班，绝大多数成员是党员，其实质是培训党的抗日骨干，即在发展组织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
1938年5月，武乡党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后，对新党员、新干部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更加迫切。1938年6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把对抗日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放到第一位。省委规定：“无论如何，以县或区为单位，经常开办党员训练班，每个新党员最低经过学习党的建设、党的基本知识、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及游击战争的短期训练。老党员也必须经过短期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的学习，教育他们，使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了解及执行党的每一个具体工作与决定，并成为群众中积极的模范与核心。”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中共武乡县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党员的培训上，其具体办法是：
（一）派县、区委的党员骨干去省委、特委等举办的党校学习。1938年6月，决死一纵队在沁县西林村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讲授党的纲领、党的政策、组织建设、统一战线，以及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省委书记李雪峰、特委书记陶希晋亲自讲课，训练时间为三个月。武乡派部分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并且聆听了朱德、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的讲课。这些党员学习结束返乡后，用各种形式辅导其他党员，普及党的基础知识教育。
（二）地委、县委也积极开办党校和训练班，每期为三个月，主要培训支部委员和党员。讲课的有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有时还请驻地军政首长讲课。受训的干部和党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党员，学习重点是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深理解，学懂即用，效果甚佳。经过学习和教育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工作做得很好。如区干部胡光隆深有体会。他入党后经过教育，首先记住的是共产党上下一致，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直至中央；对中央的指示，要下达到党员、干部。其次是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三）利用传达中央及各级党委的文件、指示的机会，对党员集中进行培训。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后，县委便及时把县、区、村三级党员、干部集中回县委驻地，进行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经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懂得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所作出的科学预测，他们心目中树立起了持久抗战的观念，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四）采用边发展、边训练的方式，使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受到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对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经过教育的党员、干部，大都懂得了依靠群众、斗争必胜的道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干部培训中卓有成效。
经过长时间的整顿和培养，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战斗素质，使更多的抗日骨干团结起来，以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领导全县民众迎接抗日战争的新胜利。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太原失守后的山西局势，做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同时，刘少奇也发出了《为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的指示。鉴于抗战开始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共产党已经成为政权和武装的主要领导者，要求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必须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对抗战的坚强领导。中共冀豫晋省委及时传达了这些指示精神，县委即着手发展党员，开展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首先由王玉堂主持，经杜昕介绍，史玉麟、李安唐、李衍授、武铭、王润华、李生旺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杜昕为主要领导组成了党支部。并以大有泰山庙为基地，同魏名扬会合，发展党组织。这是七七事变后在武乡第一批集体入党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支部）。
1938年1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派共产党员陆清廉接任中共武乡县委书记，以八路军工作团团长的身份同县牺盟会紧密配合，共同发动群众抗日。同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武乡县委员会。
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太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武乡也同晋东南各县一样，进入党组织大发展时期，县委开始着手广泛建立区级和村级党组织。4月，先后在郑峪、洪水、故城、蟠龙、段村等地建立了5个区分委。由魏效泉任一区分委书记，史玉麟任四区分委书记、李衍授任五区分委书记。之后，各区分委以牺盟会作掩护，采用活动分子会议的形式，深入各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这些区分委就成了发展和组建村级党支部的领导骨干。如：四区的史玉麟在东沟、韩家垴、蟠龙、石门、石瓮、韩壁、土河、王家峪、砖壁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二区分委由李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有赵晋烈、赵硕甫、吕顺、王廷章、张子玉、李逢时等。
1938年6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在沁县南涅水村召开重要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四个月来的工作，分析粉碎“九路围攻”以后全区出现的新形势，研究进一步坚持与巩固根据地，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等问题，并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简称“六月决定”）。“六月决定”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力发展党员和健全党的组织；要求从6月底，把党组织扩大一倍，吸收新的工农党员干部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派忠实而有能力的党员去领导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中党的组织等。“六月决定”下达后，中共武乡县委书记陆清廉反复强调，把党组织的大发展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要求党员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和扩充基层党组织。于是，武东山区不少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如：义安村由张帆负责，石门由冯青云、米如珍负责，韩壁由王琼负责，王家峪由李兴唐负责，姚庄由姜一负责。同时，砖壁村也成立了党支部。在东堡由史思琦、史云则以《中国人报》发行员的身份秘密发展邻村党员。蟠龙联合小学校长张万寿、李玉田等也组建了党支部。另外，魏怀德、史法云（史云）入党后，积极投入发展党组织工作。
在武乡西部地区，三区区委书记石汝麟9月调延安学习，牺盟会区主任武镇藩被怀疑有问题，故县委调县委副书记史玉麟、武三友赴故城三区任区委书记和农会主席，开展武西党组织发展工作。经过发动，这个区各主要大村都有了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如玉品村党支部由李如恒负责，山交村由李克诚负责，丈牛坡村由李生木负责，故城镇由李务滋负责。茅庄村由史玉麟和武三友直接发展白德元为中共党员。后经白德元介绍，又发展白木荣、田景云、白秀清、白莲香等为党员。当时，武西地区基础好的要数建党最早的北良侯支部，这个村在发展党员的同时，还建立了区级群众组织农救会和青救会。武西党的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适应了党在游击区工作的需要。
从1938年4月到1939年7月武乡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武乡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党员总数已发展到2500余人，达到了村村有党员。党的队伍的壮大，党的力量的增强，为武乡日益活跃的抗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同时，基层党支部的广泛建立，使党得以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有助于党的正确领导的实现和抗日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使党创建武乡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党组织的迅猛发展，也表明了人民群众从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身上看到了希望。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党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当然，由于党的大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使党组织的纯洁性受到影响。这是武乡党组织发展史上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