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灵的创伤

朱由校出生以后，宫廷里一系列的事变，和明神宗对他的政治压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使他在精神上长期感到厌烦和压抑。

万历三十九年（1611），朱由校七岁。这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由不谙世事进入智力发育的第一个转折阶段。这年九月十三日，朱由校的祖母王氏临终之前，父亲头一次奏准带着他去探望。王氏一生凄凉，屈居冷宫，病魔缠身，双目失明，长期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孙。这天，当朱由校和父亲匆匆赶到王氏居住的景阳宫的时候，宫门紧闭。守门太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以种种借口拒绝开门。当时年已三十岁，被立为皇太子已十年的朱常洛，竟然连这般毫无人性的行为也予以容忍，不敢命令太监开门，自己到处苦苦哀求找来钥匙，开门进去。王氏听到儿孙进来的声音，不禁失声哭泣，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今日儿孙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随即气绝而死。事后，朱常洛居然都不敢把他们被太监拦在门外的事奏报明神宗。祖母悲惨的遭遇，父亲的吞声忍气，太监的蛮横，使朱由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宫廷生活的残酷和无情。

再一件事是朱由校九岁那年发生的王曰乾奏变案。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初二日，锦衣卫百户王曰乾上疏奏变，说：奸人孔学等人勾结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姜严山、庞保、刘成，请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李太后和皇太子快死，欲拥立福王为皇太子；还约赵思圣等人在东宫侍卫，准备行刺太子。并说此事与郑贵妃本人和福王朱常洵都有直接关系。

明神宗见到王曰乾的奏变疏，大怒不止，在宫殿里来回走了半天，茶水不沾，表情严厉，命令属下认真追查，从重惩处。内阁首辅叶向高献计说：王曰乾与孔学是一丘之貉，都是京城有名的无耻之徒，凡事无所顾忌，他们二人之间有仇，疏中所言是胡说八道，故意制造混乱。又说：这件事与过去两次出现的“妖书”案颇为相似，但情形不同。“妖书”匿名，难以查究。如今两方俱在，只要法司一审问，情况立即可以弄清楚。所以，对此事决不能慌张，草率行事。王曰乾的奏疏万万不可下发。发，则上惊圣母李太后，下惊东宫皇太子。郑贵妃、福王亦皆不安。只要令法司惩治诸位奸人便可以了。同时，从速定下明年春天福王出京去王府的日子，以息群喙。如此，则天下帖然无事。

明神宗认为叶向高说得有理，尽纳其言，“遂置之不问”。这次朱由校亲眼看到他父亲听到王曰乾奏变的消息气得两手发抖，脸色变青，想喝一口茶，连茶杯都拿不起来，急忙派人到内阁查问情况。可是，一听说明神宗已置之不问的时候，朱常洛却马上表示“深以为然”，也不再追究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件事使朱由校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不论遇到什么天大的事，都不必过分认真，不必多费脑筋去问清为什么，以免惹出麻烦。

朱由校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紧接着又碰到两起伤心的丧事：

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皇太子妃郭氏病故；

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初九日，李太后逝世。

对于李太后的死，朱由校极为悲痛，号啕大哭了一场。十年宫内生活，他耳闻目睹了不少宫廷里的事，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李太后这位老曾祖母的大力保护，他祖母、他父亲和他本人的命运，不知将会是什么样子。

在悲痛之中，使朱常洛、朱由校感到欣慰的是，李太后死后四十五天，即三月二十四日，福王朱常洵终于离京前往封国。这也是当时朝臣们为此争吵不休的一件大事。

按照明朝的制度，元子不封王，其余诸子封王，称为亲王。亲王年长以后，建藩就国（封地，亦称封国），故又称为藩王。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宠儿，人称“宠王”。他婚礼耗银三十万两，营建洛阳王府用银二十八万两，超出常制十倍。朱由校虽然年纪小，但有些事还是清楚的。他知道，在立太子以前，他父亲最担心的是朱常洵同他争立太子；立太子以后，他父亲心里最感不安的是朱常洵“不肯之国”。最后，还是李太后下令斥责，明神宗才不敢再留他，定于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出京赴洛阳。

