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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生，我认为在我漫长而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三项实证研究成果，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持有一些指导他们研究的预设前提，所以阐明我的信念，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我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及我和我的学生收集的研究证据。
我的一些信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新泽西州中部一个拥有2万居民的城市里，我在一个普通中产阶层家庭的童年经历。这种环境使我敏锐地意识到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和宗教差异相关的心理特征。因此，我一直在检验我的数据，以了解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
我的一些高中同学曾因我的犹太身份贬低我，这使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局外人，但这种自我认知的好处是，我更勇于追问社会现象，并提出可能不太受欢迎的研究假设。许多年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采访了由建筑师同行提名的最具创意的建筑师，并随机抽样出成功但缺乏创意的建筑师控制组。创意组建筑师更经常感到被同龄人排斥，他们解释说，这些被排斥的经历让他们的脸皮变厚，从而能够承受同行的批评。
当代心理学家常用的策略是检验一个假设和一个结果之间的关系，但我的习惯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测量数据。我很难具体说明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惯的起源。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每个证据来源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中的一部分是该研究过程所特有的，还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信念。玻尔洞察到：任何推论都不能超越其证据来源。这意味着，将多个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有望提供更有效力的结论。
我一直对抽象的、先验的概念不太信任，这些概念反映了研究人员对自然界应该如何组织的个人偏好。每次读到关于人类细胞的内容和功能的文章，我都会想起霍尔丹的观点，即大自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奇特。我的大部分实证工作都是由一个令人费解的观察结果推动的，这些观察结果似乎是一个重要问题的标志。我很幸运耶鲁大学的比较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他研究了不同物种的性行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培根主义者，经常来到我的小办公室问：“我们今天会发现什么？”
最后一个信念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的产物，即理解我们物种的心理特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属于两个群体之一。其中一个群体人数较多，他们希望解开一个谜团，该谜团符合彼得·梅达沃的建议，即能够解决一个有理论意义与可测量性的问题，具体的现象无关紧要。如果1950年找到的天花的病因符合这些标准，克里克和沃森可能会选择这个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这一群体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另外一个群体则人数较少，他们想了解一个特定的物种、现象或实体，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阐明某一现象，但仍保留其大部分的神秘感。他们满足于在黑暗的森林里点燃蜡烛，一些人对雪豹感兴趣，另一些人对火山感兴趣。我选择心理学而不是生物化学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人类思想和信念的发展是我必须了解的奥秘。希望了解人类偏见存在的基础是我选择这一目标进行开创性探索的原因之一。
选择心理学作为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很流行。那时候并没有大流行病，也很少有人关注气候变化、新能源或者陆地和海洋污染。相反，一些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预防犯罪和精神障碍，以及儿童为什么会发展出不同的个性。对许多大学四年级学生来说，心理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儿童的心理学家，显然希望解开这些谜团。如果1950年美国禁止了在实验室环境中对婴儿和儿童进行研究，那么我不确定我会选择哪条职业道路。
这本书的前四章描述了我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其推论，这些推论可以阐明一些科学家和公众感兴趣的现象，最后一章包含了我在过去60年里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生命早期到晚期，心理特征的稳定程度一直是那些来自西欧或北美的研究个体发展的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亚洲科学家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要少得多。产生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古希腊人把事物作为所有可观察现象的基础，古代中国人则认为阴阳互补的力量比实体更重要。也许中国比欧洲更频繁的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让中国人不得不关注产生如此显著后果的无形能量。一条流淌的河流，是中华文明最普遍的象征，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相比之下，孤鹰是美国的象征。汉语中有20个用来描述一个物体可以被如何持有或携带的动词，而英语中只有少数几个。
中国的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比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早了2000年：观察到的事件是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具有固定属性的有界实体。中国古代思想认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西方科学家的传统是把主体与客体、真与假、善与恶区分开，中国学者则融合了这些对立的观点。
欧洲人将事物看作基本实体的信念，导致他们认为心灵的模型应该像在石板上刻着的永恒记号。18世纪的新教牧师定期告诉他们的信徒，母亲与自己婴儿的互动会赋予孩子永恒的特征。18世纪的一位美国专家说：“如果人类能够追溯到每一个结果的原因，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个人的道德或邪恶，一个家庭的幸福或痛苦，以及一个国家的荣耀或耻辱，都源于摇篮时期，由护士或母亲的偏见所主导。”（Smith, 1965）这一观点在当代具体体现在有关安全型与不安全型婴儿依恋关系的文章中。
