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的父亲叫刘金荣，生于 1897 年，据他讲述，清朝光绪年间，叔祖父刘万清自己做箫笛售卖，后来因生逢乱世出家做了玉屏回龙山和尚，后云游四方为游僧，从此杳无音讯。父亲刘金荣（号崑山），开始经营小商贩，从小跟叔祖父学做箫笛、烟杆，1925 年专业箫笛。
1932 年，父亲挂出“刘崑山祖遗平箫”牌匾正式营业。1934 年，我从玉屏高小肄业，便跟随父亲从事箫笛生产。1936 年，湘黔公路通车，外省人士、商人往来入黔，交通便利，箫笛生意较好，促进了箫笛生产的蓬勃发展。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华北沦陷，大批外省客商、难民纷纷涌入贵州，玉屏箫笛业开始大发展，当时玉屏县城经营箫笛者就有 10 多家，大部分从箫笛的半成品加工成产品，本县的塔坡及毗邻晃县林冲乡、天堂乡枫木寨、竹坪中坡田、宋寨做箫笛的 60 多人，均生产半成品。
1941 年到 1945 年，因抽壮丁当兵，中断 4 年。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回家仍做箫笛，到如今从事箫笛生产 50 年。1945 年以刘崑山生产的箫笛和张仑山（张绍勋）、谢嵩山（谢玉堂）的箫笛参加贵州省物资交易展览会获奖。
1951 年，郑辉蒸、张绍勋开始商议，欲将县城箫笛经营者组织起来建立玉屏箫笛联营制造厂，与各经营生产者商议并得到同意支持。即由刘崑山（刘文忠）、郑芝山（郑辉蒸）、罗云山（罗立祥）、张仑山（张绍勋）、聂凤鸣（聂泽辉）、李凤山（李应斌）、黄云山（黄忠）、黄仲山（黄权）、王金山（王庆炳）、洪平山（洪以贵）、彭忠山（彭天佑）、吴云山（吴宗元）、田仁山（田善彬）、彭仲山（彭连科）等人组成了玉屏县箫笛联营制造厂。选出经理罗立祥，副经理刘文忠，会计张绍勋，营业员郑辉蒸、聂凤鸣 2 人负责生产。除营业员每月各大米 100 斤外，两位经理尽义务。当时议定每人交股金 15元入股，或用半成品折价入股进厂。筹备就绪后，当年，玉屏县箫笛联营制造厂确定成立，于 1952 年元月开始营业，三个月后会计张绍勋因主营医药事业而辞职，便另请会计李萝梅，月工资 15 元。
经过一年时间，营业不景气，其原因：一是成本高，没有从毛竹加工成产成品，而是购买半成品加工，费用较大，入不敷出。二是个人精力有限，没有工资待遇，全家 6 人生活来源仅靠母亲的旅社收入维持。三是箫笛生产者仅 7 人，另一半没有从事箫笛生产，心思不在箫笛发展上，绝大多数生产者在农村。这些原因致使联营厂终以失败散伙。
1954 年，我在郑辉蒸门市部时遇到县长席达同志，他非常关心民族工艺的发展前途，对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手工业必须组织起来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实行分工合作，箫笛业才有更好的发展。”随后，我与郑辉蒸商议，吸取联营厂失败的经验教训，走自力更生、自产自销的路子，再次组织一个生产小组。这一次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于是邀约懂得箫笛制作雕刻的姚源汉、李凤山、聂凤鸣、杨辉共 6 人。
小组创建之初，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门市部。为使箫笛小组成立起来，我尽家中所有倾囊相助，将自家办的旅社停业无偿地作职工宿舍和门市部。每人交股金 15 元，并将自己的箫笛存货全部估价 100 元借给小组作本钱，每人先凑一碗米修整门市部。1954 年 11 月召开六人会议，正式定名为“玉屏县城关箫笛生产合作小组”，即玉屏县箫笛厂的前身。我当选组长兼财务，聂凤鸣任出纳保管，杨辉采购竹子，郑辉蒸、李凤山、姚源汉 3 人专职生产，1955 年 2 月开张营业。
当时，我们实行生产上自产自销，从采购毛竹、制坯、雕刻、打磨、上色、检验一整套工艺制作过程，劳动报酬上按劳取酬，定额计件，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当天生产定额。以我过去的生产经验制定产品质量规格，严把产品质量关，指定专人对成品逐件核校、检验。生产技术上相互学习，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高工艺制作技术，每人每月工资 15 元。搞业务耽搁的时间实行误工补贴，家属可以在家给小组加工付计件工资。每晚 8—10点钟学习技术和文化知识，每星期六晚上召开生活检讨会，总结这一星期内的思想、经验、教训。在生产的同时，注重培养年轻人，1955 年 7 月，我们小组吸收顾国富为第一个徒弟。
经过全组人员的同心协力，箫笛生产和销路有了长远发展。虽然，1955 年 7 月王金山、洪以贵又组织了一个“玉屏农村家庭箫笛手工合作小组”与我组竞争，但我组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合力，自产自销，保证产品质量和信誉，我组的箫笛生产经营仍稳步前进。
1956 年，国家掀起合作化高潮，以生产小组为基础，改为玉屏县箫笛生产合作社，扩大了生产规模，吸收有生产技术能力的人员进社。有王金山、洪平山、姚源长、姚本林、姚治清、姚茂英、杨明江、钟盛湘、钟德汉、宋志清，吴举芝刻章。每人股金 20 元，年终进行股金分红。大会推选郑辉蒸为主任，我为会计负责日常生产管理。
同年 4 月，我赴铜仁地区会计训练班学习 3 个月，回厂后发挥内当家作用，协助主任搞好外销业务，制定生产定额及个人生产任务。在管理上，除原有的规章制度仍执行外，为方便生产管理，将生产分为三个车间：制坯车间、刻字车间、成品车间。每个车间选 1 名组长负责，还实行上、下班打铃制度，对违反劳动纪律的予以一定的惩罚。在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下，生产不断发展，公共积累增加，职工福利、劳保有了保证，多次得到省、地、县的表扬和奖励。
