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6年夏，约翰·麦克菲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他躺在自家后院的一张野餐桌上，头顶是一棵白蜡树。彼时，他担任《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已经快两年了。他在2017年出版的《写作这门手艺：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中回忆：“我在上面躺了将近两周，仰望着头顶的枝叶，与内心的恐惧和惊慌做斗争。” 当时麦克菲已经在《纽约客》发表了五篇长文，此前，他还在《时代》周刊做过七年副主编。换言之，他并非杂志界新人，但那个夏天让他瘫在野餐桌上动弹不得的文章，是他当时写过的最棘手的一篇。

麦克菲写过人物专访，比如他为《纽约客》写的第一篇特稿《感受自己的位置》，跟踪报道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篮球明星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他也写过研究历史的文章：1966年春，他发表了一篇分为两部分的长文，追溯了橘子这种不起眼的水果的历史，发现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00年的中国。然而，1966年夏，麦克菲手头的那篇文章涉及位于新泽西州南部的松林泥炭地这个宽泛无比的主题，要写的内容千头万绪。这次，他不是要写一篇重点突出的人物专访，而是要将多个角色的故事交织起来，其中要再现大量的对话，还要描写他去各处参访的经历；他也不是要概述某样东西的历史，而是要深入探究整个地区的地质、生态乃至政治背景。

瘫倒在野餐桌上之前，麦克菲花了八个月时间研究这个选题，收集的资料后来据他所说“足以装满一个筒仓”。他从普林斯顿前往松林泥炭地的次数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还常常带着睡袋，以便在林子里多住几日。他遍览相关书籍，采访了所有相关人士。现在要开始动笔了，他却无从下手。“在我看来，提笔缺乏信心是人之常情，”他解释说，“就算以前的工作进展顺利也没什么用。你的上一篇文章永远不会为你写出下一篇来。” 于是，麦克菲躺在野餐桌上，仰望着白蜡树的枝叶，思考该如何将这一大堆庞杂的资料和故事整合起来。他在那张桌子上躺了两个星期，终于为自己的困境找到了出路——弗雷德·布朗。

79岁的布朗居住在松林泥炭地深处的一间“棚屋”里，麦克菲在调研之初遇见了他。随后，他们一起在林子里逛了好些天。麦克菲从野餐桌上翻身跃起，惊觉他想在文章中涵盖的大多数话题似乎都能与布朗联系起来。他可以一开篇就介绍布朗，然后顺着他和布朗一起探险的主线，将他想探讨的话题作为枝节写出来。

灵光乍现之后，麦克菲依旧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这篇文章。他在普林斯顿拿骚街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写作，楼下是家眼镜店，对门是家瑞典按摩店。他的终稿长达三万多字，分为两部分，在杂志上连载了两期。这个长篇报道堪称杰作，是麦克菲最受欢迎的一篇长文。然而，要不是麦克菲愿意搁置其他事，躺着眺望天空，苦思如何才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了。

我了解到麦克菲这种从容不迫的工作方式时，正值新冠疫情流行之初，说得委婉一点，那段时期知识工作者过得相当混乱。对生产力的追求，一直让在办公室里和电脑屏幕前埋头苦干的人倍感煎熬。而在那个令人焦虑的春天里，疫情的种种变数造成的压力，使这份长期积聚的煎熬开始沸腾。我在撰写有关科技和精力分散的文章时，经常触及生产力的问题，因此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越发强烈的反抗。“强调生产力的那套说辞，只会给我添堵，”一位读者在邮件里向我解释，“深思熟虑和把事情做好能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愉悦感……可一旦和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那份愉悦感就被冲淡了。”我博客上的一位评论者补充说：“生产力至上的说法意味着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不惜一切代价。”从这些反馈中，往往可以看出疫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这些情绪。恰如一位洞察幽微的读者所言：“生产力等于完成的工作量，这个道理可以说在这次疫情期间变得愈加清晰了。那些有幸没有丢掉工作的家长，在照顾和教育小孩之余，还要完成和平时差不多的工作量。”这股反抗的势头着实令我吃惊。我爱我的读者，但一般说来他们和“情绪激昂”这个词挂不上钩。最近才变成这样。显而易见，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

我很快发现，这种反生产力的情绪日益高涨，不仅限于我的读者。从2020年春到2021年夏，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至少有四本重要的出版物，直接抨击了现在流行的生产力概念。这四本书是塞莱斯特·海德利（Celeste Headlee）的《奋斗者的窘境》（Do Nothing）、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的《躺不平的千禧一代》（Can't Even），德文·普莱斯（Devon Price）的《懒惰并不存在》（Laziness Does Not Exist），还有奥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那本幽默的讽刺之作《四千周》（Four Thousand Weeks）。疫情期间，各种社会趋势层出不穷，相关报道铺天盖地，其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对工作的厌倦。首先是所谓的“大辞职潮”。尽管这一现象实则涉及许多不同的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劳动力参与率均有所下降，但在这些为数众多的领域中，知识工作者降低职业期望的趋势十分明显。继“大辞职潮”后，是“躺平”文化的兴起，年轻一代的劳动者开始积极抵制雇主对生产力的要求。

