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抗战前，武乡地下党组织虽然屡受挫折，但由于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五抗”斗争，党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武乡党组织也同整个华北地区党组织一样，将革命斗争的主要目标转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党的各级组织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7年11月15日，中共北方局在《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中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武装与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随即，中共冀豫晋省委随同129师师部进驻辽县（今左权）后，便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精神，由冀豫晋省委负责人徐子荣带领高沐鸿、王玉堂来到武乡开展工作，着手恢复和发展武乡党的各级组织。首先与县牺盟特派员韩洪宾取得联系，并经上级党委批准，组建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时工委），王玉堂任临时工委书记，韩洪宾任组织委员，高沐鸿任宣传委员（后由张天乙接任宣传委员）。
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建立后，针对本县群众觉悟高、革命基础好、建党较早的实际情况，全面了解抗战前武乡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并把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当作首要工作来抓。经调查，了解到1936年前窑头村曾是东区党支部所在地，发展过不少地下共产党员，群众基础较好，又是武乡的腹心区，可以作为整顿和发展党组织的基础。他们经过对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审查，首先恢复了窑头村党支部，支部书记由李福元担任。在窑头村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又在段村、故城、大有、洪水、蟠龙等地全面进行调查了解。在东区不少村也恢复了党组织。抗战前发展的党员武三友、魏名扬等经县工委批准，恢复组织关系后，以搞农救会工作的公开身份，担任段村、峪口等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与此同时，在县城通过扩大牺盟会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他们大都是七七事变前在北平、太原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如武光清、杜昕、李旭、李衍授、武铭、王润华（女）、李安唐、史玉麟、李生旺等。抗战爆发后，他们回到武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党组织及时以牺盟会干部名义，把他们分配到全县较大的村镇发展党的组织。这样，抗战初期武乡党的组织由农村和县城、农民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构成了有力的两翼。农民党员着力宣传和发动群众，协助组织工、农、青、妇等组织；知识分子党员则侧重搞改造旧政权和组建人民武装等工作。至此，使武乡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同时，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注意到在新形势下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意义，即在中共冀豫晋省委徐子荣、中共晋东特委杨树根等人的具体指导下，于1937年12月在窑头村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是党的基础知识和抗战时事教育，如党的性质、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团结群众和如何在群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等。并组织学习中共冀豫晋省委出版的党刊《战斗》和一些通俗的马列主义读物。通过培训，党员掌握了党的基础知识，明确了党的宗旨和任务，提高了政治素质，并作为党的工作骨干，担任了重点区、村党政干部。在窑头开办党员培训班之后，除恢复原有地下党的组织外，又在全县大部分抗日编村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当时的党支部和党员都不公开，各区负责党的工作的同志的公开身份，都是以《新华日报》发行员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出现。因此，凡是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的村庄，群众组织工作就活跃，如窑头、峪口、段村、北良侯、蟠龙、洪水、贾豁、大有、监漳、吴村等即是如此。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又从群众运动中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据统计，到1938年年初，武乡县发展党员已达2500多名，建立党支部143个，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了领导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的领导骨干和战斗堡垒。
随着抗日工作的全面展开，党的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如何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党的工作，是党组织面临的新任务。
