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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
1806年，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21岁，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20岁。在诗人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的建议下，兄弟二人开始系统收集德国民间故事，并于1812年圣诞节之际出版了《格林兄弟收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格林童话》。初版《格林童话》仅收录故事86篇，薄薄的一册，在同类作品中并不起眼，甚至因拒绝文学性润色和涉及死亡、食人、暴力等儿童不宜的内容而受到不少批评和质疑。彼时的格林兄弟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格林童话》已被翻译成160余种文字，译介之广几与《圣经》比肩，而其中的著名桥段、典型结构和经典形象更被频繁引用、改编和戏仿，成为通行世界的文化符号，其璀璨光华，深深镌刻在世界儿童的集体记忆之上。
这是一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们都不会觉得陌生的小姑娘，她头戴红色天鹅绒帽子，手提装着面包和甜酒的篮子，蹦蹦跳跳地走在广袤的森林里，去看望生病的外婆。森林里野花遍地，鸟鸣啁啾，她一度忘记了赶路；森林里浓荫蔽日，野兽潜行，她又险些命丧狼腹。这个故事呈现了典型的德国文学中对森林的想象：广袤与神秘并存，美丽与危险同在，既提供庇护，又制造障碍，既慰藉心灵，又弥散着死亡的恐怖。二律背反间，森林成为现实世界与未知世界之间的模糊地带，成为自然野性与人类文明交汇的命运道场。
不同于大多数《格林童话》故事，《小红帽》源于法国民间传说。在1819年再版修订时，为彰显《格林童话》的日耳曼文化立场，格林兄弟删除了同样源于法国的《穿长靴的猫》《鼠皮公主》和《蓝胡子》等故事，却将《小红帽》保留了下来。究其原因，无疑在于《小红帽》的日耳曼化改写不仅极其显著，且非常成功；而改写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将典型的日耳曼森林移植进原初的故事之中。流传于法国民间的《外婆的故事》是《小红帽》最初的原型，其中对森林只字未提；收录于《鹅妈妈故事集》的查理·佩南版《小红帽》，也仅将森林作为小红帽和野狼最初相遇的地方，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出场，而外婆则住在森林外的另一个村庄里。但格林版《小红帽》大异其趣：外婆的住处被迁至密林深处，原始丛林的壮阔幽深，使故事甫一开篇就笼罩着神秘而诡异的气氛；而斑驳树影和明媚花丛中雀跃的小女孩格外烂漫天真，与后来她所遭遇的危险、面临的考验和经历的成长构成了充满张力的对照。在这里，森林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背景，而是被明显人格化了，似一个主要角色，自始至终在场，推动情节发展，促成人物蜕变；它甚至超乎于物理范畴之外，获得了难以言说的精神向度，悄然塑造着故事的结构与灵魂。
多数格林童话的背后都伫立着这样一个无言而强大的日耳曼森林。白雪公主辞别猎人奔入森林深处，重重树影淹没了她逃亡的脚步和紧张的喘息；汉塞尔与格蕾特在森林中成为弃儿，林风瑟瑟，传来糖果屋甜蜜的诱惑和女巫邪恶的低语；勇敢的小裁缝带着少年的无畏，在森林里战胜了巨人、独角兽和野猪，赢得了属于他的半壁江山。不止于此，困于枯井的青蛙王子、变成乌鸦的十二兄弟、相依为命的小哥哥和小妹妹、前往布勒门镇的“音乐家”、穿着水牛皮靴的老兵、披着羊皮的狼、会飞的小狐狸、封印在瓶子里的魔鬼、热心的小仙人、会魔法的女巫……凡此种种，不拘于人类、动物，还是自然中超验的存在，都活跃于浪漫而阴翳的日耳曼森林。他们的经历和活动，构成人类内心的镜像，折射着人类深潜于心的欲望与敬畏、邪恶与善良、迷惘与觉醒，象征着人类与自然、文明与野性、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永恒博弈。日耳曼森林就这样以其广博和深邃，成为童话上演的最佳舞台，形塑了独属于德国童话的艺术魅力。
基于此，与其说森林是《格林童话》中最重要的意象（ 美国学者鲁丝·B·博蒂盖默语 ），毋宁说《格林童话》本就是孕育于德意志森林的精灵，其美好与浪漫，神秘与阴翳，皆与这莽莽丛林存在着一体同构的关系。
自古以来，森林便是德国极为突出的地貌景观。在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至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广阔土地上，茂密的森林纵横绵延，起伏如涛，蔚为大观。高大的冷杉与挺拔的松树比肩而立，浓密的树冠彼此交叠，亭亭如盖，蔽日遮天。优雅的山毛榉和遒劲的橡树点缀其间，参差错落，层次分明。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流溢而下，形成斑驳的光影，营造出清幽、神秘的氛围。据传，公元一世纪，大肆扩张的罗马军队来到德国西南地区，见这里林木茂密、光影难透，故名之以“黑森林”（Silva Nigra）。经过漫长的历史沿变，“黑森林”成为了此间山脉的专有名称，但使之得名的那种神秘和幽暗，却可谓工业化之前德国森林最为典型的特征。在文化的意义上，黑森林早已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成为德国森林的代表，及与之相关的神秘自然与人性寓言的象征。
森林曾是古日耳曼人的生存之基与精神皈依。日耳曼先民自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就生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他们依林而居，采其果，猎其兽，伐其木，以其为生计之源。然莽莽丛林浩瀚深邃，无以洞穿，于是他们想象那密林深处有神灵魔怪存焉，可敬，可畏，亦可怖。由此，森林也被他们视为与神灵相沟通的神秘连接点。这种类似“森林崇拜”或“森林教”的思想，在今天德国的一些乡村仍有流传，人们在那里保留着与森林相关的宗教仪式，如圣树崇拜、春秋祭典、祈福祝祷等，以求神灵庇佑，赐予丰收与平安。
