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东邑才薮名邦，夙称邹鲁”，盖因其文教兴盛，人才辈出，著述丰赡而名。历唐而宋，人文荟萃，文章典籍，庋架盈壁，元继宋绪，虽不足百年时光，犹文采炳焕，声著两浙。

其时境内书院规模恢宏，名师高徒，燦若星河。许谦讲学八华书院，远及幽冀齐鲁、近至荆扬吴越的“学者翕然从之……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王庭槐自创义塾，讲学于画溪之浒，与许谦为“咫尺两贤”；横城蒋氏之横城义塾，每年“砻石”题名七百多人，自宋历元至明初，三废四兴，引刘基、宋濂、王袆等诸贤前来就学，刘伯温为之题写“两朝义塾”匾额，一时驰名江南。

教育领先自然人才鼎沸，有人统计《元史》《新元史》《宋元学案》《元儒考略》等四部史籍对元代儒学人物，元代儒学籍贯以江南人士为主，而江南儒学又以浙江人数为最多，浙江又以金华为盛，东阳又占金华四成。合计元代儒学人物籍贯可考的六百四十二人，浙江三百零三人，金华八十七人，其中东阳二十三人，占全国百分之三点三，可见元代东阳儒学之发达。

人才鼎沸引发诗文著述蔚兴。枫山先生章懋说：“予惟东南文献之邦，称吾婺为最。婺之东阳，故多衣冠望族，由宋以来，有所谓五府、三大宅、四名门者，皆以诗书礼义世其家。”因东阳雕版印刷之便利，汇编成册尤多，据道光《东阳县志》载，元朝东阳士人文献（经、史、子、集）达八十部之多。另外还有散落于其他家谱、史志、文集中的诗文，也大为可观。

然元代东阳学人著述留传于今的却很少。如陈樵著述二百余卷，多毁于兵燹，如今仅存《鹿皮子集》四卷。以学术见长的王庭槐不见片文，以诗歌称雄的吕默仅留诗一联，元代文献保存至今的可谓凤毛麟角吉光片羽。“以东阳为浙水东文献之邦而无所取征”，杜储遂最早对东阳文献整理作《东阳文献录》，可惜《东阳文献录》竟也早已失传。

故元代东阳的文献搜罗范围颇广。援引《金华丛书》《金华文统》《金华诗粹》《东阳历朝诗》《桂坡集》《全元文》《全元诗》、历代《东阳县志》、《东阳丛书》以及邑内外宗谱之文献，以“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史料性”为标准，选取五十位东阳士人的文章八十八篇、诗词三百六十五首，以及邑外十六位士人写东阳的文章二十四篇、诗词六十一首，分内、外二编，辑录而成《元代东阳文选》一书奉献给大家。

元代东阳作者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南宋遗民。宋濂道：“吾婺旧称礼义之郡，士生其间，皆存义气，仗忠义，而东阳为尤盛。”其人多义不仕元，为文砥节高迈，气宇浩然。一类隐士。这类人或明学修道，或吟诗唱酬。杨维桢评价陈樵诗同李贺，赋比刘禹锡，著述可比欧阳修、韩愈，左丞危素等赞李序诗为“入神妙品”。一类为仕者。如吴澄评胡助诗“如春兰茁芽，夏竹含箨，露滋雨洗之余，馥馥幽媚，娟娟净好”。李裕诗篇秀丽，尤工七言，乐府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间。还有一类由元入明者。这类人大多时间生活在元代，如李唐、杨芾、徐黼、胡维扬，元、明两朝皆不仕，或偶一入仕即归田，也有入明虽仕而不久即去世者，如李思齐、陈显道、胡协中。

胡凤丹在《纯白斋类稿序》“吾郡当有元时，其讲明理学而兼工词翰者有许白云，原本经术而共推词宗者有吴立夫，他如黄文献、柳文肃无不笃守圣经，以文章著誉，先生皆引为文字交。其同以诗赋雄一时者，惟胡与陈。陈则鹿皮子，胡即先生也。”所列金华元代文章大家六人，东阳家占一半。虞集也曾说：“若比诗赋，鹿皮子为当今第一。”

因元代时间跨度短，作者大多跨两代，本书尽量选作者在元代撰写的诗文，偶涉他朝。对于存世文献多的士人，我们适当放宽篇数限定，并做了简单注释。因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和不当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