1936年12月，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牺盟会的政治影响，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全省广大农村，故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将大批党员或进步分子派往各县开展工作。当时来到武乡的有100多人。他们（多为青年学生）来到武乡后，即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为发动民众建立牺盟会基层组织创造条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韩洪宾、姚伯功来武乡县任牺盟会特派员，在县城（今故县）东关正式成立了武乡县牺盟分会，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韩洪宾兼任组织委员，高沐鸿任宣传委员。当时在北平、太原求学的杜昕、张桂森、张超等进步青年也返回武乡，参加了县牺盟会的组织工作。武乡县牺盟分会的宗旨是：大力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敌当前，团结抗日”的革命道理；宣传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主张；动员全县民众，誓死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8月初，韩洪宾和张桂森到段村、故城两镇，杜昕和张超到大有、贾豁两镇，分别召开初、高级小学教师座谈会，阐述共产党坚决抗日、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同时，他们还把印好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册子分发给广大群众，以唤起全县人民的觉醒。8月下旬，杜昕、张桂森又到武乡蟠龙第三高小进行抗日救国演讲，该校师生受到很大鼓舞，当即走出校门，到街头田间向各界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到9月18日，段英奎、刘廷藻、武铭、石汝麟、李炳源等30多名来自全县各地的青年学生，作为宣传骨干聚集县城，召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会上，由韩洪宾、杜昕作了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报告，并成立了“武乡县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推选杜昕为学生联合会主席，段英奎、黄岑明、武铭、张桂森为副主席。大会结束后，全体学生演唱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以及《放下你的鞭子》等新剧。这样，就在全县人民中吹响了动员和组织浩浩荡荡抗日大军的战斗号角。由于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的不断深入，各地陆续组织了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并按区派出了40多名牺盟协助员，以编村派驻牺盟工作员。到1938年，武乡牺盟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对发动各阶层团结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武乡牺盟会的活动，始终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所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牺盟会组织变为《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使全县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概括起来，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发展牺盟会组织，并公开领导全县人民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界群众救国组织，会员发展到6万之众。第二，建立了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1937年10月组建了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牺盟游击队、公安中队等武装组织。到1938年，全县发展到10个中队，分别驻城关、故城、洪水等主要集镇。同年9月，大部改编为决死队。同时，创建了工人抗日自卫大队铁工厂——鼙山工厂。第三，在牺盟会的掩护下，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县牺盟会特派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他们在开展牺盟会工作的同时，秘密地推荐和审查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并介绍给党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第四，领导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大批士绅名流。第五，领导群众同旧政府的官僚和豪绅进行斗争。第六，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组织了话剧团，创办了青年抗日救国公学；全县各村都兴办了民革室；还创办了《大众力量》周报，共出刊110多期，为推动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威力，就在于把各阶层的抗日力量聚集在党的周围。在武乡牺盟会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在群众和先进分子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从而既团结和巩固了统一战线，又发展了党的组织。
1937年11月，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五团在贾毓芝、梁膺庸的带领下进驻武乡，开辟抗日根据地。教导五团成员大部分被派到各区所在地的编村，如洪水、蟠龙、段村、故城、吴村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调查了解各阶层思想状况，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组建训练编村自卫队，为武乡抗日地方武装的组建，做了舆论组织准备。
当时，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驻故城和信义村。他们进村后，宣传发动故城镇群众抗日，讲述东三省被日军占领的惨状。他们把抗日标语、传单贴满故城大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亡。经过宣传发动，全镇形成了很浓的抗战气氛，全民抗战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随着战火的逼近，组建地方武装已是当务之急。县委在冀豫晋省委的直接指导和八路军的协助下，在1937年10月，组建了武乡第一个地方武装——武华游击队。