朱常洵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被封为福王，明神宗违反祖制，让他在北京待了十三年，还可以一日见到他两次，而朱常洛则“稀得召见”，很久都不能见到明神宗。为此闹得朝廷里很多人都不痛快。

朱由校也跟着担惊受怕。杨涟说，“臣痛念先帝（指明先宗）养德青宫，忧危艰苦垂三十年” ，就是指自朱常洵出生到出京之国这段时间。福王出京，在朱常洛看来也就意味着他的皇太子地位从此以后再不会受到威胁了。他“如释重忧”，文武百官也都前来为他庆贺。朱由校心想，随着他叔叔出京之国，争立太子的事也将永远结束了，宫廷该风平浪静一下了。然而，一场噩梦很快又把朱由校惊醒。

福王出京刚刚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皇城禁地再起风浪，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的严重事件。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那天，他手持枣木梃（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直冲到前殿屋檐下才被缉拿归案。史称“梃击案”。由于朱常洛正位东宫以后，明神宗根本不重视，太监往往托病引去，守卫力量十分薄弱。慈庆宫第一门只有两个太监守护，第二门则“寂然无人”。 至是，案发而“举朝惊骇”，朱常洛吓得面无人色。朱由校对这突然的事变，也感到心惊胆战。这个小孩想：天色未晚，街头巷尾熙熙攘攘，层层大门又都有人守卫，那男子怎么能闯到宫里？他是怎么进来的？越想越觉得不可理解。

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等人说，张差是一个疯人，此事纯属偶然，不必深究。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人则认为：张差非疯人，他的行动可能是受到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一伙的指使，意在“谋危太子”，事关国本，必须认真追查。朱常洛起初也说，张差梃击东宫，“必有主使”。 而明神宗却同意刘廷元等人的说法。因此，当他听到皇太子的话，立刻色变。郑贵妃也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常洛得知明神宗的态度，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连声说：“此事只在张差身上了结足可。”还跪在地上，重复了三遍：“儿子岂敢得罪于天地。”很快就改变了原来要求追究主谋的立场。“仰体皇上之心，故不愿深求。” “以疯癫了事，所以安郑心，所以安帝心。”

因为事连郑贵妃，明神宗认为必须尽快收场，不能久拖不决。五月二十八日，他一反常态，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视朝，在慈宁宫召见文武大臣，用各种姿态，说明他与“梃击”一事无关；还说皇孙已长，他更无意更立皇太子，凡是离间他们父子关系的，都是“奸臣之言”。同时命令只罪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其余不许波及一人”。朱常洛对明神宗的旨意，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说的话完全与“圣意相符”。一是说，“只决了张差三人便罢”；二是说，“你等离间是无君之臣，使我为无父之子”。

在这次召见中，明神宗为了进一步证明他不仅非常爱护皇太子，而且非常疼爱皇孙，特地叫皇长孙朱由校和他的两个弟弟 一起出来同诸位大臣见面。令他们站在殿内的石阶上，让大臣们仔细端详。这是朱由校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亮相。这一天，明神宗从头到尾都板着一副可怕的脸孔，没有一点笑模样，而且反反复复说个没完没了。文武大臣都像老鼠怕猫一样，笔直地站立，静静地听着，谁也不敢露出一丝一毫的厌烦神情。

只有朱由校和他的两个弟弟显得很不耐烦——尤其是朱由校，始终就没有好好听明神宗的训话。

朱由校本就“生性好动” ，加上这一天气氛严肃、紧张，明神宗咄咄逼人，皇太子心神不定，大臣们诚惶诚恐，吓得他手脚发软，站立不稳，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偷偷朝窗外看看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小鸟。虽然当时朱由校知道了不少宫廷里的事情，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不满十周岁的孩子，自然不能理解明神宗为什么要叫他们兄弟三个人出来，也不理解明神宗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更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那样小心谨慎，眼睛总是盯着明神宗，每说一句话都要先看看明神宗的脸色，生怕说错了什么。他心里只是想：在一个小小的宫廷里，为什么天天都会有怪事，弄得人人不痛快，人人都跟着忙，将来我要是能当皇帝，我才不管这些事，像空中的鸟儿那样，想飞就飞，想歇就歇，想玩就玩，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自在，那该有多好……

