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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情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当时国与国之间、君与臣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与尖锐性，在该帛书中都有着较为全面而清晰的反映。在阅读《战国纵横家书》原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珍贵史料的出土、整理、内容、注释等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73年年底，考古人员对湖南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和三号墓进行发掘整理，三号墓首先清理完毕，其中出土的大量帛书，是这座古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在这批帛书中，有一部分内容与《战国策》近似。
自1974年始，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有关单位的考古人员协力合作，对这些帛书进行系统整理。与《战国策》内容近似的这部分帛书原无书名，为了称引方便，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以下简称整理小组）就把这部分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二十七章，原无章名，为了阅读方便，整理小组又在每章释文的前面添加了章名。《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史记》及《韩非子》，文字、细节略有差异。另外十六章，则是失传已久的佚书，这些佚书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因为这本帛书避汉高祖刘邦的“邦”字讳，故整理者据此推断是前195年前后的写本。
既然整理小组为本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我们首先就必须对书名有一个确切的理解。所谓的“战国”，是指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这段大约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221年作为战国的终止年，学界没有异议。关于战国的起始年份，由于与春秋时期在历史上并无明确的时间界限，因此有不同说法。旧史多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被列为诸侯为战国的起点；现在学界多以周元王元年（前475）为战国的起点。关于“战国”这一名称的起源，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这一时期诸侯大国连年征战，故被称为“战国”；二是因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汇编为一本书，取名《战国策》，所以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战国”。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所以刘向称这一时期的史料为《战国策》；因为《战国策》这一书名，人们更认同把这一时期称为“战国”。它们彼此互为因果关系。
战国时期虽然是一个动乱时期，但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各个学派可以自由发展；同时，正是由于各国之间征战激烈，各诸侯国为了自保，在展开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竞争的同时，也展开了人才竞争，学者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用春秋末年孔子的话讲，就是：“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史记·孔子世家》）这就客观上为不同学派的学者提供了充裕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诸侯解决燃眉之急的纵横家应运而生。关于“纵横家”这一名称的含义，我们看以下两条史料：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汉书·艺文志》）
文中的“从”通假为“纵”，“纵”即“合纵”。韩非认为，所谓的合纵，就是联合多个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的国家；“衡”通假为“横”，“横”即“连横”，而所谓的连横，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攻打众多的弱小国家。《汉书》认为纵横家出自外交官员，属诸子十家之一，他们的长处是能够随机应变，灵活处事，短处则是往往不讲信用，喜欢使用欺诈手段。
现在对“纵横”的解释一般是：“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缩称。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期各国处理军事、外交活动的两种方式。战国中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对其他国家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合纵就是指相对弱小的东方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连横则指秦国联合若干个弱国一起进攻其他国家。还有一种解释更为形象贴切：南北为纵，东方六国的土地呈南北方向分布，故南北六国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秦国处于西部，六国处于东部，故秦国联合东部六国中的某些国家以对付其他国家，谓之连横。由于六国都想借助他国力量以利己，故合纵多为松散联盟，从而导致抗秦活动无法持久，最终为秦国各个击破，使秦国得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纵横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公孙衍、苏秦、张仪、李兑、庞煖等，有人把鬼谷先生也视为纵横家，因为鬼谷先生虽然没有太多的实际政治活动，但他毕竟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在所有这些人物中，又以苏秦与张仪最为著名。苏秦是主张合纵的代表人物，张仪是主张连横的代表人物。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书的特色及内容，我们先看《史记·张仪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丢失玉璧），门下意（怀疑）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释放）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张仪在事业成功之前，曾陪同楚国的相国饮酒，结果被怀疑为盗璧的小偷，挨了一顿鞭笞。当妻子责备他时，张仪竟然以“舌在”而自我宽慰。这一故事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纵横家的本钱所在。纵横家们要想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从而获取富贵，依靠的还是诸侯君主，而要得到诸侯的青睐，靠的就是巧言善辩。赵国平原君赵胜曾经评价自荐的毛遂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历史事实。张仪、苏秦等人在当时政治、外交、军事上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不仅左右着一些政治人物的个人命运，甚至还左右着整个国家政局的走向。