森林也与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公元9年，时任“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的罗马统帅瓦卢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公元前46年—公元9年）率三个罗马军团越过莱茵河，发起军事攻势，试图实现对日耳曼地区的完全控制。瓦卢斯宿为名将，在罗马征战北非、西亚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而且经屋大维重新整编的罗马军团更是装备精良，锐不可当。然而，如此名将劲旅却在日耳曼莽林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日耳曼领袖阿米尼乌斯（Arminius，约公元前18年—公元21年）利用条顿堡森林密集的树木和复杂的地势，诱敌深入，巧妙设伏，三个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瓦卢斯被迫自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条顿堡森林战役，因其对德国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意义，被称为德国的“立国”之战。条顿堡森林战役终结了罗马帝国向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扩张，拉丁文明的覆盖范围由此形成；日耳曼部族也由此避免了被罗马化的命运，成为罗马帝国最长久的地缘竞争对手，直至西罗马帝国覆亡。
经过漫长中世纪的沉淀，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推动之下，森林在德国文化中的意义愈发深远，逐渐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象征。对此，在《论德意志人：一部文化简史》（Über die Deutschen: Eine kleine Kulturgeschichte）一书中，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 1937—）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森林和树木对于德国人而言，是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乡土的眷恋、他们的内心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以德语写作的英籍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也曾将德意志民族与森林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密不可分的、神经质的”，并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令一个民族如此痴迷”。
格林兄弟从未在黑森林地区生活过，但对森林毫不陌生。在家乡哈瑙，他们曾经乘着马车，经过“散发出掉落的树叶和枞（cōng）树球果的味道”的森林；在成年后的游历中，至少威廉曾经路过黑森林地区；他们也多次将住处安置在森林附近（ 参见马尔图斯所著《格林兄弟》 ）。他们还是德国浪漫派的中坚力量，尤其与海德堡浪漫派主将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 1781—1831）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对于浪漫派对森林的理解甚为熟悉。不仅如此，作为古日耳曼语学者，雅各布曾系统研读过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约56—约120）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熟稔古日耳曼人的森林情结，甚至将自己创办的学术杂志命名为《古德语森林》。
森林的意象深深融入了日耳曼人的血脉，成为格林兄弟的运思方式，从而塑造了《格林童话》独特的品格。在这方面，《小红帽》是最典型的一例。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1939—）所说：“她（ 小红帽 ）千里迢迢历经脱胎换骨，从法国农民传到佩罗家的奶妈，然后进入印刷厂，渡过莱茵河，回归口述传统，不过这一次是随胡格诺人飘零异地，接着回归书籍形式，这一回却是产自条顿民族的树林……”
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 1946—）在其撰写的《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书中，将白雪公主和拿破仑（Napo lé on Bonaparte, 1769—1821）特别提出，作为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政治文化角力场上的核心象征。二者一个是童话人物，一个是历史枭雄；一个源出本土，一个来自外邦；一个纯真柔弱，一个果决骁勇。他们之间的强烈反差和隐潜着的某种联系，映射出复杂的时代张力、民族困境与文化命题。生活于其间的格林兄弟，正是以采集民间故事的方式躬身入局，参与了德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形塑。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顿局面。放眼欧洲，英国君主立宪制已建立百年有余，法国大革命也已成为欧洲政治文明的分水岭，自由、民主、法治等启蒙理念开始在实践层面显露成效，第一次工业革命更是硕果累累。