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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关系所面临的所有丧失中，模糊的丧失是最具破坏性的，因为这种丧失始终都是不确定、不明晰的。
我在中西部的移民社区长大，社区里有很多我敬仰的长辈，他们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20世纪初，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横渡大西洋，来到威斯康星州南部肥沃的山谷，准备开启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发现一切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美好，因为他们和远在瑞士的亲人断了联系。“二战”开始之前，他们还能和亲人互相通信，每封信的末尾都要写上一句：“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记得父亲每次收到他母亲或兄弟的来信后，都会一连好几天情绪低落。而我的外祖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留在家乡的母亲。因为贫穷和战争，她知道自己恐怕很难再踏上返乡之路，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见到母亲了。那时候，我们家总是弥漫着乡愁。我不知道家人究竟包括哪些人，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家：是故乡的那个家还是我们现在的家？从未谋面的那些亲人真的是我的家人吗？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我父亲和外祖母的家人。他们的思绪常常飘得很远，远方的亲人明明还在，但又无从联系，就像天人永隔。这种莫名的悲伤始终未能平复，这些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小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南部农场的家是典型的沃尔顿家庭
，但在我父亲和外祖母心目中，这个家并不完整，他们心目中的大家庭还应该包括大洋彼岸那些我从未谋面的亲人——一直留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亲人。由于距离遥远，他们和亲人难以相见，这个家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在我生活的社区，大部分人都是移民，人们都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和故乡的家。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丧失感和挥之不去的忧郁。曾经有很多次，我听到父亲用浓重的乡音对那些来找他咨询的年轻人说：
“如果要离开你的祖国，一定不要超过三个月，否则你就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童年时的我根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移民社区生活了四十多年。长大后，我考上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每天从我住的村子到学校往返通勤。后来，我离开了家乡，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那句话。虽然我只是搬到了双子城
，与父亲的背井离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我却和父亲一样感到困惑，不知哪里才是我的家。我想念家乡的亲人，原来住的老房子一直没有卖掉，至今仍然维持着原样，就好像我会随时回去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适应并融入了大城市的生活，开始打造我的新家——一个小小的公寓，并且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孩子们会在学校放假和休息日的时候过来看我，我也经常和姐姐、母亲通电话，慰藉我的思乡之情。虽然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家人始终在我身边。
离开家乡后，我们会感到失去了许多东西，内心充满不安。不过，和长辈们相比，我的情况要好很多——我并没有因为贫穷和战争与亲人失去联系。从乡村搬到大城市，起初我也很不适应，幸运的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家人的爱给了我力量。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裹——用绳子牢牢地捆住，上面贴满邮票。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鞋盒，装着父亲亲手种的土豆。母亲还附上一封信，信里写道：“用土豆做汤喝吧，你一定会有回家的感觉。”确实如此。
做人口普查时，调查员会登记一个家庭的全部成员，但未必包括人们心中的家人。由于工作变动、失业、家庭破裂、战争或者个人追求，有些人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与家人分离——这些家人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有移民的经历，我对这种感受有深刻的了解，我很清楚人们是如何放下过去，拥抱全新生活的。对于移民家庭来说，既有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有心中的家人，所以家人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背井离乡的人普遍都面临着模糊的丧失，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心中的家人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否则这种无法化解的悲伤会一代代延续下去，并且会逐渐加重。
这就是移民和迁徙带来的后遗症，是许多个体和家庭问题的根源所在。