朱由校的思绪越飘越远。明神宗看到皇长孙精力不集中，很是生气，但又不便当众指出，故意提高嗓门说：“你们都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朱由校猛然一惊，立即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不敢再东张西望，但心里还是感到压抑，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朱由校生来淘气，但脑瓜并不笨，他根据明神宗问话时的表情和视线所指，马上意识到这一问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他很敏感地从这个举动中发觉，皇爷爷对他也如同对他父亲一样不喜欢。

朱由校的直觉是准确的。明神宗在政治上同样对他采取压制的办法，不立他为皇太孙，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明代的皇帝中，三世同堂的有三位。第一位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在世时，和长子、孙子相处得还算融洽。洪武元年（1368）正月建国时，即立皇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决定将来由朱标继承皇位。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标病逝，朱元璋立皇次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第二位是明成祖朱棣。他在世时，祖孙三代的关系，总的说来也比较平和，没有长时间的不和与冲突。虽然起初他对皇长子朱高炽（明仁宗）有过疑惑，但是很快就打消。永乐二年（1404）二月，即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于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册立皇长孙朱瞻基（明宣宗）为皇太孙，在文华殿的册立仪式上，明成祖还亲自为皇太孙加冕。第三位就是明神宗。他在世时，和明太祖、明成祖时代完全相反。祖孙三代，恩怨交织，关系紧张。明神宗不仅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闹了十五年才立他为皇太子。而且从一开始就反对册立皇太孙。从朱由校出世到明神宗逝世的十六年间，他一直拒绝册立朱由校为皇太孙。

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初九日，李太后弥留之际就曾立下遗嘱，令立朱由校为皇太孙。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明神宗召见阁部大臣和科道官时，曾“传谕圣母遗嘱，欲册立皇太孙” 。有人据此说当时明神宗欲立皇太孙，显然是不对的，欲立皇太孙的是李太后，不是明神宗。相反，他恰恰是反对立皇太孙的。在明神宗传达其生母李太后遗嘱的五十天后，太常寺少卿史孟麟，于七月二十一日上疏请立皇太孙。这是在李太后的遗嘱之后，廷臣当中第一个奏请册立皇长孙朱由校为皇太孙的人。

史孟麟（1559—1623），字际明，号玉池，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学者们称其“启新先生”。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神宗下诏“三皇子并封为王”时，史孟麟为吏科都给事中。当时他收集历代有关册立皇太子的资料，写成一篇文章，名为《或间》，进呈明神宗，尖锐批评“三皇子并封为王”的做法，是破坏祖宗家法，“非光明正大”。明神宗对此非常恼火。在发生张差梃击东宫事件以后，为了“绝群小觊觎之望” ，防止其他妃嫔的儿子窥伺皇位，史孟麟立即疏请册立皇太孙。他说：朝廷为安定国本大计，必思所以为万世不拔之基，而不使各位妃嫔所生之子妄有窥伺。故皇太子应继体皇上称为“储君”，皇太孙继体皇太子称为“储贰”。他还夸赞皇上面示廷臣说皇太子已长，皇孙又大，有何疑忌，盖明示太子之贰皇上，皇孙之贰太子，而国本万世不拔。然而，此意唯有皇上知道。而左右近侍，如庞保、刘成之辈都未必知道。也唯有在朝廷臣明白，而下面的平民百姓并不知道。如张差之辈就未必尽为明白。以故东宫这个严密之地，像张差那样的愚贱之人，敢于持梃打入。这种事变不可再长。为此，廷臣所以必欲追究主使之人。回想我朝成祖文皇帝时，汉王朱高煦骄恣，赵王朱高燧窥窃，成祖皇帝既立长子仁宗为太子，又令大臣辅助皇太孙监国，以全臣民仰戴之心，而国家神灵至今有赖。皇上何不与廷臣酌议，而举行册立皇太孙。