反观德意志地区，虽有“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的美誉，却无法掩盖政治、经济、军事上积贫积弱的现实。发生在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不仅导致德意志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而且加剧了其内部的政治分裂和封建割据。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由众多王国、诸侯国、主教教区、藩邑、自由市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地区之间各自为政，壁垒森严，商贸不通。据统计，到18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治下大小邦国总数多达340余个，另外还有1400多个帝国骑士领地。封建割据致使帝国版图支离破碎，被历史学家戏称为“补丁地毯”。
这种高度分裂的政治格局，在《格林童话》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灰姑娘》里的宫廷宴会竟能邀请“全国”的未婚女孩参加；玫瑰公主（ 睡美人 ）沉睡百年，引得一国又一国的王子舍生相救；画眉嘴国王既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也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子（ 所以他在故事中的称呼并不统一 ）；流浪的小裁缝和士兵，能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只隔一片森林。
《格林童话》的这种叙事模式，是德意志地区微型邦国格局的文学投影，也反映了长期以来德意志人对政治实体的认知方式。神圣罗马帝国碎片化的版图致使其无法为德意志地区提供一个明确的民族国家框架，德意志诸邦国之间纵然存在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上的相似性，却无法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统一的民族身份远未形成。所谓的德意志民族，不过是文化意义上存在的民族。
拿破仑是德国民族意识兴起的关键人物。1799年，他通过雾月政变上台，结束了法国革命爆发后长达十年的混乱局面，随即以凌厉的攻势，向欧洲大陆扩张。1806年8月，在一系列前期军事行动的基础上，拿破仑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退位，存在了845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此解体，德国漫长的中世纪时代宣告结束。这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终结，更是德意志封建政治体系的彻底崩塌。拿破仑的莱茵邦联将德意志诸邦国纳入其势力范围，表面上赋予它们某种形式的自治，实则将其变为法国利益的附庸。这种外来统治的压迫感，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正是在极度的屈辱与分裂中，珍视与捍卫本土文化的情绪悄然滋长，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逐渐觉醒，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也正因如此，拿破仑甚至被称为“统一德国的人”。
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收集民间故事的。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不仅是对民间传统的抢救，更是一场无声的文化抵抗，试图通过保存语言与文化的根脉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1806年11月1日，威廉·格林亲眼见证了法军进驻黑森选侯国的首府卡塞尔城，他记录下了那一刻痛心的感受：“一切迄今本有的秩序崩塌了，……十月的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黑森会沦为异族统治，第二天，法军就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如今已经被毁了的旧宫。不久，一切都彻底地变了……”格林兄弟相信，民间童话是民间文化特质的载体，里面留存着“人们以为遗失的纯粹的古德意志神话”。他们想以收集童话的方式，承传“纯德意志的”文化，保留未来的种子：“天降暴雨或他种不幸后，整片麦田都毁了。但在道旁低矮的丛中还有一小片安然无恙。几株麦穗坚实挺立……它是整个冬天的粮食，或许也是未来唯一的种子。”对格林兄弟来说，散落民间的童话便是那些麦穗，而他们则是德意志古老文明的拾穗人。
拿破仑帝国昙花一现，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任重道远。从1812年的首次问世，到1857年的最后一版修订完成，《格林童话》逐渐成为德意志民族叙事的经典之作。作为民间口述文学的结晶，它从神话、民间传说、民谣等多种形式中汲取了丰富的内容，展现了德意志文化的多样性与共性。格林兄弟通过这些童话的采集与整理，强化了对德意志人民共同历史、语言、风俗的认同，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文化认同感，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支持。
如此，不妨再回到拿破仑与白雪公主迥然相异的形象。前者用征服证明文化存续的艰难，后者用故事诉说文明重生的可能。面对异族征服的蹄铁，白雪公主纵然柔弱，仍以纯真、善良与坚韧，迎来复活的幸福与复仇的快意；而七个小矮人守护水晶棺的形象，则体现了顽强不屈的民众力量。有人说，文学与威权总在无声对峙。在白雪公主与拿破仑这两个具有强烈反差感的形象中，这种对峙被具象化了。在这场对话里，纯真与野心、童话与战火、文化基因与政治征服，编织成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的双重叙事。