* * *
作为家庭治疗师和研究者，我曾经帮助过四千多个家庭。我认为，家庭既是精神实体（家人之间的精神连接），也是肉身实体（家人生活在一起），我想在这两种家庭结构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如果一直处于模糊状态，那么儿童和成人的心理都会出问题，无法正常生活。
我对“家人”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但我使用的标准很严格。我所说的“家人”是指我们可以长期依靠的人，他们抚慰、关心、养育、支持我们，始终与我们保持着亲密的情感。家人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原生家庭；家人还包括我们成年后自主选择的伴侣，通常称之为自选家庭；与伴侣组成家庭后会有亲生子女，也可能有非亲生子女，或者根本没有子女。我们会成为亲戚或朋友的孩子的“阿姨”（“姑姑”）或“叔叔”（“舅舅”），或者成为伴侣的孩子的“继父”或“继母”。这样的家庭超越了单纯的血缘关系，更强调精神实体与肉身实体的结合。
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清楚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家人。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目中，家庭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时会增加一些人，有时又会去掉一些人。外人往往看不出一个家庭的真实状况，但是做婚姻治疗和家庭治疗的心理治疗师一定要弄清楚。模糊的丧失给人带来许多困惑和痛苦，家人的精神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减轻痛苦。
临床文献中很少提及“模糊的丧失”，但歌剧、文学和戏剧经常会描述这种现象，并且把模糊的、不确定的感受加以美化。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失踪十年，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在家等待了十年。在阿瑟·米勒的作品《都是我的儿子》中，父亲坚称在空难中丧生的儿子其实还活着。对于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我们总倾向于把它们浪漫化。奥德修斯的妻子苦等十年，《蝴蝶夫人》
中的女主人公结婚后独守空房，本来是悲剧，我们却当成浪漫故事来看。人们越不理解，就越会用潜意识思考。然而，对于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来说，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困惑的等待一点都不浪漫。模糊的丧失让人饱受折磨，压力倍增，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除了艺术家，很少有人专门创作相关题材的作品，只有与心理治疗相关的文献和艺术作品偶有涉及。虽然现象并不新奇，但从临床研究和观察的角度对它进行的描述和定义肯定是全新的。
在人际关系所面临的所有丧失中，模糊的丧失是最具破坏性的，因为这种丧失始终都是不确定、不明晰的。有一首古老的英国童谣准确地描述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感受：
我走上楼梯，
那个人不在那里。
今天他还是不在那里。
哦，我多么希望他能永远消失。
从这首童谣可以看出，当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在”还是“不在”时，那种感觉是多么荒谬。人们渴望确定性——明确地知道某人已经死亡，总好过一直处于猜疑的状态。
在波斯尼亚，有位老妇人在一个头骨附近发现一双熟悉的鞋子，就凭此判断这个头骨是她失踪的儿子的。老妇人所经历的正是模糊的丧失。亲人下落不明，她无法确切地说出亲人是死了还是活着，是濒临死亡还是正在康复。没有亲人的任何信息，也没有官方提供的死亡证明，看不到尸体，当然也就没有葬礼，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埋葬。这种不确定性让模糊的丧失成为所有丧失中最令人痛苦的体验，它引发的症状还很容易被忽视或误诊。我们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新闻：一架飞机在佛罗里达的沼泽地坠毁，遇难者的尸体无法找到，亲人悲痛欲绝；十多年前，儿子离奇失踪，母亲为他系上了祈福的黄丝带
；飞行员在东南亚某地被击落，儿女却仍在盼着他有一天走出丛林。
模糊的丧失大多是战争和暴力事件引起的。在日常生活中，它表现得更隐蔽，不易察觉，对人的影响也更大。比如伴侣出轨、孩子叛逆、父母年纪大了变得健忘。即使我们相信一段关系是长久的、可预测的，也无法从中获得我们渴望的绝对确定性。
模糊的丧失会给个人和家庭造成很多问题，不是因为丧失对心理产生伤害，而是因为无法掌控的局面或者外界的某种束缚阻碍了人们应对和处理悲伤。如果能针对模糊的丧失进行心理治疗，那么即使亲人的信息仍然不明确，人们也能逐渐理解、面对并继续生活下去。治疗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的丧失感越模糊，就越难掌控情绪，产生抑郁、焦虑和家庭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时候，亲人不在身边，你却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有时候，亲人就在身边，你却觉得他们离你很遥远。这种感觉令人无助，会引发抑郁、焦虑和人际关系问题。