明代的皇帝，在即皇帝位以前，绝大多数都有“名位”。所谓“名位”，就是名号地位。它是身份的标志，权力的象征。除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登基以前已经即吴王位之外，为皇太子的有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等八位；为皇太孙的有朱允炆、朱瞻基；封为藩王的有明成祖朱棣、景帝朱祁钰、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庄烈帝朱由检等五位。唯独朱由校一人，在登基以前没有名位。

历代皇位继承的原则，一是世袭制，子子孙孙，世代相承；二是终身制。除非朝局失控，发生宫廷政变，皇帝被废，或者是外族入侵时皇帝被俘等特殊情况，皇帝在位时间的长短，与其道德、才能毫不相干，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寿命。中国自有帝王开始迄明代为止，在位四十年以上皇帝的共有十位，明神宗即为其中之一。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一个。由于终身制的制约，明神宗在世时，皇长子朱常洛自然不能即皇帝位。皇长孙朱由校当然也不能成为皇太子。但是根据祖宗的制度，朱由校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被立为皇太孙，在法律上正式成为皇位的第二继承人。但是，明神宗却拒绝这样做。

明神宗这个皇帝，气量狭小，好伺机报复。这次，他看到史孟麟的奏疏，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遵照祖制立皇长孙朱由校为皇太孙，反而一见到“史孟麟”的名字，就马上回想起二十二年前史孟麟对他的批评，立时怒从心起。为报前仇，他下诏斥责，将史孟麟连降五级，由正四品贬为从六品，赶出北京，调到两淮都转盐运司担任一名小判官。

立皇太子叫作立“储君”，立皇太孙称为立“储贰”。在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立“储贰”与立“储君”同样重要。随着皇长孙朱由校年龄的增长，无论明神宗怎样反对，廷臣们争立皇太孙的这出戏，肯定是要继续唱下去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初七日，云南巡按潘濬，眼见天灾异常，兵连祸结，百姓饥寒交迫，所在思乱，以怀忠报君之心，恳请明神宗“用人行政，不可缓图” 。如，太子的读书宜勤，皇孙的册立宜早。

七月二十九日，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用十分巧妙的手法，含蓄地挖苦了明神宗一通，请他效法永乐帝，早立皇太孙。他说：“先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间，皇上召见阁、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传谕圣母遗嘱，欲册立皇太孙。臣等庆诵，玉音在耳，耿耿无忘。咸谓皇上念兹在兹，必且旦夕举行册立，唯有静听已耳。乃今焂忽且越四年矣，皇长孙年已十五，睿质益充已过请封之期……伏乞敕下所司遵照成祖文皇帝永乐九年册立宣庙为皇太孙盛典，即于圣寿之前数日，具仪择吉，先行册立，其选婚以次举行。则圣母在天之灵克慰，而万历无疆之祚永延矣。”因为亓诗教批评明神宗不守信诏旨，不执行李太后遗嘱，明神宗索性把他的奏疏打入冷宫，留中不发。

过了九天，八月初九日，大学士方从哲又上疏说：皇上万寿节将至，普天同庆，“恳乞及时册立元孙，以慰人心，以延国祚” 。奏书呈上，他不放心，又连续催请了几次。十一月十三、二十二两日，礼部左侍郎何宗彦和南京礼部代理部事刑部右侍郎何熊祥也分别上书请早立“储贰”。 明神宗倒也干脆，一概置之不理。

明神宗为什么不立皇太孙？对此史无记载。假如说，当初他迟迟不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是如有些史书说的那样存在着对皇三子的偏心，或者说是明神宗为了顺从郑贵妃“欲立己子”朱常洵，那么，如今立皇长孙朱由校为皇太孙则根本不存在有谁与他争位的问题。所以，最主要的原因还得从他是“都人子”之子这方面去考虑。否则，确实说不清楚。