本书就极为真实地反映了纵横家的这一“口舌”特点，全书基本上都是纵横家或其他外交使臣的言论，很少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详细、正面的描述。所以杨宽先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见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附录）说：“这部帛书，看来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说本书是纵横家的言论集，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本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一章至第十四章。这一部分大多属于苏秦的游说之辞，这些说辞或以书信形式，或为当面表述，其说辞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对齐国进行外交破坏的言论。苏秦虽然对其他国家谎话连篇，但对燕国基本上是忠诚的，这就是《淮南子·说林训》说的“苏秦以百诞成一诚”。二是从总体上为维护合纵策略所做的努力。三是对自己言行做出的辩护，因为苏秦也曾受到燕国君臣的猜疑。从苏秦的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国与国之间、君与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的尖锐性。杨宽先生对这一部分的评价是：“帛书中这部分苏秦资料编排得很有条理，和第十五章以后的杂乱无章不同。可知这部分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中辑录出来的，很可能是从《苏子》一类的书中辑录出来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
第二部分，自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这五章在内容方面无太多的相互关联，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章后面都有字数统计。如第十五章后有“五百七十”，第十六章后有“八百五十八”等等，在第十九章最后，还有这样的字样：“三百，大凡二千八百七十。”意思是说，本章共计三百个字，这五章总共有两千八百七十个字。因此，沈月《〈战国纵横家书〉译注》认为“这部分也是从另外一种记载战国游说之事的册子中辑录出来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部分的抄录者与前后两部分的抄录者并非同一个人，因为习惯问题，这部分的抄录者顺便记录了自己的抄录字数。
第三部分，自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七章。这部分的内容虽然较杂，但涉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还记载了战国末年李园、吕不韦、蒙骜、王齮等人的事迹，这就使我们可以确定，这部帛书的编成、抄写年代，大约在秦、汉之际。
这本帛书的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些学者把帛书中的许多书信的作者全部归于苏秦，把许多历史事件也归于苏秦在世期间（而依据《史记》，有些事件则应归于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在世时期）。于是这些学者就依据《战国纵横家书》去纠正《史记》，甚至把苏秦说成是张仪的晚辈：“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事实上，和张仪主要敌对的人物是公孙衍与陈轸，当张仪在秦国当权的时候，苏秦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游说者。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前310年，苏秦要晚死二十五年左右。”（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然而杨宽先生忽略了本书第二十二章《苏秦谓陈轸章》的记载：
齐、宋攻魏，楚回翁是，秦败屈匄。胃陈轸曰：“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便楚，利公。成则为福，不成则为福。今者秦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胃韩倗、张义：煮棘将榆，齐兵有进，子来救[寡]人可也，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枝。’……”
本章大意是：齐国与宋国联合进攻魏国，楚国包围了韩国的雍氏，秦国在丹阳打败了楚国将军屈匄。在此情况下，苏秦对楚国大夫陈轸说：“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个计谋进献给您，如果能够按照这条计谋行事，将会是非常完美的，此事不仅有利于楚国，也有利于您个人。这件事情办成功了，能够为楚国带来好处；如果办不成功，也同样能够为楚国带来好处。今天我苏秦站在门前时，听到有一位外地人说：‘魏王对韩国的相韩倗、秦国的相张仪说：我们的煮枣马上就要被攻破了，齐国还在继续进军，如果你们能够出兵来救援我，我们魏国还会有一些转机；如果不来救援我，我真的支撑不住了。’”“今者秦立于门”中的“秦”是苏秦自称，本章是苏秦与陈轸的对话，文中的“张义”即张仪，时为秦相。本章的记载，非常明确地说明苏秦、张仪、陈轸为同一时期人，而非杨宽先生所说的苏秦年辈远远晚于张仪与陈轸。
基于对《战国纵横家书》的极度信任，唐兰先生几乎完全否定了《史记·苏秦列传》内容的真实性，认为司马迁撰写此传时，“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见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附录）。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见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附录）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有许多地方同《战国策》及先秦其他书籍的说法完全矛盾。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前311）。”唐兰先生、马雍先生与杨宽先生都是史学界的翘楚，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但他们视《史记·苏秦列传》为传奇小说的论据主要来自这本帛书。那么究竟帛书与《史记》的记载哪个更为真实，我们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请注意司马迁的这样一段话：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苏秦列传》）
