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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只要说到茅台酒、大方的漆器、玉屏箫笛，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给予点赞。这三样宝贝，都在 100 多年前同时享誉海内外，既是贵州特产，也是贵州人的骄傲。玉屏箫笛作为享誉世界、中国四大民乐之一的地方民族乐器，让玉屏人民感到骄傲。其中最富于箫笛文化特征的莫过于玉屏箫笛历史进程中的“山”与“斋”两家字号。
传统玉屏箫自郑氏创制以来，在 400 多年历史长河中赋予了玉屏箫久远的历史记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山东籍郑忠随明成祖朱棣在历次征战中屡立战功，受封任平溪卫指挥同知一职，于明永乐八年（1410）二月来到玉屏，戍守当时的平溪卫。自郑忠一脉来到玉屏至郑维藩，历经八代，近 200 年，已完全融入了玉屏的本土文化与生活之中，并为丰富玉屏的本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万历年间，郑维藩得“异人”秘传平箫制作之技艺，用本地水竹创制平箫，并作为家传技艺，世代相守相传。由于当时郑氏乃仕宦家庭，不缺衣食，所制平箫除自用自娱外，偶也赠送亲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刑部右侍郎王昶赴云南任定边副将军时，途经玉屏，欲购买一支平箫，却因“无夙制者”憾而未得。可见郑氏平箫虽经 200 余年，仍非商品。
到清同治元年（1862），郑氏家族渐无人做官，家境开始衰落，第十六代孙郑汝秀以“郑芝山”号，开设了玉屏第一家平箫经营专店，取其号为“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祖授仙师秘传精制雅颂贡箫”，并开始收徒制作和经营平箫，从此将玉屏传统平箫家传技艺推向了社会，从贡品走向民间成为商品，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植根于民间、社会，受到大众的喜爱。
据清乾隆时期（1757）的《玉屏县志·物产》记载：“平箫，邑人郑氏得之异传，音韵清越，善音者，谓不减凤笙。”记述了郑氏得此制箫水平非同一般。由于其“音韵清越”，深得“善音者”喜爱。于是郑氏箫匠人或为区别于其他箫，而在其制作好的平箫之上刻下了“不其山人”之款。
以“山”为号，落款“不其山人”，或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告诫后人不要忘记自己远在山东的老家，不要忘记源于何处；二是要告诫后人要有“山”一样的博大胸襟，精益求精，采百家之长，增长自己的制作技艺和演艺水平；三是要感恩于山的恩赐。是大山孕育了这些竹材，赋予了它们生命，让它们有如此的灵性，再经过雕琢才能发出如此美妙的天籁之声；四是要有“山”一样的定力，使箫笛制作技艺越来越精湛、演艺水平越来越高。
为此，山东籍郑氏第十六世郑汝秀仍以“山”为号，取名为“郑芝山”，必然大有其深意，也寄托郑汝秀一腔宏愿与文化修养。箫，作为一种竹管乐器，自然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常用之物，是雅物。谈论雅物，需要具有一定的人文修养与文化品位，“芝”指行端德洁之人，“山”既显其博大胸怀，也说明“山”有取之不尽的竹材。观早期郑芝山长箫，其工艺讲究，制作精美令人叹服，实是千金难求的佳品。
在长期的竹乐器制作过程中，经过深研细究，郑芝山还亲自编纂了《和声鸣盛》，对平箫从选材用料、定音、测音等方面制定了制作标准，以供后人研习。使平箫成为当时全国首家拥有吹奏乐器生产标准的制作作坊。书中除阐述箫的制作技艺外，还绘有“音律图说”“吕律全图”“五律全图”等技法，对平箫爱好者起到很好的启蒙教授作用。说明平箫制作水平已经达到非常专业的水平，吸引了许多平箫爱好者争相选购。
清末，南开大学奠基人严修先生在其出任贵州学政期满回天津，路经玉屏时购买 9 对平箫，并在其日记中写道：“买箫九对，夙闻郑氏者良，本日所买凡四主，郑姓者二，未知其谁贤？大约亦如镊子张、剪刀王、杨村烘糕之杜，托名者多。”证明当时玉屏箫市场已然繁华。从“托名者多”道出玉屏箫笛市场已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
1893 年，郑芝山去世，其子郑步青、郑丹青兄弟俩继承了郑汝秀的名号，继续经营“郑芝山平箫”，并秉承父志，精心呵护祖传技艺，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取天下良箫制造之精技，坚守祖业，精诚合作，于 1913 年、1915年合作制作的平箫获得了英国伦敦手工艺品展览会银奖和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从此，古平箫名声大噪，走出了玉屏、走出了贵州，还走出了国门。
平箫享誉中外，受到大众追捧，而成就此业的恰是郑芝山的“山”字号立下不朽功勋。“不其山人”与“郑芝山”便成为世界竹乐器界不朽的丰碑和雄伟“箫”山。并以此“山”开启了平箫玉笛的历史篇章，成为玉屏响亮了400 多年的一张锃亮的名片。
清朝末期，郑芝山及其儿子郑步青、郑丹青打破祖规，收徒授业，扩大平箫制作队伍和制作规模，使平箫制作在郑家独领风骚的局面开始向民间散播，一些民间艺人将其熟知的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刻艺术运用于制箫，使其附于平箫之身，二者有机结合、有机融合，赋予了平箫新的艺术价值。而这些新艺术的诞生与之后的“斋”字号有着必然的联系。