那么，模糊的丧失何以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呢？首先，这种丧失是不确定的，让人困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人们无法理解现状，问题也无从解决，因为不知道丧失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如果不确定性一直持续下去，家人往往会做出极端的反应，要么就当已经彻底失去某人，要么拒绝承认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两种做法都没有什么帮助。其次，因为丧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人们无法重新定义自己与亲人的关系，建立新的规则，如此一来，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就陷入了僵局。如果不能从心理上彻底做个了断，他们就会一直怀抱希望，希望一切都能回到过去的样子。第三，遭遇明确的丧失后，我们通常都会举行悼念仪式，例如，在家人去世后举行葬礼。而经历模糊的丧失的人并没有官方的死亡证明，无法举行仪式，他们的感受也就得不到认可和理解。第四，模糊的丧失是荒谬的，它提醒着人们，生活并不总是合理和公正的。如果某个家庭中有家人去世，周围的人通常都会提供帮助，但如果丧失是模糊的，人们只能选择回避，而不是伸出援手。最后一点，模糊的丧失是持续性的，经历过的人告诉我，这种无休止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
丧失之所以是模糊的，可能是因为人们没有得到确定的信息，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对某人的状态看法不一致。比如，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战争中失踪的士兵，父亲下落不明，孩子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而离异家庭中的孩子知道父亲在哪里，也能经常见到他，但对于父亲还是不是家庭中的一员，孩子与母亲之间存在着分歧。
* * *
模糊的丧失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某位家庭成员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比如战争中失踪的士兵、被绑架的儿童。对于家人来说，虽然他们不在身边，但精神是相通的。这些是丧失的极端个案，而更普遍的情况是离异和领养家庭中的丧失，父亲、母亲或者孩子的身份是模糊的。
第二种，有些人虽然就在身边，但在精神层面无法沟通。这种在阿尔茨海默病、成瘾和其他慢性精神疾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个人的脑部严重受损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先是昏迷不醒，醒来后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过度沉迷于工作或个人兴趣爱好的人也属于这一类。
关于这两种丧失以及它们带来的影响，还有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解。但首先，我们要知道，应对模糊的丧失与应对正常的丧失，方式是不一样的，要面对的事情完全不同。在正常的丧失中，最明确的丧失就是“死亡”，有官方出具的死亡证明，还有火化、收集骨灰、下葬、追悼会等仪式，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永久的丧失，可以开始哀悼。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丧失，它通常被称为正常性悲痛
。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7年发表的文章《哀悼与忧郁症》中所说：“在正常性悲痛中，康复的目标是放下对所爱对象（人）的依赖，最终投入新的关系中。”哀悼虽然是痛苦的，但这个过程注定会结束。从这个角度看，心理健康的人可以很好地应对丧失，并且很快建立新的关系。
但也有些人在面对明确的丧失时会出现异常反应，弗洛伊德称之为“病理性忧郁症”，今天的治疗师通常称之为“忧郁症”或“复杂性哀伤”。具体表现是对失去的东西或人一直念念不忘，始终走不出来，比如有些丧偶的人不吃东西，性情孤僻，失去父母的孤儿脾气暴躁。
而在面临模糊的丧失时，忧郁症和复杂性哀伤都是复杂情况下的正常反应：失踪士兵的母亲无数次地去战场上寻找孩子；离异家庭的小孩会因为亲生父亲的离开变得情绪不稳定；丈夫脑部受损，性情有了很大变化，妻子因此而抑郁、变得孤僻。模糊的丧失难以应对，因为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由内在的性格缺陷引起的。悲伤之所以无法化解，是因为丧失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遭遇模糊的丧失的人来寻求治疗时，如果以传统的方式进行评估，很容易就能做出诊断，因为他们看上去就是功能失调，表现出焦虑、抑郁和躯体疾病的症状。治疗师和医师在诊断的时候，应该多问患者一个问题：是否经历过模糊的丧失，导致悲伤无法化解？即使是心理非常健康的人，丧失的不确定性也会削弱他们的力量，阻碍他们的行动。
如果你遭遇了模糊的丧失，陷入无法化解的悲伤，不要因此而责怪自己或家人。临床医生也不要只评估患者的内在动因。如果是正常的丧失，比如亲人去世，我们会有一个哀悼的过程，最终会得到解脱，而模糊的丧失让情况变得复杂，也让哀悼的过程变得复杂。因为情况是不确定的，人们不能开始哀悼，感觉像是丧失，但又不是真正的丧失。人们从希望坠入绝望，又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如此循环往复，抑郁、焦虑和躯体疾病也伴随而来。这种情况起初只是影响到个人，然后就会产生涟漪效应，影响到整个家庭。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会感到自己被忽视，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觉得被抛弃了。家庭成员过度关注丧失，导致彼此的关系变得疏远，家逐渐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
家庭不同，丧失的性质不同，其严重程度也是不同的。为了说明模糊的丧失对当代家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约翰逊先生和妻子的案例。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破裂，但彼此越来越疏远。
