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典籍，与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萧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并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名“注”。

《水经注》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 （若干地区兼及域外） ，对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即称《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同时，不少至今已经散佚的各类书籍，幸赖《水经注》的征引而得以部分保存。因而，《水经注》一书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及文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后虽然有明末黄宗羲《今水经》、清齐召南《水道提纲》等类似《水经注》的著述出现，但其价值都无法与《水经注》相提并论。后代学者对《水经注》不乏溢美之辞，其中清初学者刘献廷即称《水经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另一位清代学者沈德潜更是将《水经注》视为古代记载河流水道著述中“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佳构。

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自古即对水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因而很早就有关于水的记载的典籍出现。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尚书·禹贡》与战国秦代之际的《山海经》中，即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载。其后，班固所撰《汉书》的《地理志》用极简的文字，将西汉时期的水道情况做了勾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水部》中也留下了有关单名水道的不少记载。可以想见其时应该有一类关于水道记载的书籍出现。

郦道元所注释的《水经》大体成书于东汉末三国时期，后世相传为汉桑钦所撰，实不足据。桑钦所撰《水经》与郦注《水经》至多仅有渊源关系而已。郦注《水经》原本也是单独流传的，大约有1万多字，记载了130多条水道的发源、流程及归宿。不过，郦道元觉得这部书“粗缀津绪，又阙旁通” （意思是说对水道的记载过于简略，同时又没有涉及相关的其他内容） ，于是便决定以《水经》的文字为纲，以他所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为主，重做编排与注释，“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完成了一部超过《水经》原文近30万字的《水经注》，涉及的大小河流1 200多条。如果再将湖泊、陂、泽、泉、渠、池等其他各种水体统计在一起，则多达3 000余条，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旁通”，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时期的地理系统。而原本单行的《水经》，则因《水经注》的内容太过精彩而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人们对其文本的重视程度亦几乎为《水经注》所取代。

至于郦道元著述《水经注》的确切时间，由于史籍失载，至今尚无定说。学者们大都是据《水经注》文字中郦道元所提及的相关信息进行估计而得出一种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水经注》这部书是郦道元在公元527年被害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撰写完成的。

《水经注》一书共有40卷，体大思精，缜密谨严，资料详赡，叙述时不急不徐，主次有序，有条不紊，显现了郦道元成竹在胸的高超撰写技艺。

《水经注》记载的水道顺序是先北方，后南方。其中涉及了河水 （今黄河） 、济水 （今已无对应水道） 、淮水 （今淮河） 及江水 （今长江） 四大水系，另外还有河水以北、山东及江水以南以独流为主的诸水，条理颇为清晰。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二三级支流的汇入、最终归宿等，一一做了详细而有条不紊的描述。具体到一条水道的流路时，郦道元会先从这条水道的源头说起，然后沿着水道的干流往下讲；当遇到干流与某一支流交汇时，就又会从交汇处上溯这条支流的流路，从支流的源头讲起，最后回到和干流交汇的地方；随后，再继续沿着干流的流路讲下去。所以，他虽然记载了那么多条河流，但是每条河流的具体情况都非常清晰。郦道元就是用这样的叙述方法将千余条大小支流统领于几十条干流之下，并且在其间穿插大量湖泊、沼泽、泉源及水利工程，体现了完善的河流水系概念，这是以前任何著述都没有企及的。

《水经注》所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水道所流经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战争遗址等，也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不仅如此，还对许多水道流域内的自然环境 （山脉、溪谷、川原、气候、土壤、植被等） 与人文景观 （宫殿、苑囿、园圃、寺庙、桥梁、碑刻等） 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歌谣谚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水经注》可谓一部北魏以前的百科全书。

通过大量征引各类文字典籍来描述论证水道沿岸的情况，是《水经注》的又一特色。在《水经注》里虽然时或看到郦道元进行实地考察，并对文献记录矛盾之处进行辨析的记载，然其足迹所至，毕竟有限，而书中那些他未亲临之处的文字描写依然生动鲜活，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究其实都是郦道元利用手头资料的“纸上谈兵”。他分类排比各类资料并连缀成文的功夫，实在了得。据学者统计，《水经注》中征引的书籍有400余种，由此可见郦道元的好学与涉猎之广。这些书籍后来有不少已经亡佚，只有通过《水经注》还可以管窥其中的一二。另外，《水经注》里还记载了许多碑刻资料，而今天这些石碑绝大多数也已经找不到了，几乎全部依靠《水经注》将这些资料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明清有很多学者，利用《水经注》将北魏时期出现的一些地理书重新辑佚，变成今天可以参考的书籍。因此，《水经注》也是后代学者辑佚书籍的渊薮。

关于《水经注》记载的时间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其记载反映的是北魏时期的基本情况。然而，经过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后发现，《水经注》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郦道元在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并不涉及北魏时期，而是北魏之前的情况，除非特别情况才关注北魏的情形，所以他讲的基本上还是前代的情况。