郑芝山为了扩大平箫生产规模和提高产量，吸收了张宝六、齐麻子、杨二林、伍将和等人为徒。随着几人生产技艺的提升，学徒期满后分别开设了自己的箫笛经营店。但为了避开师傅的名号又不失“雅颂贡箫”之儒雅，便用了一个“斋”字。分别为青云斋（张宝六）、清音斋（齐麻子）、杨青斋（杨二林）、伍云斋（伍将和）。
“斋”，具有多元文化特性，同时具备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色彩，体现了一种虔诚、信仰、感知，又与文化紧紧相依。如人们常常用它来表达对学校或者书房的一种称谓。而玉屏箫笛中的“斋”也恰恰是一种文化韵味与箫笛的完美结合。传统平箫，虽经历了一些加工环节，但却以简洁、朴实的外表呈现市面，保持了竹子的本色。
而“斋”字号的出现，为传统平箫增添了一些华丽色彩和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使原来只有款的传统平箫，有了精心雕刻的诗词歌赋、诗词对联衬托，显得更“雅”了！不仅是可以吹奏的乐器，还是平箫生产者展示个人艺术魅力和文化水平、雕刻技艺的文化载体，并渐渐成为吹奏乐器的上品、收藏界艺术品、赠予朋友的礼品。众多“斋”字号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玉屏箫笛文化风格和百花齐放的原始雏形，独家经营模式宣告结束，自由竞争时代由此开启。
“斋”字号虽起源于清末，却盛行于民国，它与“山”字号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箫笛文化的发展。在民国时期，新兴的“斋”字为玉屏箫笛技艺的传承、传播、做强做大箫笛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分别以“斋”字号开店的伍云斋和姚永斋就是“斋”字号中的杰出代表。
伍云斋，字起针，1901 年生人。年少时，在当私塾先生的父亲严苛要求下，他不仅饱读诗书，还写得一手好字，对行草隶篆各种字体都深有研习，且书法水平极高。特别在书法方面，其幼年就受其父的严格要求，笔耕不辍，认真临摩历代名家碑帖，深得要领，很有灵气。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善于雕刻，深得箫笛大师郑步青、郑丹青的喜爱并收其为徒，负责绘画、雕刻，学习箫笛制作。由于伍云斋天资聪慧，很快就掌握了箫笛制作技艺。成家后，他不得不辞别师傅，去到湖南晃县原贵州街开了一间刻字店谋生。
在雕刻方面，先生对用料非常讲究，绝不用质量低劣的料子雕刻图章，而且他善于运用料子的自然形态，坚持做到质量高，自然美，有观赏价值。因此，他篆刻的图章沉稳大气、方刚雄强，深得人们的喜爱。在经营刻字店的同时，他还经营箫笛。在箫笛上刻制的龙凤栩栩如生；刻制的古诗词字字珠玑；刻制的鱼虫花鸟活灵活现。在他年近花甲时还担任过新晃县箫笛厂的技术指导，传授技艺。
铜仁民族风情园舞台背景
作为当过私塾先生的姚永斋，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技艺高超之人，也是玉屏有名的“塔坡画师”。
早年，他在箫笛艺人洪平山家办的私塾里教书，闲暇之时帮着洪平山家在箫笛上绘画、刻字雕图，为洪平山家的箫笛增值不少。青年时期，他与王金山相识，且相互联手，推陈出新，使玉屏箫笛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制作模式。通过雕刻技艺，文学欣赏、绘画艺术、人物肖像融入箫笛之上，丰富了箫笛文化。可以说，姚永斋是最有力的推手，为玉屏孕育了一个箫笛百年老店——箫笛世家。
同时，伍云斋、姚永斋都将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带到了湖南新晃，扩大了玉屏箫笛的影响力，成为湘黔边界广大群众最喜爱的竹管乐器，与黔东南的芦笙相映成趣、各有千秋，皆成雅物。
“山”字号的兴盛和“斋”字号的延续，使玉屏箫笛的经营规模达到了巅峰时期。
20 世纪 30 年代，箫笛艺人不辱使命，潜心研制，形成了当时国内仅有的传统箫制作技艺——扁箫。扁箫，即用柴火将竹料烤“熟”，用铁夹从头至尾渐渐将箫材轻轻夹成椭圆形的扁竹，其力道非常讲究，拿捏到位。再通过木夹校直、开孔等工序完成扁箫制作，形成了当时新的平箫种类。
在“山”字号极其繁荣的时期，由于“斋”字号的有力推动，雕刻技术艺彩纷呈。即诗词、龙凤、花鸟、山水、鱼虫等图案跃然其上，极大地丰富了雕刻内容。
箫，在古诗词中是寄托情感的重要器物。民国制箫艺人张宝山在其制作的平箫上题诗：“彼美天涯远，怀人对月时；参差吹一曲，遥夜寄相思。”表达了吹箫人的思念之情。平箫制作名家罗云山 1941 年在其制作的一根手杖上将岳飞的《满江红》篆刻其上，体现了制作者的爱国情怀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在新中国成立前林林总总的“山”字号、“斋”字号箫笛商号，成为当时玉屏最耀眼的文化盛景，这些箫笛商号随着合作化经济社会的改造，逐渐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刘崑山祖遗平箫”牌匾经历近百年传承与保护，仍在向世人呈现它的独特文化价值，其传承人刘泽松被认定为玉屏箫笛制作技艺首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玉屏箫笛凝结着箫笛匠人艺术，玉屏箫笛是箫笛文化的载体，“斋”字号与“山”字号则是箫笛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是精髓。
整个民国时期是“山”字号的发展高峰。在“斋”与“山”的承载下出现的“群山竞秀”，丰富了玉屏箫产业箫笛文化，提升了玉屏箫笛的社会知名度。热爱箫笛必领略其文化价值，这也是玉屏箫笛历史文化中最精彩、最宝贵的部分。
（作者系玉屏自治县税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