约翰逊先生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他打电话给我说，想带妻子来做心理治疗。约翰逊夫人有抑郁症，精神科医生正在给她做药物治疗，并建议她接受家庭治疗。这对夫妇第一次来到我的诊所时，我感觉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彼此之间没有交流，而是单独和我对话。他们都对我讲了自己在婚姻中的困惑。“真是一团乱麻。”“我感觉我们的婚姻全是假象，再也没有温情。”约翰逊夫人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感到很孤独，约翰逊先生经常出差，平时会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是否能回家。她说：“他太忙了，回到家也不说话，从不过问我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情况。有时我会主动跟他聊聊，可他好像并不感兴趣。”大约在一年前，她质问他为什么在家的时间那么少，他生气地说：“对我来说事业比家庭更重要，我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她听了伤心欲绝，从那以后，她的抑郁情绪加重了，每天郁郁寡欢。两个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她，他们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其他时间就躲进自己的卧室，要么看电脑，要么玩手机。在我的追问下，约翰逊夫人又透露说，她母亲患上了痴呆，她觉得母亲也在慢慢离她而去。
约翰逊家面临的问题就是模糊的丧失。约翰逊夫人的抑郁症状比较明显，除此之外夫妻二人也说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感觉，但模糊的丧失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家里的每个人。他们的婚姻是个空壳，家也是空壳。要想缓解约翰逊夫人的抑郁，要么家人做出改变（孩子们有意愿改变，她丈夫没有意愿，而她的母亲是根本改变不了），要么她本人做出改变，学会接受周围环境中的模糊性。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走中间路线，她去弄清楚哪些丧失已经无可挽回，并为之哀悼，同时弄清楚她仍然拥有的是什么，是否还有磨合、沟通、复合、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婚姻和家庭治疗的基础。在此期间，我运用的是这些年来学到的关于模糊的丧失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知识。
1974年，我和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的圣地亚哥战俘研究所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飞行员的家属。通过这项研究，我对模糊的丧失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去失踪飞行员的家中采访他们的妻子，正是从她们那里，我了解到模糊不清的状态让丧失变得多么复杂。她们没有得到丈夫的确切信息，也没有收到官方的死亡证明，她们要一直生活在不确定之中，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是如此。我希望能找出办法帮她们减轻压力。针对来自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和欧洲各地的47个失踪者家庭进行的采访表明，虽然丈夫失踪了，但妻子在心理上始终认为丈夫还是家庭中的一员，这对她们和她们的家庭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她们放不下失踪的丈夫，想要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决策上的帮助，反而使得家庭冲突增加，家庭功能处于低水平状态。
比如，在其中一个家庭中，孩子不听话，母亲却很少管教，总是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在另一个家庭中，每当需要做财务决策的时候，妻子就不知所措，因为之前都是丈夫负责这个事。总而言之，只有当妻子不再寄希望于丈夫能回来，而是开始投入新的关系中时，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项研究表明，即便从现实角度无法判断是否失去了家人，人们的心中也有自己的标准。它还首次证明了模糊的丧失会令人痛苦并导致抑郁症状。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在身边来判断关系的疏密，精神上的交流与沟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发现和其他研究结果都支持这样一个论点：模糊的丧失是人们最难应对的丧失。在家庭中，说一个家庭成员“在”还是“不在”，既指这个人的肉身，也指他的精神。
如今，有2000多个家庭仍在苦苦寻找在越南战争期间失踪的亲人的下落。在政策松动的时候，会有一些遗骸被运送回家，有牙齿，还有骨头的碎片。但即使有法医出具的证明，家属也无法确定遗骸是否真的属于失踪的家人，也无法确定家人是否真的死了，因为这些碎片也有可能属于活着的人。然而，由于等待得太久，大多数家属已身心俱疲，最终他们选择接受现实，安葬了遗骸。象征性的了结总比没有了结好。但也有一些家庭拒绝接受案子已经了结，依然向美国和越南的官员施压，要求他们继续调查。
我想验证一下，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我的丧失理论是否成立。1987年，我调查了140对中年父母，他们的青春期子女刚刚离开家。
这些家庭都是中产阶层，父母是欧裔美国人。对这个群体来说，青少年的离家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过渡。孩子长大了，现在的他们既“在”家又“不在”家。我发现，父母越是惦记着已经离开家的孩子，就越会感到痛苦。具体的表现是，他们会经常想念孩子，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并且一直盼着他们回家，难以接受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这些都与父母的消极情绪、疾病、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感会有所减轻，但父亲的抑郁、失眠、头痛、背部疼痛和胃痛等躯体化症状比母亲多，这表明“空巢综合征”对父亲的影响甚至比对母亲的影响更大。事实上，这项研究表明，孩子们离家后，母亲们（大多是全职主妇或从事兼职工作）通常会觉得如释重负，而父亲们会遗憾自己没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和母亲相比，父亲更挂念离家的孩子。
