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郑宜中，字公谊，生活于元末明初，平阳州镜江里（今地属鳌江埭头）人。年轻时北游京城为国子学生员，后授官华亭县尉。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兵燹遍野，郑宜中自世乱归隐家乡平阳，其后绝口不言仕进。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高潮。他命人分赴各地寻访人才，但州府知郑宜中其志不可屈，亦不敢烦以职。后李国凤经略江南以江西理问所知事强起，亦不赴，作堂于镜江之西作为归隐之所，每日徜徉山水间，以诗酒自娱。苏伯衡为之记。
元朝统一中原后，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使得元王朝成为汇聚中西文化的中心，这一点不同于盛唐以外历代中国封建王朝。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和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构成了元代教育的主要特色。但元廷将全国百姓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而南人政治地位最低。元代废除科举达七八十年之久，科举长期被废置，传统士人的仕进之路被堵塞，所幸，元当政者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给了他们多元化的选择机会，使他们能依托游离于正规官学以外的种种知识和技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而游学则是士人改变自身处境的一种方式。
郑宜中
元代儒士游学，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到地方各级儒学（官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到书院、义塾游学，民间拜师求学。当时游学也是元代平阳人获得知识和改变自身处境的一种方式。南北统一、社会安定带来了游学的客观条件，平阳儒学教育水平的下滑也迫使平阳士人走出平阳，通过游学增加学识，拓展见闻，以弥补当地教育的不足。而各地儒学机构对游学人士一般持欢迎态度，一些有名声和背景的游学之士还成为儒学积极争取的对象。当时平阳人出外游学颇多。平阳人吴庸重视家庭教育，除了招名师至家外，还使儿子游学四方增广见闻。平阳人周天民外出游学，元末大儒史伯璿曾为之记。平阳孔氏孔森（字英夫）说：“吾族人昆弟类出，游学四方，所至学校官莫不折节而迎，适馆授业不敢后。”吸引到孔子圣裔前往就读，大概被认为是当地儒学办学成功的标志。
除了游学四方名师名校外，最令平阳士人向往的游学地点大概就是国子学。国子学是当时元朝国家最高学府，全国一流的饱学硕儒在此任教，而且又是高官子弟的汇聚场所。在此读书，不仅可以增长见识，又能结交权贵，为日后的宦途打下基础。元代平阳陈高曾有过一段送乡里章弼、章善前往国子学的记载：
少而知读书为学，齿且长矣，处乡里间，苦于闻见之局而行艺之堕也，将往京师而国学是游，二生之志亦可尚也。元末平阳人缪应龙就因危素推荐至国子学学习，陈高说：“成均之内，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耆硕之儒，吾尊而师之，俊秀之士，吾亲而友之，而又读古圣贤之书，以明其理，以成其才。”
国子学是最高学府，员额有限，一般百姓进入国子学非常困难，“必由三品朝官举，而后补其员，限百人”。从史料来看，确实有一些游学之人还因此得到了做官的机会，平阳人郑宜中“奉亲命游学燕京，用近臣荐补国子生”。郑宜中奉父母之命，北游求学于元大都（今北京），后通过结交一些大臣进入国子学。后因限于名额，郑宜中国子学出来后从事宣慰使者府，历福建、广西、湖南三道，遂擢任华亭县尉。乡人郑昂曾有诗《送郑宜叔（中）赴华亭尉》：
太史所经多乐土，
昔年曾说楚芝兰。
兵缠淮浦鱼龙急，
醉梦吴门鸡犬安。
客路几家茅屋在，
秋风八月豆花寒。
中原况复遗残孽，
夜半吟应把剑看。
郑昂（1289—1358），字处抑，一字崇阳，号密庵，平阳州人。少豪侠，与富贵子弟田猎驰骋为乐。及长，乃痛自激励刮磨，悉弃旧习，隐居读书，不以贫窭动心。好诗，工唐律。年四十九始游州城，教授赵染聘为州学师，前后十年，所熏陶甚众。著有《密庵集》。事见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三《郑处抑先生行状》。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或是对元廷失去信心，或是不肯屈身出仕群雄，不少士子纷纷归隐而去。郑宜中知时事已不可为，遂辞官华亭县尉，回归故里平阳州镜江里（今地属鳌江埭头一带）。镜江里，其地距海前横，青华山后拥，远若九凰山、新罗山、夹屿山，近若荆溪山（元代称金字诸峰）。层见间出于其地左右，乃是一方之胜处。郑宜中虽在功名之途有所成就，而退休回归家乡之心未尝忘却。自华亭归乡，他已绝意仕途，朝廷曾经授其任钱塘县主簿，迓吏在门外等待，而他却不为所动。时乡人章功懋曾有诗《柬郑宜中》：