在《格林童话》中，有一篇题为《白雪与红玫瑰》的故事。与《小红帽》《白雪公主》《灰姑娘》的家喻户晓相比，《白雪与红玫瑰》并不算有名，却与格林兄弟的生平经历构成了奇妙的互文。白雪与红玫瑰是一对姐妹，性格大不相同：白雪安静、理性，红玫瑰活泼、热情。她们彼此陪伴，相亲相爱。有时，白雪会突然说上一句：“我们永远不分开。”红玫瑰便会很自然地附和道：“只要活着，就不分开。”就这样，她们终生生活在一起，从不曾分离，而这正是格林兄弟自身经历的写照。
雅各布和威廉在相隔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呱呱坠地，在德国哈瑙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先后进入马尔堡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因父亲早逝，迫于生活压力，兄弟二人都以法律为专业，但图书馆泛黄的羊皮卷，乡野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才是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他们都曾供职于卡塞尔图书馆，担任《莱茵通讯》的记者，获马尔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又都曾担任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员，并在同一年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学生时代，他们同吃同住，朝夕相伴；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们又结成兄弟同盟，约定永不分开：“我们最好永远不要分开……我们现在如此熟悉这种共同体，以至于我们各自为政、分道扬镳都会使人忧郁死。”（ 见雅各布1805年7月12日给威廉的信 ）
雅各布和威廉存在明显的差异。雅各布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身材矮小瘦弱，五官分明，性格内敛，对学术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而威廉则身量较高，面容柔和，性格外向，喜爱各种艺术。尽管如此，兄弟情谊却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二人在学术上携手共进，既相互合作，又各有侧重。雅各布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他的研究严谨、系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的代表作《德语语法》煌煌四卷，首次对德语进行了系统描述，其中的“格林定律”（Grimm's Law），揭示了从原始印欧语到日耳曼语的音变规律，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基石之一，雅各布由此获得“德语语言学之父”的美誉。他还深入研究了德国古代法律，编撰词典（ 与威廉合作 ），在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均有重要著作传世。威廉的学术成就不及其兄，但在文学领域展现出更加卓异的才华。他不仅参与了《格林童话》的编撰，还独立完成了多部文学作品的编辑和研究。他的《古丹麦英雄史诗、叙事谣曲和童话》是丹麦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威廉对文学的敏感和热爱使他能够捕捉到民间故事的精髓，并用细腻的笔触进行编辑和修订，使它们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
《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合作的成果。这部作品的诞生，既离不开雅各布严谨的学术态度，也离不开威廉对文学的热爱和细腻的情感。在《格林童话》初版的编撰过程中，雅各布注重故事的文献性和学术性，反对任何改编和润色，力求使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故事都“忠实于其原本的样子”，为《格林童话》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威廉则是热情的文学家，在1816年之后承担了主要编辑工作，一直到1857年的最后一版。他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对故事进行了润色加工，剔除了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强化了故事的结构框架，挖掘了情节背后的行为动机，使语言和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当今德国哲学中的历史问题》中曾这样写道：“神话的意义和童话的意义是隐藏得最深层的意义。……神话和童话似乎从一开始就充满知识，因此它们具有真正的历史深度。”雅各布和威廉这对兄弟，如同白雪与红玫瑰，既相互映衬，又各具芬芳，使《格林童话》不仅具有隽永的文学魅力，同时具备深刻的文化价值。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童话作家蓝蓝曾说：“想要真正读懂一篇童话，你得拥有长到99岁的智慧。”所以，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不妨一起读起来吧。
本书共收录《格林童话》经典故事50篇，均参照玛格丽特·亨特（Margaret Hunt, 1831—1912）的英译本译出。错讹之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