为了尽可能减少孩子离家带来的丧失感，父母需要改变对孩子的看法。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家庭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曾经依赖父母的孩子，如今已经独立，父母必须把他们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如何处理与成长中的孩子的关系，是父母要面临的挑战。在转型时期（比如孩子离开家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的时期以及父母年老以后需要孩子反过来照顾的时期），改变对家人的定位尤为重要。
1986年到1991年，我扩大了研究范围，重点关注那些承受着亲人精神缺失之痛的家庭。我研究了70个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他们几乎都来自上中西部地区。我发现，照顾者抑郁的程度与患者患病的严重程度无关，而是与患者精神缺失的程度有关。三年以后，这种关联更加紧密。
正如我在对失踪人员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亲人虽然在身边，但精神缺失，无法正常交流，这种丧失要比普通的丧失更加令人痛苦。
精神缺失造成的模糊的丧失，也会出现在有其他慢性精神疾病（以及吸毒或酗酒）患者的家庭中。家人无法预料患者的性情会突然变成什么样，就像家里有个化身博士
一样，和他们相处可谓如履薄冰。如果家中有人患上了绝症，家属的心理压力会更大。现代医疗技术可以延缓死亡，然而在患者去世之前的这段时间，家属往往备受煎熬。
还有一种精神缺失导致的丧失，同样很普遍但更微妙，在我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般发生在夫妻中的一方有外遇的时候。更常见的是，其中一方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了家庭。这种精神缺失使夫妻关系受到严重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精神缺失造成的模糊的丧失，和人不在身边造成的丧失是一样的，都是给夫妻和家庭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
在研究缺失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担心：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的研究，我的发现和解释是否有民族狭隘性？我很好奇：那些不太关注病情发展的家庭，会如何应对模糊的丧失呢？于是，我去了明尼苏达州北部，走访了一些阿尼什纳比族（Anishinabe）的女性，她们的家中都有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我们围坐成一圈，四周弥漫着鼠尾草燃烧
的香气。我开始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从她们的讲述中我了解到，这些美国原住民女性应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母的精神缺失的方法是：一方面掌控疾病，一方面接纳疾病。阿尼什纳比族的女性会帮父母找合适的医生，陪父母去看病，督促父母按时服药，与此同时，她们也欣然接受大自然赋予的挑战。在她们看来，生命是一个循环，生，老，病，死，每个环节都是必然要经历的。有位女士说：“我相信，每件事的发生，自然有它注定要发生的缘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母亲注定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无论这些事有多糟糕，只要你往长远看，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另一位女士说：“我失去了过去的母亲，现在，我把她当孩子看待，而我是她的母亲。我在心中为母亲举行了葬礼，因为我熟悉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这些女性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她们的耐心和幽默，她们面对模糊的丧失时坦然的心态，都给了我新的启示。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了一点：模糊的丧失并不一定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阿尼什纳比族的女性之所以能应对精神衰退性疾病，是因为她们相信自然是神秘的，必须接纳一切，并且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她们的晨祷就体现了这样的信念：“我走入新的一天，走入自己，走入神秘。”作为照护者，她们并不知道，对于生病的亲人和自己来说，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但她们没有受此影响，活得很自在。我的大多数来访者做不到这一点。我所在的城市有许多大学，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经常接触的那些来访者习惯于获得明确的信息，模糊性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在遇到问题时，他们希望能先解决问题，然后再考虑如何继续前行。当然，我确实也遇到过有信仰的都市人，就像居住在保留地
的阿尼什纳比族女性一样，尽管经历了模糊的丧失，仍能保持韧性。这表明我们对模糊性的耐受度不仅与我们的个性有关，还与信仰和价值观有关。不过对此我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无论信仰和价值观源自何方，都会有助于我们在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或不明确的丧失时，不再执着地去寻找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韧性，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时，我们就会崩溃。