为满足笛子爱好者的需要，我将在 1950 年试制成功的定调笛G、A尺码交给制坯车间彭明珍生产。年度评奖时，彭明珍因会做定调笛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6 年 8 月，玉屏箫笛开始向海外出口，年产值 3000 元。1956 年底，社里自筹资金 3000 元、贷款 8000 元，新建了 400 平方米一楼一底的厂房。社里租我的房子作为职工宿舍。
有了厂房和资金积累，箫笛生产初具规模，一切干得红红火火。1958年初，先后购置了生产设备，有刨节机、通节机、打眼机 3 台。1960 年，又增加自动打孔机 1 台，实行半机械操作生产，从而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党和上级的直接关怀下，1957 年转为大集体玉屏县箫笛生产合作工厂，委任郑辉蒸为厂长，委任我为会计。厂名的变更没有影响生产，一切工作照常运行。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又转为国营玉屏县箫笛厂，并且增强党在工厂的领导地位，上级派人来我厂，党的领导不再由厂内部产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雷声崇，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陈海庭，第三任党支部书记翟占德，配有秘书史宗荣，还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职工谋利益。
从 1956 年到1959 年，先后吸收新学徒 20 人，还承接兴隆乡因“大跃进”下马的铁厂职工和铜仁文工队 50余人，工厂职工大增，人数达到 102人。1958 年，省轻工业厅拨款 2 万元购买太阳山的竹山作箫笛厂原料基地，签字约 1 张。同时，县政府又将飞凤山划为箫笛厂的原材料基地。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箫笛厂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地发展、壮大、完善。
2009 年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栏目采访刘泽松
1959 年 7 月，郑辉蒸参加了中央轻工业民族乐器试点组 3 个月，郑辉蒸开会的资料和玉屏箫笛规格质量均由我提供。同年 10 月，我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民族乐器代表会议，参加讨论民族乐器质量标准的制定，交流了经验。后来，中央轻工业部颁发了“箫笛质量标准”（玉屏箫例外）。1960 年以后，我厂箫笛的生产有了科学技术的依据，重新制定了各种笛子和洞箫的质量规格，这些资料均由我执笔完成。如曲笛、梆笛、定笛、洞箫。
玉屏箫笛在保持其传统制作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工艺，因此，玉屏箫笛畅销国内外，享有盛名，每年都有出口任务，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公共资金的积累。
由于 1958 年实行“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一系列社会活动与变迁，又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许多人并不热爱箫笛，制作水平低劣，严重阻碍了箫笛生产的健康发展。1960 年，国家开始在机关、厂矿精简人员，大批职工下放到农村，我厂仅留 10 多名懂技术的职工维持生产，玉屏箫笛厂由国营又转为集体。1961 年到 1962 年，先后收回原下放的有生产技术的职工 10 多人。
1958 年，贵州省轻工业厅组建一个贵州省工艺美术社，招募全省各县名牌产品的艺人为职工，箫笛厂派擅长雕刻的李凤山、顾国富、郑奕涛（学徒）3 人参加。1961 年该社解散，顾国富又回到箫笛厂，儿子刘泽松 1959年被招收进厂，于 1962 年与顾国富去上海民族乐器厂学习 1 个月。
随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耗费了我们半生心血所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就连我们记账的笔记本也遭劫难，许多珍贵的资料全部抄没。从此，我便埋头车间，不再关心过问政治社会活动与生产。1982 年退休后，因退休费仅 26 元，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于 1985 年办起了个体经营箫笛，自产自销。
1989 年，为使玉屏箫笛发扬光大，刘氏箫笛后继有人，我支持原在箫笛厂工作，并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吹奏技艺的儿子刘泽松回家，从事个体生产经营箫笛。1991 年，又培养学徒吴继红，在一定程度上为箫笛繁衍起了积极作用。1994 年，又招收钟传良专门从事雕刻工作。
回想我的一生，为玉屏箫笛厂的创建尽了最大努力，耗费了一生心血，在有生之年愿为后代，在箫笛普及方面写点知晓的资料，为弘扬箫笛文化再作贡献。
（作者系玉屏箫笛厂核心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