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勰及其思想与时代

公元500年前后的世界，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结束，上古时代终结，古典文明衰落，以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崛起，开始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此时的亚洲东方，中国南北政权对峙，建康（今江苏南京）与长安（今陕西西安），分别为南北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清绮，河朔贞刚，分向发展，演绎乱世悲歌。此时的欧洲有一位智者波爱修斯，在监狱中撰著一部《哲学的慰藉》，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畅销欧洲近千年。在中国，南京定林寺也有一位智者刘勰，撰著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文心雕龙》，千余年来被奉为艺苑之秘宝，滋养了一代代学子的文心。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日照），约生于公元465年，时当刘宋后期；经历宋、齐、梁三朝，约卒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刘勰祖辈早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战乱中就同中原大家族一起，渡过长江，侨居江左。他家寓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辈曾参加刘裕举兵讨伐桓玄的战争，建立军功，由此起家，在刘宋时家族较为显赫。他的父亲刘尚，在刘宋时任越骑校尉，是地位较高的武官，秩二千石，可惜在刘勰年少时就去世了。

刘勰早孤，家境贫寒。当时南京定林寺著名僧人僧祐造立经藏（“经藏”为释迦牟尼诸弟子所传述释迦在世时的说教及后来佛教徒记录释迦牟尼言行的著作），到江南招录贤才，刘勰大约刚弱冠就被招入定林寺，依僧祐居处十余年，主要的工作是整理佛经，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这十余年整理佛经的工作，培养了刘勰系统思维和理论辨析的能力。他三十多岁时能写出《文心雕龙》这样一部空前绝后、体大思精的著作，应该是得益于年轻时长期的思维训练。书中少量运用的“圆照”“般若”等佛学词汇，都是整理佛经留下的思维痕迹。

但此时刘勰的思想是属于儒家的。他天赋异禀，七岁时就“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序志》）。刚过而立之年，“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同上）。据说东汉末的郑玄、蜀汉的谯周都梦见过孔子。曹魏时的著名玄学家王弼注《易》时，也曾梦执漆器随孔子南行。丹漆之礼器，指竹制的笾、木制的豆等祭祀时盛祭品的器具。孔子曾周游列国，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鲁国南方之地，传播仁德，广施教化。

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梦是人的强烈愿望在潜意识中的显现。《论语·述而》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姬旦，辅佐武王，克殷建周，摄政当国，致政成王，不仅是周朝的缔造者，还制礼作乐，更是儒学的奠基人。孔子一生崇敬周公，致力于继承和发扬周公之道，晚年感叹很久没有梦见周公，可见在盛壮之年是经常能梦见周公的。刘勰而立之年，在南京定林寺整理佛经，梦见的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孔子，可见儒家学说对他的巨大吸引力。他这部《文心雕龙》就是立论于儒家思想之上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世表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趋于一尊。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儒学有所衰落。到了刘宋的文帝元嘉十五年（438），朝廷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儒学逐渐受到重视。南齐武帝时，儒学兴盛。《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载：“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永明（483—493）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当时刘勰很年轻，二十来岁，朝野上下重视儒学，对他是有直接影响的。但这个时期的儒学，与东汉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玄学化的儒学，即儒玄合一，甚至儒玄佛也有融合的倾向。儒学重名教，名为名分，教为教化，即礼义制度、道德规范。名教与自然相对，魏晋时期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不遵守儒家规定的那一套礼义规范，任性而行，做出许多越礼之举，为礼法之士所不容，招致杀身之祸。稍后，向秀、郭象等人不得不向强权低头，提出“名教即自然”，即那一套礼义规范是符合人的本性，顺应自然的，消解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这是名教的自然化。刘勰《文心雕龙》也体现出儒家之道与自然之道的调和，把人文之道追究到自然之道，把对偶、音律等人文特性归结为自然本性。