塞莱斯特·海德利在《奋斗者的窘境》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有着过多的工作和过大的压力，永远不知足、不满意，并追逐着不断提高的标准。” 几年前，这种观点似乎还会引发争议。然而，及至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她无非是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眼见这种不满的情绪快速增长，我清楚地意识到，眼下正在发生一些重大转变。知识工作者已经筋疲力尽——被越发没有喘息的忙碌拖垮。这种趋势并非因疫情而起，疫情只是将其中最过分的行为放大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许多知识工作者突然被安排远程办公，孩子就在隔壁房间里尖叫，他们却只能继续在Zoom（手机云视频软件）上参加视频会议。这些人不由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开始在我长期撰写的专栏和我在疫情初期推出的一个播客上，广泛探讨知识工作者的不满和建构职业意义的其他方式。随着反生产力运动不断加速，身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我也开始越发频繁地在报道中提及这个话题。最终于2021年秋，我主导了《纽约客》上一个名为“办公空间”的专栏，每月更新两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我发现个中枝节错综复杂。大家不堪重负，但这种与日俱增的疲惫感究竟从何而来，却模糊不清。网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甚至相互矛盾：雇主不断提高对员工的要求，试图从他们的劳动中榨取更多价值。不，实际上是网上推崇生产力的意见领袖，让我们内化了崇尚忙碌的文化，进而变得疲惫不堪。或许我们真正见证的是“晚期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人们漫天指斥、发泄不满，与此同时，知识工作者仍陷在越来越深的不幸之中。形势似乎一片黑暗，但我还在不懈地钻研这个问题，一丝令人欣喜的曙光出现了，源头正是开篇讲述的那个故事。

第一次读到麦克菲一连数日仰望着后院的树叶时，我不禁升起一股怀念之情——怀念在很久以前的那段时光里，靠头脑谋生的人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创作令人惊叹的作品。“要是能像这样找一份不用讲求生产力的工作，就好了吧？”我心想。但最终我意识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麦克菲的生产力很高。倘使不是盯着1966年夏天他躺在野餐桌上的事，而是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你会发现这位作家迄今为止出版了29本书，其中1本获得了普利策奖，还有2本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50多年来，他不仅为《纽约客》撰写了许多别具风格的文章，还常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的非虚构创意写作课，他在课上指导了许多年轻作家，这些作家后来也都闯出了各自的一番天地，比如理查德·普雷斯顿、埃里克·施洛瑟、珍妮弗·韦纳和戴维·雷姆尼克。无论按何种合理的标准来衡量，麦克菲的生产力都很高，但他的工作习惯从不疯狂、忙碌或压抑。

这个粗浅的发现最终发展成了本书探讨的核心要义：也许知识工作者的问题并非源自普遍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源自近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个词的错误定义。工作“出色”就意味着要越来越忙，要更迅速地回复邮件和信息，开更多会，接更多任务，投入更多时间。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们无休止地超负荷工作，日益疲乏。但仔细审视这个前提，却找不到任何可靠的依据。我开始相信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生产力，比如不再看重排得满满当当的任务清单和一刻不停的忙碌，转而赏识麦克菲那样从容不迫的态度。事实上，很明显，像麦克菲这样的传统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习惯和工作仪式不仅具有启发性，若能充分结合21世纪的工作现状，还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路，改变现代人对职业成就的理解。

这些启示激发我重新思考我们该如何工作，最终凝缩成了一个成熟的方案，足以取代那些现在害得我们疲惫不堪的观念。

慢生产力

这个理念旨在以一种可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开展知识工作，它遵循下面三个基本原则。

1．少做些事。

2．遵循自然的工作节奏。

3．执着追求质量。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你将看到这种理念反对忙碌，主张超负荷工作并非什么值得骄傲的勋章，反而会妨碍我们取得重要成果。它还提出，专业工作应当遵循更多样化和人性化的节奏，在多种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平衡休闲与劳动，讲求工作质量而非表演性的活动。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详细介绍这个理念的核心原则，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并提出具体建议，指导你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落实这些原则——无论你是经营着自己的公司，还是在老板的密切监督下工作。

我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些窍门，让你工作得稍微轻松一点；也不是要替你挥起拳头，砸向那些眼见你累死累活却无动于衷的可恶剥削者（虽然我多少也会挥一挥拳）。相反，我想为你、为你的小企业、为你的大雇主提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以便你们重新思考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把知识工作从越发难以为继的狂热中解救出来，重建一种可持续、人性化的工作，让你无须不断自我消耗，就能够创造出足可引以为傲的成果。当然，并不是每一种办公室工作都有条件立即采纳这种更有意义的工作节奏，但我之后会详细讲到，这个理念的适用范围比你起初预想的要宽泛得多。换言之，我想向你证明，在杜绝过劳的情况下有所建树不仅可行，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工作标准。

不过，还请先不要着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知识行业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如何变得像现在这样不正常的，一旦我们认识到了二者的关系建构得多么随便，就更容易摆脱现状。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朝这个目标迈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