如果能有某种纪念仪式帮助人们应对模糊的丧失，那说明社会文化对模糊性是有包容度的。然而，美国很少有这样的仪式。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通过写慰问卡片来表达对那些经历失恋、分手的人的支持。在过去，人们觉得像失恋、分手这样的事没什么大不了，根本不值一提。医院也是从最近开始才认识到流产和婴儿的死亡都是真正的丧失，是值得哀悼的。过去，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所以人们觉得不足为奇。大多数文化都倡导父母不要太早对孩子产生依恋，直到确认孩子能活下来。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或许有合理性，但如果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女性在经历流产或婴儿死亡时应该表现得若无其事，那就是不正常的。
美国的主流观点是，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无可避免的丧失时，要主动寻找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公平、合理的，只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我们相信自己能掌控命运，好事一定会发生在善良和勤奋的人身上。反之，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者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会有坏事降临。秉承这样的观念，当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模糊的丧失）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为了帮助人们应对丧失，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对不明情况的容忍度。家庭成员和心理治疗师需要一起讨论，就如何应对不可避免的模糊性达成共识。夫妻之间也需要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每对伴侣都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和经历。失去孩子时，丈夫和妻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性别和辈分的家庭成员对于模糊的丧失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某种程度的趋同。夫妻以及其他家人都应该知道如何从丧失中找到意义，否则就无法正常生活下去，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日子将会变得非常艰难。
记得有这样一对夫妇，他们对不明情况有着很高的容忍度，值得我们这些习惯于掌控一切的人学习。女儿生了重病之后，他们学会了接纳命运的安排。曾经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梦想，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现在都无法实现了。但他们并不纠结，也没有因此自责或责怪对方，而是坦然接纳生命的脆弱，专注于目前拥有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女儿，直到她离开人世。面对无法挽回的丧失，很多人最终都能接受现实。
在人们经历的所有丧失中，模糊的丧失带给人的压力最大。它会导致一些家庭成员无法再承担过去的责任，家庭结构因此遭到破坏。更值得注意的是，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会让人质疑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我丈夫失踪了几十年，那我到底算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我的一个孩子被别的家庭领养了，如果别人问起我有几个孩子，我该怎么回答呢？”“我的伴侣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不认识我了，那我们还算是夫妻吗？”
来访者经常对我说，他们希望有清晰的身份和对关系的定位，希望有明确的家庭规则和习惯，无法忍受模糊或不确定。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剧院的广告牌上写着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夫妻及其他家庭成员因模糊性而产生的感受：压力重重，无处可逃。的确是这样，模糊的丧失让人们困在原地，四顾茫然，无法继续前行。
因模糊的丧失而承受压力的家庭成员，只能靠自己寻找出路，独自面对一切，因为当今社会只能协助解决明确的丧失，比如亲人离世。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动荡，人们必须重建家庭或婚姻关系，以全新的方式管理日常生活。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通过研究，我对家庭压力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准备把它们作为预防策略应用到心理治疗过程中，帮助经历模糊的丧失的家庭学习管理日常生活。应用这些策略有几个前提：首先，压力是由家庭结构的变化或者变化带来的危险处境引起的。变化可能是一般性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无论是哪种变化，只要个体和家庭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处境，就能应对压力，甚至可以摆脱危机，恢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一定非要采用医疗干预。如果是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疾病或精神障碍，给家人带来模糊的丧失感，哪怕家人心理再强大，也需要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应对压力。治疗师需要告诉他们，不是人出了问题，而是环境出了问题，人们只是以非正常的方式去适应环境，这与我们平常诊断出的机能不全家庭