与一般的地理书不同，《水经注》在叙述谨严详赡的同时，还极富文采，尤其是其中一些写景的优美文字，在后代皆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水经注》还十分注意叙述的趣味性，力避枯燥，尤其是在行文中经常插入的一些历史或志怪故事，不仅起到了吸引读者的良好效果，还借机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意旨。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尤其高。例如，按照《水经注》记载的水道干流和支流的状况，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对历史时期的水系进行复原，展现其时的河流水文地貌，绘制出非常完整的水道流域图。又如，《水经注》中载有丰富的秦汉至北魏时期的政区地理信息，在区分不同时代政区资料的前提下，可以对《水经注》所记载的城邑地望、县级政区边界以及州、郡级政区的设置情况分别做出合理的、精确的时代还原，从而使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最大限度地细化，使我们对千余年前的政区地理情况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诚然，《水经注》并非完美无瑕，郦道元以一己之力撰写这样一部大书，其中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无法做到对其所载之事皆有真知灼见。特别是当他利用的文献本身即有记载错误时，出现偏差就会在所难免。但这些与全书所具有的诸多价值相较，皆微不足道。

然而，想要读懂《水经注》并非一件易事。且不说书中涉及的具体内容，单就流传至今的《水经注》各种版本的复杂程度来讲，就足以令人望洋兴叹了。

由于《水经注》一书成书时间较早，自宋代开始，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便出现了较多的散佚，原本四十卷的内容，有五卷已经缺失了。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水经注》依旧为四十卷本，但已是后人离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内容而得的结果。降至明代，在《水经注》版本流传方面逐渐形成了两大系统，一为古本系统，一为今本系统。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 （或影宋本） 行款与文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刻本南宋《水经注》 （残本） 以及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数种明钞本《水经注》等，都属古本系统。而所谓今本，则是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明清以降的《水经注》版本，皆属今本系统。

由于《水经注》在版本流传与具体内容方面所存在的复杂性，自金代以来，便不乏著名学人投身于《水经注》的研究并有所著述，在明代逐渐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郦学”。

嘉靖年间的黄省曾刊刻的《水经注》是已知最早的《水经注》明刻本。其后吴琯即在此基础之上利用传世文献加以订正，刊行了另一部《水经注》。而明代最为著名的郦学家则非万历年间的朱谋㙔莫属，其所著《水经注笺》更是被顾炎武推为“有明一部书”，可见其价值所在。自宋代起，《水经注》不仅出现了散佚，而且在保留下来的文本中还出现了《水经》的《经》与郦道元的《注》相混淆的情况。《注笺》本在《经》《注》区分、调整错简、试补脱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水经注》做了“大手术”。

此外，受当时治学风气的影响，明代还出现了以谭元春为代表的点评《水经注》中精彩文句的词章学派，与郦《注》关注历史与地理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

至清代康熙年间，对《水经注》的考证研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乾隆年间“郦学”四大名家—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研究取向。

沈炳巽治《水经注》前后数十年，曾携带自己的定本《水经注集释订讹》与全祖望讨论，其书中见解大多得到后者肯定，并最终被赵一清收入《水经注释》中。全祖望有关《水经注》的研究，则集中体现在他的《五校水经注》稿本与《七校水经注》钞本之中。赵一清撰《水经注释》，得益于其家小山堂丰富的藏书，以及同全祖望的相互讨论，故其书最终在《经》《注》厘定上取得突破，建树颇丰。此后由戴震主持官修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也有着参阅各种郦书和众人互相讨论的优势，因此殿本在整体的语义通顺、《经》《注》区分及调整错简等方面有着更多的进步。赵、戴二人在《水经注》方面的研究 （赵一清后人所刊与戴震所校《水经注》大体相同） ，还引发了郦学史上著名的“戴、赵相袭”案，经相关学者的长期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将这一学术公案划上了句号。

除关注版本校勘之外，清代郦学研究还向舆地与制图方面进行了拓展。咸丰年间的汪士铎撰《水经注释文》，在地望考证和河流流路的梳理上，都有所贡献，并且在此基础上，他还绘制了相关舆图。其后，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水经注图》则代表了其时《水经注》舆地制图类研究的一个巅峰。在编绘这套图集时，杨、熊二氏发现，依照制图的需要，必须对殿本《水经注》文字不断查证和修订。在此过程中，《水经注疏》的雏形开始形成，杨、熊二人前后历经数十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部郦学传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后，王国维、胡适等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尤其是胡适，在其晚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水经注》情有独钟，身后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手稿。当代学者之中，陈桥驿是治郦名家，有多种相关研究的著述刊布。

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在新的时代呼唤且需要新的全面阐释。自2011年开始，我本人率领的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采取每周两到三次小组讨论的形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及古旧地图，结合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辅以GIS数据分析及3D制图软件等现代技术手段，从版本校勘细度、史源探究广度、地理考释深度及地图绘制精度等方面入手，对《水经注》的本体展开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新撰《水经注疏》、新绘《水经注图》，至今已刊行了《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3种5册，涉及汾、涑、渭及洛水流域诸篇，同时还出版了《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一书，将新时代郦学研究向前做了大的推进。随着时代的推移，一定会有更多的《水经注》研究成果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