不仅如此，明神宗也一直反对让朱由校出阁读书。使朱由校在即皇帝位以前，既“名位未正”，又从未读过一天书，是一个“一字不识”的童蒙，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未尝出阁讲读”而继承皇位的文盲皇帝。

皇家礼节多。虽然皇家子弟拥有神圣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是平民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处。因为他们是“圣子神孙”，凡事都要讲究“规矩”，要受到各种礼仪的限制和束缚，在行动上也是很不自由的。读书也是这样，不是你想读就可以读。在正式开读之前，必须由皇帝下达命令，先举行一定的仪式。读书的地点也要固定，不能随随便便。还要选择季节，气候要适宜，和暖，凉爽，“寒暑要传免”，天气热不能读，天气冷也不能读。读书的日子，要选择吉日良辰，每次读书的时辰也有明确的规定。此外，还要慎重选择讲官，专门进行辅导。读书的方式、方法也很讲究。讲官讲一句，跟着照读一句，或五遍，或十遍，一般是读重于讲。 因为由讲官讲，皇子跟着照读，所以称为“讲读”，讲官称“讲读官”。学习的内容有经、史，方法有练习对句、进行问疑等。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上各种规定都必须经过皇帝亲自批准，否则是不能进行的。

在明神宗以前，明朝的列祖列宗对皇子、皇孙的读书都是比较重视的。在立朝以前，明太祖朱元璋要天天指挥打仗，事情很多，也没有忘记教育儿孙后代。远在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他就下令延聘各地名儒，在南京设立儒学提举司，任命他的谋士宋濂为提举，派长子朱标学习经史。立朝以后，百业待举，他以兴学为先务，在全国广设学校，并在宫廷里设立大本堂，令皇太子读书，对诸王及诸孙，亲加督责。他本人也“最好学”，在日理万机之余，经常挑灯夜读，有时直到鸡鸣才休息，为儿孙作出榜样。明成祖以后，对皇子、皇孙的教育，也颇为重视，“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 ，未立为太子、太孙以前，即令进行读书。明成祖在明宣宗十四岁时立他为皇太孙，而早在十岁时即令其出阁读书。

明神宗本人也很早就出阁讲读，“五岁即能读书”。每当有人提到这件事时，他总是感到扬扬得意，有时还要趁机自我吹嘘一番。可是长大以后，他就懒性发作，蛰居九重，根本不读书，讲官进呈的讲稿都成了废纸。对于儿孙的学习，他更为反感，长期把他们禁闭在宫里。

按照明朝的制度，“大抵皇子生十岁而入学” 。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三岁时，明神宗在廷臣的再三请求下，才第一次令他出阁读书。根据以往的规定，读书的时间在巳刻，遇到寒暑要免读，讲官要严格挑选。从这次开始，明神宗令改巳刻为寅刻，寒暑不免，读书的桌子也改小，只有两尺余。更不为皇长子慎重物色讲官。其中有两个讲官尤为可笑，一个是满口江南吴越语，而且举止烦急，朱常洛“片语不晓”；另一个是身体肥胖，讲毕倚柱而喘，目之不快，令人作呕。以上这些，朱常洛从来“不敢奏易”。 而且自这次出阁读书以后，即长期辍读，一直到了他十八岁那年，始令再读一次。

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阁者又十二年”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初四日，朱常洛在“旷期十二年”之后，又一次出阁讲读，然“仅开讲一次，于是复辍” 。从此讲读不复举行。所以，朱常洛一生总共不过读了几次书，识不了几个大字，文化知识极为贫乏，是个愚昧无知之人。尽管如此，有时他也喜欢卖弄一下风骚，在读书之余，拿起笔写些匾额和对联，赐给左右。虽然字写得歪歪斜斜，他却为之沾沾自喜。左右出于奉承，也都为他拍手叫好。