武华游击队，是在全县人民奋起抗日的热潮中，于1937年10月在武乡故城一带成立的，属县动员委员会领导，武光清任大队长，武华任政治主任，李应东任参谋长。武华游击队是武乡县发展较早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以最初发起者武华的名字命名的［武华，本县段村（今城关）人，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早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返乡后，积极从事抗日工作］。
这支早期的人民武装，开始时有50多人，下设两个排，每排编3个班。他们经常活动在武乡西部的东良、故城、南关、石盘等地，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12月，这支游击队进一步向武东地区发展，人数达到300人。他们根据战争的需要，经常活动于监漳、窑头、蟠龙、韩壁、东堡、石门、大陌等地。
1938年4月，这支游击队曾配合八路军参加反敌“九路围攻”的长乐村战斗，活动在蟠龙一带，在小西沟山梁上与敌周旋，进行战斗。此后，这支地方武装正式编入八路军。
同期，王道成游击队也在故城镇成立（王道成，故城南街土门人，早年参加阎锡山军队，太原沦陷后回村）。在驻军教八团、教五团和牺盟协助员的帮助下，王道成在三区各村发动青年参加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成立后，开赴沁县三专署由薄一波专员领导，分别编入决死队第三纵队和游击二团。
在武华游击队和王道成游击队创建的同时，在武乡东部地区，一支以地下共产党员魏名扬为首的游击队，于1937年10月在武乡县城由11名革命青年发起成立。党指定魏名扬担任大队长，李旭任副大队长，杜昕任政委，李衍授任副政委，武铭、李安唐、王润华（女）任宣传干事。1937年年底，经宣传发动，这支游击队迅速发展到500多人，由八路军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38年1月，这支游击队按照党的指示，编入决死队游击二团。
1938年2月，为了给八路军更多地输送兵员，在党的领导下，魏名扬在马村第二次发动成立八路军游击队。因魏在搞地下斗争时，以国术团为掩护，以国术团团员为基础，组织青壮年参加游击队，所以到1938年4月反敌“九路围攻”前夕，这支游击队已发展到300多人。同年6月与武华游击队合并，先后由八路军工作团陈先中、陈凯中、杨树根等人带走，编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1939年春，在武乡东沟又成立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即清河子弟兵。裴清河（本县大有村人）任大队长，该武装分3个连，共500人左右（其中女兵编了1个连），在东沟村整训1个月后，转移到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姚庄附近，担任保卫任务。除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外，还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在武西地区成立了书林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以贾书林为名（贾书林，本县南亭村人），他们经常活动于敌交通线周围，警戒监视日伪军，粉碎日伪扩大占领区和“维持村”的罪恶计划，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成为武西一支活跃的武装力量。
1937年冬，为了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工作团（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号召，规定：“所有十八岁以上、五十九岁以下的健壮男女公民，都有参加自卫队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当然的自卫队员，要拿起各种各样的武器——镰刀、斧头、菜刀、剪子和石头，与敌人进行斗争，绝不让敌人随便捉住一个人，抢走一点东西，只有斗争才是出路。”
县委的号召，得到了全县人民的热烈响应，各区、村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自卫队。1938年，全县48个大编村，村村建立了自卫队，并涌现出义门、寨上、王家峪等许多模范村自卫队和区自卫队（后称基干队）。到1939年春，全县自卫队发展到2000多人，县委成立了自卫队总队部。这支自卫队不脱产，担负为部队送军粮、抬担架等战勤任务。
为了加强对县自卫队的领导，便于统一指挥，县委于1939年五六月间，从各村自卫队中抽出30％的队员，组成县武装自卫队，受县动委会直接领导，人数达到700多人。他们战时配合正规军作战，平时学政治、学军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搞训练。在武装自卫队成立的同时，各区为了加强区级武装力量，保卫区政府，在各村自卫队中抽调骨干，成立区基干队，人数各区不等，一般在30至50人。自卫队队员基本脱离生产，受县自卫大队领导，后属各级武委会领导。这支武装自卫队，为打开武乡县抗日工作局面，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初期，党处于秘密状态，政权形式还是旧的。所以，在冀豫晋省委的领导下，武乡县委一面发展党组织，一面建立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群众团体建立的好坏决定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成败。
在建党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县委积极组织成立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在冀豫晋省委和八路军的指导和帮助下，县委分别召开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分别成立了各自的组织机构——抗日救国会。
武乡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于1937年10月成立。在太原求学的武乡籍女学生高铮惜、王克强等参加了山西牺盟会军政训练班。1937年8月，本县的女学生李念九、李庭华、常启珍、李爱英等参加了决死队，奔赴抗日前线。同年秋，王克强、武铭、李念九等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武铭和王克强在县城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建立了武乡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批知识青年作为武乡的新女性，第一批参加了革命斗争。