是完全不同的。我在寻找令家人痛苦的原因时，往往会把诊断范围延伸到家庭之外，看看是不是外部环境中模糊的丧失引发了焦虑、抑郁或躯体化症状。我发现，来自家庭内部的抵触情绪减少了，人们更渴望了解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和睦相处。当然，我并不是说临床医生应该忽略人格和性格障碍或其他精神症状。我的意思是要扩大评估和干预的范围，包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痛苦的外部环境。
其次，持续处于痛苦中会对所有个体或家庭造成伤害。虽然模糊的状态一直持续，但人们还是有可能通过学习管理压力，最终获得疗愈。向大家传授管理家庭压力的方法时，我不会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会采用多种心理干预模式，包括心理教育式、体验式、结构式治疗等。我会把有相似情况的家庭组织到一起，指导他们如何重建家庭关系。如果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家人会因为患者精神缺失导致的模糊状态而感到压力重重，我会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压力。
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家庭中，有一个家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母亲玛丽的躁狂症再次发作，情绪极其不稳定，为了自身安全，她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是她第二次住院了。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十几岁，面对这种情况，感到焦虑不安。在我和玛丽的家人见面之前，她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匆匆忙忙地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这个家庭已经濒临崩溃了。孩子们要保持心理健康，就不能再过度关注母亲的症状。她们现在很无助，一直跟我说‘受不了了’之类的话，我在努力安抚她们，告诉她们‘别担心，母亲病了，你们把她送进了医院，情况已经有好转，她每天都有进步，一定能挺过来的’。”
孩子们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对她们和玛丽都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一定要帮她们减轻压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两个女孩聊了聊母亲（和外祖母）的精神疾病，以及该如何改善家人间的相处模式。玛丽和女儿们一起学习以新的模式相处，彼此之间少一些挑剔指责，多一些积极沟通。女儿们说，很担心母亲不按时服药，害怕她的病会复发，还害怕将来自己也患上同样的病。我和她们一起讨论了这些问题，帮助她们制订了清晰的计划——如果母亲（或者两个女儿中的任何一个）将来变得抑郁或躁狂，该如何应对。这样，整个家庭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
还有一个前提是：要把你掌握的全部信息如实相告，即使是告诉他们“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也没关系。心理治疗师和医师总是认为，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理解疾病的相关理论，跟非专业人士分享研究论文没什么意义。我觉得隐瞒信息是对患者家属的不尊重，是傲慢的行为。其实很多患者家属都有能力和动力阅读专业文献。临床医师需要认识到，分享专业知识，就是在赋予一个家庭力量，即使模糊仍然存在，他们也能够清楚地掌握自己的状况。
最后一点，模糊的丧失会给人造成创伤。这种无法化解的悲伤有点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由超出人类正常体验范围的精神刺激引起，主要特征为创伤再体验、警觉性增高以及回避或麻木等。模糊的丧失就是源自超出人类正常体验范围、引发痛苦的事件，与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一样，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就会造成创伤。不过，模糊的丧失造成的创伤是一种长期状态，而不是在事件过后，创伤性体验一次次地反复出现。
模糊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带来的后果相似，二者都有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精神麻木、痛苦的梦境和负罪感。但是模糊的丧失又有其特殊之处，它造成的创伤是持续性的，人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从绝望中看到希望，又从希望中坠入绝望。比如亲人失踪后，家属突然得到一些消息，之后又音信杳然。或者家人病重，过一段时间病情有所缓解，然后又复发。希望无数次地燃起，又无数次地破灭，最终人们会变得麻木，不再有任何情感波澜，就像在早期的无规律电击实验
中，动物躺在笼子里，不再试图去躲避电击一样。人在经历了无法理解的创伤后也会产生习得性无助，不愿再采取行动。
处理家庭压力可以采用个体或团体治疗的方法，但我更倾向于鼓励有相似问题的夫妻和家庭成员坐在一起讨论、交流，互相分享信息、看法和感受，最终形成新的认知，知道该如何珍惜目前拥有的，并哀悼已经丧失的。家庭成员们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愿意倾听并且能够感同身受的人，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认可和理解，然后继续走完悲伤的旅程。无论有什么样的信仰、价值观和宗教偏好，只要采用正确的干预手段，人们都能在经历模糊的丧失后好好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