潇洒中书旧省郎，
归来两鬓已秋霜。
静观山色开蓬户，
醉听江声卧野航。
诗兴每从清兴发，
宦情何似野情长。
相思后夜知何处，
明月芦花浅水傍。
章功懋，字子勉，生卒不详，平阳州人。与郑宜中交好，从祖章祖程，尝注林景熙诗集。洪武十三年（1380）以才学荐授兴山丞，著有《雪舟吟稿》。传见民国《平阳县志》。
郑宜中关心家乡的水利建设，据苏伯衡《江口陡门记》载，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郑宜中就与族人监察御史郑礼助资重修鳌江江口陡门。江口陡门建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后更名为“五福陡门”，又称下埠陡门、下埠水闸。此陡门（水闸）位于旧九都江口（今鳌江镇古鳌村陡门头），明洪武十六年重修后，明初苏伯衡寓居平阳时，作《江口陡门记》以记其事。以后又多次复修。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建，更名为“五福陡门”。意为此陡筑成，为小南平原八都、九都、十二都、十三都、十七都五个都之福。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翰林院编修。洪武十五年（1381）十一月来平阳，宿县南岭门之清泉庵，平阳地方名士多与之交游，邑士多请其谒铭。一日，苏伯衡过郑宜中其里，郑向其请铭说：“我的遂初堂尚没有人为之作铭，先生能否可为作记？”于是苏伯衡写下了这篇《遂初堂记》。
苏伯衡《平仲集》卷九《遂初堂记》
苏伯衡在文中高度评价了郑宜中，归隐故里，绝意仕途，也不再仕任新朝廷，称之为“高世之士”“有抗思埃壒之表，寄迹山海之间，甘与鸥鹭同群，渔樵分席。揽烟云之变化，睇潮汐之往来，以究观盛衰消长之理，不居其荣，无患乎其辱，不必于得，无忧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苏伯衡同时也点出了郑宜中建“遂初堂”之意，“然自至正失德……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慑处，盖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君始获犹游于此，共为太平之人，而无豪发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也？然则志之遂不遂，其不系于时之理乱哉？名堂之意，岂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愿偿？”
归隐意识，可以说古已有之。而历代隐逸之士往往视归隐为权宜之计，人虽离开仕途，心或有所不甘，仍希望再遇明主，一展怀抱。而郑宜中态度则表现极为决绝，对仕途彻底否定，视山野泉林的淡泊生涯为人生归宿，追寻个人的自由天地，过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苏伯衡最后道：“是以老于位而不知归者，十常八九，乐于归而无留禄者，十无二三焉，君壮盛时，宦业方兴，名誉日起，非迫于着今，非怵于清议，慨然遗簪绂之荣，而从泉石之乐，其贤于人也远矣！”
从苏伯衡这篇《遂初堂记》中，今天的乡人大概可以了解元代乡贤郑宜中其人其事。在古代士人的群体中，有两种互相背离的人生模式一直是并存的，这就是入仕与退隐。自然两者不是并驾齐驱。入仕是居主导地位的人生取向，这是由“士”这个阶层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为了进入仕途，他们数载寒窗，奔走八方，表现出极大热忱。若一旦功成名就，顿时身价百倍，有如“登龙门”。而不能入仕的士人则被称为“寒士”“布衣”，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观念：官职大小，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与人生成就的标准。这种“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正反映了士人对仕途的极度重视。相比之下，弃绝仕途的隐逸之士却阵容寥落，如果再排除那些为了曲线入仕，走“终南捷径”者，或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者，真正的隐士（逸民）就更是凤毛麟角。
郑宜中则不同，他是个真正的隐士（逸民），在他看来，离开仕途后，希望再建功立业有如痴人说梦，功名利禄不过是钓饵，无异于枷锁。他要冲决牢笼，追寻个人的自由天地。过一种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这是其生活观念有价值、积极的一面。不仕新朝，当然也是元代平阳多数遗老的选择，如平阳的孔旸、陈高等。郑宜中热心于地方的公益事业，筑路修建陡门，也是作为“乡贤”造福乡梓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