可见司马迁在整理有关苏秦史料时，已经察觉到各种史料的记载较为混乱，“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所以，《苏秦列传》应该是经过司马迁仔细甄别真伪之后才写就的，钱穆称“史公之传苏秦至慎至谨也”（《先秦诸子系年》）。
使用出土文物去验证传世史书的真伪，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如果一味相信出土文字，也会被错误引导，因为出土的竹简、碑文等记载，并不完全可靠。如许多碑文，就被认为多捏造、阿谀之词。我们不能说涵容数千年历史的《史记》的记载都完全真实，但两者比较，我们更相信《史记》，因为司马迁依据的是朝廷档案，是以史学家的眼光对有关史料进行认真筛选后的记录。如果一味相信本帛书，那么需要改写的历史何止《史记·苏秦列传》！限于篇幅，我们仅举数例。本书《虞卿谓春申君章》记载：
秦孝王死，公孙鞅杀；惠王死，襄子杀。
秦国第一个称王的是秦孝公之子秦惠王，这是司马迁根据没有遭遇秦火、保存完整的《秦记》记载下来的。如果依据《虞卿谓春申君章》的记载，那么秦国首先称王的就不是惠王了。关于苏秦的死亡原因及大致时间，不仅仅见于《史记》的《苏秦列传》，《燕召公世家》《张仪列传》也都有相同记载。《战国策·燕策一》也说苏秦死于燕王哙时或之前：“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哙。”“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我们怎么能够仅仅依据本帛书，就完全否定《史记》与《战国策》的记载呢？
另如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一）”记载：“薛公相脊也，伐楚九岁，功秦三年。”说孟尝君在齐国当相的时候，讨伐楚国整整九年，进攻秦国整整三年。整理小组据有关史书纠正说：“九岁疑是五岁之误。《燕策》苏秦死章说：‘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所说攻楚只有五年。据《史记·楚世家》，楚国本与齐为从亲，由于楚怀王与秦昭王定约，怀王二十六年即齐宣王十七年（前303），‘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是伐楚的开始。两年以后，‘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再过两年，孟尝君（即薛公）入秦为相，在秦一年后逃回，就转为攻秦了。总计从前三〇三年开始伐楚到前二九九年薛公相秦，首尾只有五年。”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战国纵横家书》认同这一纠正。“五年”被帛书误为“九年”，伐楚时间几被翻倍。
实际上，帛书的史实记载或者是后人对该书记载的解释也是混乱的。如《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不少学者认为本章中的书信是苏秦写给燕昭王的：“此章系年于公元前286年。此时燕昭王听信谗言，要治罪于苏秦。苏秦在齐国写信给燕昭王向其辩白鸣冤。”（沈月《〈战国纵横家书〉译注》）但本章记载：“臣之计曰：齐必为燕大患。”意思是：“臣下苏秦认为：齐国将来一定会为燕国造成大的灾难。”意思是当时苏秦只是推测“齐必为燕大患”，事实上“大患”还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这封书信不可能是写给燕昭王的，因为燕昭王即位之前，齐国已经几乎灭掉燕国：“（齐）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燕召公世家》）我们认为这封信应是写给燕易王的：“（燕）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苏秦见齐王……于是乃归燕之十城……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史记·苏秦列传》）这些史料说明，在燕易王与苏秦的关系时好时坏的时候，苏秦先后两次到齐国，这封信应写于第二次到齐国做官时期。
学界提出的把出土文物和传世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要“相互验证”，而非单向验证。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以传世史书的记载去否定出土文献的记载，也不能完全以出土文献去否定史书的内容。《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郭林宗去世后，蔡邕为之作碑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蔡邕作碑文可以说是时人记时事，但如果以其碑文去评价碑主，得出的结论十有八九是真伪参半，因为作碑文者是拿了碑主家属丰厚润笔费的，更何况还为友情所碍。同理类推，我们也可以说，帛书的史料价值虽然弥足珍贵，但未必完全都是信史，所以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在介绍苏秦生平时，虽然提到了这本帛书，但使用的史料主要还是来自《史记·苏秦列传》。
有关战国史的记载，本来就较为混乱，《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彼此相互矛盾，甚至同一本史书中也自相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错综复杂，如关于苏秦的卒年，学界竟然有八种不同的说法（见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的《战国策注释》中的《东周策》“东周欲为稻章”注释中的总结），至今没有定论。澄清战国史的诸多问题，非我们学力所及，更非本书篇幅所能容纳。
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相关单位就组织专家成立帛书整理小组，对这批帛书进行系统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本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致相同，这就为整理工作提供了部分参照物。但另外十六章是已经失传的佚书，对于这十六章，整理小组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释文，实在令人感佩。我们的这本三全本《战国纵横家书》主要以整理小组的《战国纵横家书》为底本，注释也基本采取整理小组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认为整理小组的释文做到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未故作惊人之语，比较稳妥可信。对于一些明显的史误问题，我们也尽力做出说明，能解决者则解决之，不能者则留待后来者。
裘锡圭先生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战国纵横家书》（修订本）（中华书局2024年出版）对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工作，对原释文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校对与诠释，使该书得到了更为精确的解释，特别是裘锡圭先生说的“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这一方面说明帛书整理还存有一些纰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者为此而不懈努力的可贵精神。