1938年，随着武乡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妇女组织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县委书记兼任妇委书记，并在各区、村逐步发展起妇女救国会的基层组织。1938年4月，日军在“九路围攻”中，实行了残酷的奸淫屠杀，广大妇女遭受空前的灾难。在长乐村战斗中，附近村庄的妇女组织积极参加了救护、支前工作。12月，省委派王炤等女干部来县接任妇女领导工作。1939年，区、村妇女组织普遍建立，发动广大妇女组织起来，摆脱封建束缚，参加生产，参加慰劳支前，鼓励亲人上前线。同年5月，段子峰接任县妇救会主任。
武乡县工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救会），于1937年9月成立。会员除武东的一些煤窑工人、小手工业人外，主要是返乡的兵工厂工人。日军逼近太原后，省城以太原兵工厂、平民兵工厂为主的500名武乡籍工人，在贾志厚、杜生旺等人的带动下，于七八月间先后离并返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太原时已参加了牺盟会组织。贾志厚在1928年曾参加过太原兵工厂工人争红利的罢工斗争，并且为维护工人利益，同官绅进行过斗争。1936年，在并的武乡籍工人组织了一个“武乡工人同乡会”（包括在太原各厂的工人和靠做缝纫、卖蛋糕谋生的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共500余人，民主选举了贾志厚、石汝麟、崔廷玉、李银河、史景生等5人为同乡会委员），这是一个自发组成的工人群众组织。这部分人回乡后，成为工救会的中坚力量。杜生旺、贾志厚、张玉堂、王化南、常贵生等7人，被选为工救会委员，杜生旺任主任，贾志厚、张玉堂任副主任。县工救会的基层组织是区工救会。到1939年年底，全县工救会会员达到6000余人。
武乡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农民自愿结合而成的群众组织。1937年11月，通过县牺盟会的公开发动和组织，在县城成立了武乡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由赵晋臣（窑头村人）任农救会主席，委员有程高升、赵天恩、武志文、李春方。1939年冬，赵晋臣调上级农救会工作，县农救会主席由武三友担任，王琼任组织部部长，李春方任宣传部部长。在各区建立了区农救会。全县48个大编村也都先后建立了村农救会组织。
抗战时期，农救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下，用经济的（组织合作社、劳动小组等）、政治的、文化的多种形式宣传、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战争，同时领导农民向封建地主进行减租减息与实行合理负担的斗争，提高农民的组织性和阶级觉悟，解除群众痛苦，改善农民生活。
武乡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于1937年11月成立。李步云任青救会主席，史玉麟、郭茂田为副主席。这是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后的又一种更加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它的基本任务是：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并且起积极的先锋作用，成为党的重要助手。
青救会组织发展到各区和行政村，负责人叫青救秘书，到1939年年底，会员发展到1.6万多人。青救会在组织、宣传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和发展生产、发展根据地文化事业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各救亡团体实行联合领导，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救联会）。
工救会建立不久，为了满足地方武装武器装备的需要，在八路军工作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兵工生产，首先由贾志厚、王化南等人积极筹建了小型兵工厂，厂名为“武乡县工人抗日武装自卫队铁工厂”，厂址设在县城（今故县）东门外的瘟神庙，后迁至松庄附近的佛爷滩。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为“鼙山工厂”。工人大多都是太原兵工厂返乡的技术员，一部分是从附近农村动员来的铁匠、木匠等手工业者，共50余人。主要生产地方武装所急需的大刀、长矛，装备县游击队和县自卫队。1938年4月初，八路军总部转战于武乡城西的马牧、寨上、义门一带，曾有一个连队驻在工厂附近的魏家窑，工厂模仿部队用的短枪，试制了把子手枪。随着地方武装的日益壮大，鼙山工厂不断改进技术，扩大生产。工人增加到100多名。不久，工厂又搬到枣岭与深泽滩之间的白龙洞庙内。为了响应县委的紧急号召，工人们把在长乐大捷中缴获的部分武器和军用物资运到工厂，又请原来在太原火药厂的技术工人李盘明、籍三满、魏福珍等人来厂指导，研制成功了手榴弹，这是工救会的一大创造。
为了保证生产大批手榴弹所需原材料的足量供应，鼙山工厂于1938年夏季迁至武乡东部煤铁资源丰富的柳沟、马岚头等村。同年8月，鼙山工厂又动员来100多名工人。随着工厂的扩大，县委支持工救会组织，加强了兵工生产。这时，鼙山工厂的骨干分子是：李福兴、张俊生、崔廷义、赵兴业、魏庆昌、贾唐亮、李二唐、杜学唐、张保书、王玉文等。到11月，鼙山工厂已能生产手榴弹、地雷、把枪、小马枪等4种武器，每天可以生产手榴弹7000多枚、地雷6500多颗。
1939年“二七”纪念日，晋东南工救总会成立，鼙山工厂负责人贾志厚、杜生旺、王化南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贾志厚为工救总会经济建设部部长。杜生旺被选为晋东南工救总会主席，负责全区的工业生产。会议决定以武乡柳沟为基地，为晋东南培养兵工人才，带动全区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兵工生产。
在县委的领导下，武乡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地方武装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大刀、长矛和手榴弹等武器，更重要的是对于推动全县铁工、木工、矿工、雇工和羊工等纷纷投入抗日运动起到了先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