明神宗对皇太子朱常洛读书的态度尚且如此，其对待皇长孙朱白校，也就不难想象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礼部尚书孙慎行以明神宗二十余年来不亲自祭祀天地、祖宗，皇太子读书已经停止八年，以及皇长孙朱由校九岁未曾读书诸事，上疏恳请。明神宗一概不予允准。

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那次召见中，大学士方从哲奏言：皇太子讲学，诚当今急务。明神宗回答说：此等大事，朕岂不知。一棍子把他打了回去。方从哲等人再请令皇长孙与皇太子一并出阁就读。明神宗还是两个字：不准。说：皇长孙出阁读书一事，“当俟册立之后” 。明神宗一方面不同意册立皇太孙，一方面又说要等到册立以后才能读书。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不符合历来在册立以前先出阁讲读的做法。说穿了，就是不让朱由校出阁读书。因此，朱由校到了十五岁那年仍是一字不识。

这种状况，在以维护祖宗家法为天职的臣子们看来，当然是万万要不得的。所以，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上疏奏请，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他们的要求。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一日，可以说是明王朝的国耻日。接下来的几天，数十万明军在辽东萨尔浒地区，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得人仰马翻，损兵折将，由此注定了明军在辽东战场上的败局。就在辽东战场上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候，那些靠上书谏言辅佐皇帝的言官们，也照样日日夜夜惦念着皇子、皇孙读书这件事。就在明军在萨尔浒三路丧师这一天，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用十分激烈的言辞，为皇长孙朱由校的读书大声疾呼：皇上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如漠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乃迩年以来不务令德，惟贿是闻。

亓诗教对明神宗的批评，措辞之尖锐，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明神宗“尚气”，每次碰到不顺心的事，都要发怒整人。他见到这份奏疏时，幸亏尚未接到辽东战场的败报，虽然很生气，但只是将奏书留在宫中不发，没有加以治罪。

从亓诗教的奏文可以看出：明神宗之所以长期不令朱常洛、朱由校父子出阁读书，主要是由于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他们父子的位置，视为“漫不相关之人”，于是才把他们出阁读书这件大事，当作“漠不切己之事”。早在第一次令朱常洛出阁读书的时候，明神宗就发下诏令：一切恩礼俱从减杀。 另外，是由于明神宗本人到后来变得又昏又懒，不像登基以前那样勤奋读书。他自己不读书，不修君德，只知贪财，“惟贿是闻”，自然也就不可能把儿孙的读书当作一回事，放在心上。

为了劝明神宗让朱由校读书，廷臣们费尽了脑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明神宗呢，也自有自己的主意，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亓诗教上疏一个多月后，礼部代理部事何宗彦，以朱由校要“见正事，闻正言，亲正人”非出阁读书不可，上疏力谏，说：“皇长孙年几志学，尚未出讲，冲年气血未定，难冀德性之清明；防闲不周，难保身体之强固，所恃以益神智而远奇衷，非见正事、闻正言、亲正人不可，则舍出阁就傅而外，计无复之矣。迩者皇太子才人薨逝，皇长孙之所自出，当悲哀痛悼之际，岂宜进此迂阔不切之谈，第古人居丧读礼，所以助孝思而节哀毁也。伏惟皇上慨赐施行。”

皇太子才人王氏（即朱由校生母）死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何宗彦认为在这个时候令朱由校出阁读书，正是学习古人居丧读书，以助孝思而节哀的好方法。但明神宗还是充耳不闻，不予答应。一直到他去世为止，都没有同意让朱由校出阁读书。而这时朱由校已经十六岁了。

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往往影响着他思想的升华，智力的开发，意识的培养，志趣的移向。朱由校年十六而未“授一书，识一字”，其结果除了因为没有文化而愚昧野蛮之外，就是成天吃喝玩乐，或者在其他方面发掘兴趣，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 Wks3WGxxI6paEneSEalkpdJIT64oY/2acTyiQi7+5iZm+gtUqdhlw5rIjkiLWs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