刘勰梦见了孔子，显示他有在江南发扬和宣传圣人之道的愿望。他本想发明圣人的意旨，在经学上有所成就，但东汉马融、郑玄等经学家已经是珠玉在前，很难超越他们而自成一家；因此转而从事于探究文章写作的道理，写了这部立意在指导文章写作的著作《文心雕龙》。刘勰算不上经学家，在经学的文字训诂、义理阐释上都毫无贡献。但是他见识高卓，远超当时一般文士的见识，论文章而确立“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也算是“敷赞圣旨”，将圣人论文的思想发扬光大了。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根基。重视文治、文化、文明、文德、文教，是儒学的传统。孔子就非常重视文学，《论语》记载孔门四科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教曰文、行、忠、信，都包括文（文学）。当然这里的“文”“文学”指的是先王典文，而非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儒家重视礼乐文化、文明教化与传承。《荀子·性恶》曰：“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是否接受文明教化，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刘勰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序志》）文章的作用是很广大的，它是经典派生出来的枝条，一切的礼义制度都需要借文章来确立，借文章来发挥作用。君臣上下礼义、军国大事，都要依靠文章来加以明确。因此他致力于论文，并没有违背当年的梦想。

刘勰撰著成《文心雕龙》后，未为当时人所称许，他心有不甘，主动干谒“当世辞宗”沈约，自我推销，得到了沈约的赏识。沈约在当时执文坛之牛耳，王筠、刘显、刘孺等许多文人都是因他的推重而享盛名。刘勰于梁武帝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一种定期参加朝会的闲职），步入仕途，一般认为是得到了沈约的举荐。

后来，刘勰在梁朝先后做过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掌章表书记文檄）、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今属浙江衢州）令，政有清绩，实践他“奉时以骋绩”的抱负。晚年的刘勰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

一是皈依佛门。他曾上表言南北二郊祭祀应该用蔬果代替牺牲，被朝廷采纳；后受敕再入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梁书·刘勰传》）。完成整理佛经的任务后，他请求出家，意志坚定，得到了梁武帝的许可。清人钱大昕说：“刘彦和序《文心雕龙》，自言梦见宣尼，而晩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十驾斋养新录》）出家后没一年，他就去世了。刘勰卒年已难确考。范文澜考证卒于普通元、二年（520、521）之间，年五十六七岁。

二是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东宫，太子所居，当时太子是萧统。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一朝天子一朝臣。东莞刘氏凭借武功在刘宋时崛起，在萧齐时失势衰落，至梁代齐祚后，像刘勰这样有文才的人得到起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刘勰比萧统大三十多岁，昭明太子爱好文学，非常亲近刘勰。刘勰后来迁任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萧统爱好文学之士，身边的文学侍从有殷芸、陆倕、王筠、王锡、到洽、刘孝绰、庾肩吾、张缅等，也包括刘勰。萧统还召集身边的文士编纂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文选》，通常称为《昭明文选》，编纂的年代现虽无法确考，但学界普遍认为编成于刘勰去世的普通二年（521）之后，刘勰并未参与《文选》的编纂。但既然刘勰深受萧统的赏爱，那么他的《文心雕龙》在萧统及其文学侍从中流传，也是可能的，因此对萧统编纂《文选》应当有一定的影响。《文选》所选作品共分三十八类，《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提到的文体有三十三类，二者大多数是相同的；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评述的诗文，大部分都入选《文选》，是具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什。具体的文学思想也多有相同，如刘勰和萧统都重视儒家思想，重视抒情、写景和状物之作，都主张文质彬彬，重视辞采之美。但是《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学观念上也有差异。《文心雕龙》除了论列诗文以外，广泛涉及经、史、子；而《文选》专录单篇的诗文，少量收入史书“论赞”类作品。刘勰论作家重视“成务”才能，论文章重视经世功能；萧统则强调“以能文为本”和“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选序》）。刘勰较少提及宋、齐作家，而《文选》大量地收入宋、齐甚至梁代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