20世纪20年代，几家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了不同机构的纵向研究。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镇的费尔斯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安迪亚克学院（Antioch College）院长亚瑟·摩根说服了塞缪尔·费尔斯：相比于费尔斯基金会总部所在地费城的家庭，俄亥俄州西南部的家庭更不可能迁走。摩根的论证是成功的，1929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为一个纵向项目招募育有婴儿的志愿家庭，幸运的是，该项目收集了大量关于儿童在家庭和研究所附属托儿所中的行为描述。
该研究所于1956年收到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资金支持，该研究旨在研究儿童在生命早期表现出的行为是否与其30多岁时的特征有关联。该研究所的所长莱斯特·桑塔格曾邀请两位不同的心理学家指导这项研究，但都被拒绝了，这令他感到沮丧。幸运的是，他记得1954年春天在我导师弗兰克·比奇的办公室里与我的短暂会面。这次偶然相遇是许多小概率事件之一，但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我的研究生涯。
1957年12月，桑塔格给我打电话，我正在纽约西点军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1955年我应征入伍后就被分配到那家医院）。他给我提供的这份工作是其他心理学家曾拒绝的，而我当时还有2个月就会退伍，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在为我的职业生涯而苦恼。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来到耶洛斯普林斯镇研究儿童的行为数据。在看到每个儿童从婴儿期到14岁的大量数据后，我认识到我有机会得出重大发现，但我发现研究无果的风险同样很高。我的导师弗兰克·比奇曾告诫我，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选择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镇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研究环境，我的学术生涯很可能会默默无闻。我意识到了风险，但还是接受了桑塔格的邀请，因为直觉告诉我，数据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关于心理特征和信念如何保留的问题，这是我想解决的谜题之一。第一章总结了我的同事霍华德·莫斯和我的成果，这些成果验证了我之前的假设。
只有极小的可能性能够从儿童出生后前六年的行为预测其成年后的特征，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也是促使我1964年加入哈佛大学后不久就对婴儿进行后续纵向研究的原因。对费尔斯研究所的项目数据进行分析的第二个意外结果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详细描述，这一成果为20年后的气质研究做出了贡献。一小部分两三岁的非常胆小的儿童，在面临最轻微的风险环境时会不断退缩，他们长大后会变得异常依赖他人。由于这一群体与样本中的其他人在家庭环境、阶层或性别方面并没有差异，莫斯和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研究假设，即儿童生来就有自己的气质倾向。然而，直到1979年，当其他观察结果支持这种假设时，我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个假设。
有关儿童在出生头两年对熟悉和不熟悉事件的注意力研究发现：婴儿对人脸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U形函数来表示，该函数的最低点在6~8个月之间。这一结果表明，在出生半年后，婴儿出现了一种新的认知功能。根据皮亚杰关于婴儿客体永久性、避开视崖、对陌生人和分离的恐惧的数据，这些现象都出现在婴儿7~9个月时，所以我假设这些现象都是工作记忆增强的结果，工作记忆增强使得年龄较大的婴儿能够提取过去事件的图式，并与现在事件进行比较。如果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的尝试失败了，会引起一些婴儿的持续注意或痛苦。这就是为什么许多6个月或7个月以上的婴儿会在面对不熟悉的成年人或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主要看护人突然离开时会哭闹。
这些数据表明，针对儿童出生后的第二年进行纵向研究是明智的，有望发现尚未被发现的行为模式。在以约翰·华生、B. F.斯金纳和尼尔·米勒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主导了美国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之前，心理特征的发展是一个流行的研究话题。行为主义还认为语言和道德感的出现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一直压抑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少数研究人员报告了婴儿行为似乎依赖于大脑有规律的发展，例如工作记忆增强、能够表达的句子长度增加，以及模仿能力和与同伴玩耍质量提高。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早期的观点，即推理、语言、道德感和自我意识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出现。在第二章里我介绍了得出这些推论的证据。
第三章和第四章总结了对两种儿童气质倾向的研究，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观察结果。我经常思考费尔斯研究项目数据中的那一小群胆小的3岁儿童，为什么他们变成了过度依赖他人的成年人？一项旨在评估日托对婴儿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原因，该研究是由理查德·基尔斯利和菲利普·泽拉佐共同完成的。
20世纪7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职场母亲对白天照顾婴儿的日托中心产生了需求，当时的尼克松政府正在考虑一项用政府资金建立日托中心的提案。但是在1970年，大多数美国人担心失去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母亲的照护，会对孩子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显然需要对此类照护的后果进行评估。我们研究了同等数量的白人和华裔婴儿，他们中的一部分在3~29个月大时参加我们的日托中心（中心组），另一部分只在家中抚养（家庭组）。令我们惊讶的是，日托的出现对儿童的一系列发展指标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种族的差异产生了影响。与欧洲血统的婴儿相比，在家庭组和中心组的华裔婴儿更安静、更不活跃、更胆小。这一结果与费尔斯研究项目的观察结果相结合，使得对婴儿气质的研究提上日程。
第三章介绍了我们对儿童大胆或回避风格的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个体在童年时期接近或回避陌生但不带来威胁的物体、人或环境的倾向是比较稳定的。这一观察结果引发了我们对婴幼儿这些习惯来源的探索。第四章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细节。证据表明，4个月大的婴儿对不熟悉事件的反应定义了两种气质倾向，我称之为高反应性和低反应性。
最后一章总结了我在持续阅读并对所有三项研究的结果进行思考后，逐渐产生的三个新信念：检验测量指标模式的重要性，承认环境对数据收集的影响，以及使用语言来描述观察和推断的困境。这三个观点在我晚年变得更加清楚明确。
每个作者在撰写手稿时都会假想手稿的读者。心理学研究生、年轻的心理学研究人员，以及对心理学好奇的自然科学家，构成了我的假想读者。
我希望一些读者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想法，正如我能在其他人的书中找到同样有趣的想法。另外，当在书中提到一个人时，我将随机使用“她”和“他”，以避免写成“她/他”。
我要感谢罗伯特·凯根、马歇尔·黑思和珍妮特·凯根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富有学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