沈月先生的《〈战国纵横家书〉译注》（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出版）与前两本著作相比，至少有三个特色，第一，根据每章所涉及事件发生的时间，重新安排原文章节的先后次序，比如原书第一章为“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而沈书则把原第五章的“苏秦谓燕王章”安排为第一章；原书最后一章为“麛皮对邯郸君章”，而沈书则把原二十五章“李园谓辛梧章”安排为最后一章，如此等等。第二，除了注释之外，沈书还添加了译文，这对于理解该帛书是非常有益的。第三，原帛书中还残缺不少文字，沈书根据上下文，进行了尽可能接近原作者本意的补充。
我们的这本三全本《战国纵横家书》就是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之前的研究成果，三全本《战国纵横家书》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因此我们向这些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译注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比如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苏秦献书赵王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献书赵王：臣闻[甘]洛降，时雨至，禾谷綘盈，众人喜之，贤君恶之。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民众皆大欢喜，而贤君为什么会对如此美好的景象感到厌恶呢？这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认为“恶”是个误字：“恶，《赵策》同，疑有误。《赵世家》作图。”《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战国纵横家书》对该条注释只补充了“谷”字的原形，未对“恶”的解释提出异议，实际也就是认可了“恶”为误字的这一说法。沈月《〈战国纵横家书〉译注》：“恶，疑有误，当从《赵世家》作图，是筹划、谋划的意思。”译为：“我听说甘露普降，雨水按时而至，五谷丰收，百姓欢喜，而贤君则要开始筹谋。”实际上，“恶”字并非误字，而是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古人的一种哲学思想——天人感应。古人认为，君圣臣贤，国泰民安，上天就会降下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庆云甘露、风调雨顺等祥瑞以示嘉许；反之则会出现日食雷暴、水旱不均等灾害以示惩告。我们看与本章内容一致的《战国策·赵策一》的记载：
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臣闻古之贤君，德行非施于海内也，教顺慈爱非布于万民也，祭祀时享非当于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农夫登，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于秦国，而怨毒积恶非曾深凌于齐也。臣窃外闻大臣及下吏之议，皆言王前专据以秦为爱赵而憎齐。臣窃以事观之，秦岂得爱赵而憎齐哉！”
贤君之所以讨厌这种美好的现象，是因为事物的过度美好，与自己的德行不相配，那就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反常现象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灾难的降临。本段话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比，多了“德行非施于海内也，教顺慈爱非布于万民也，祭祀时享非当于鬼神也”数句作为前提，文义就明确得多了。苏秦这样讲，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赵国与秦国的关系，既然赵国并没有施什么恩德于秦国，而秦国却表现出对赵国的异常关心与爱护，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秦国别有用心。这种“无故之利”是古人非常排斥的，《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冯亭守三十日，阴使人请赵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今有城市之邑十七，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赵王喜，召平阳君而告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吏民不欲为秦，而皆愿为赵。今冯亭令使者以与寡人，何如？’赵豹对曰：‘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史记·赵世家》亦载：“后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本章的贤君之所以讨厌，他们讨厌的不是“甘洛降，时雨至，禾谷綘盈，众人喜之”本身，而是这些美好事物来得“无故”，也即讨厌人们常说的“非分之福”。
另如，沈书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对章节顺序的调整建立在精心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并未采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们要尽量保持《战国纵横家书》的原貌，二是对各章节所涉及的时间问题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本书的体例，有五点需要说明：
第一，帛书中无法辨识或无法补出的残缺文字，用“□”代替，只在注释与译文中做出尽可能符合原义的补充。当然，这些补充仅供参考。
第二，帛书中的残缺文字能够根据上下文义或参照其他古籍填补的，尽量补入，所补文字用“[]”标明。
第三，帛书中涂去及未写全的废字，则用“〇”标出。
第四，帛书中共有两处错简，错简文字保留于原处，以“□”标出，错简的文字移置正处后，以“[]”标出。
第五，帛书中有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史记》及《韩非子》，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字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我们把这些文字以“附录”的形式置于有关章节的后面，并加以译注，以供读者对照参考。
在译注时，我们虽想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一些，能够在无止境的帛书研究中做出些微贡献，但由于学识所限，定会出现各种不足甚至错误。因此对于本书中的各种错误与不当之处，万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景 张松辉
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