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降生于多事之秋

朱由校这个怪胎来到人间的时候，正是大明帝国处于多事之秋的艰难岁月。宫廷内部矛盾丛生，全国各地水旱交加。从内到外，鸡犬不宁。

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在他所著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里，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宫廷里闹家务，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价值。但历代的政治，因皇帝家里的一点小事，可以引起社会上极大的纠纷，这种纠纷在那一个时代是极有关系的——因为专制时代皇帝家私事与朝章大政是分不开的，而且一切事实都有时代性的问题。

前面提到的在未立皇太子之前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发生的《忧危竑议》一案，就是由“皇帝家私事”，而“引起社会上极大的纠纷”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本”之争的新动向，标志着社会舆论的介入，表达了各阶层对立皇太子的不同态度。

《忧危竑议》一书，原是针对《闺范图说》一书而作的。而《闺范图说》一书的广为流传，又与明神宗直接相关，因而也就大大增加了这一事件的神秘色彩。

明神宗虽然对军国大事一概不感兴趣，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买书。他经常命太监到宫外的书坊采买各种新书。经、史、医、卜、小说、画像、曲本等，无所不买。这或许与他懒惰成性有关——用书装饰门面，以书多来掩盖惰性，企图给人留下“勤奋好学”的印象。

有一天，司礼监太监陈矩购入一本新书，名叫《闺范图说》。作者是原山西按察使吕坤。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为官清正，热心讲学，留心风教，是明代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他撰写的《闺范图说》一书，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前列《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上起唐虞三代，下迄汉、宋、明历朝贤惠的后妃，以及贞妇、烈女。书中图文并茂，“一人绘一图，一图序一事，一事附一赞，事核言直，理明辞约” 。明神宗看到这本书后，很快把它送给郑贵妃。郑贵妃令其兄郑国泰、侄郑承恩在书中增入十二人，首为汉明德马皇后，末为郑贵妃本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郑贵妃自己出钱重新刊印，并为之作序，说是为了“扶持纲常，砥砺名节” ，弘扬正气，丝毫没有僭制越轨的意思。

恰巧，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已入京为刑部侍郎的吕坤，向明神宗进呈《忧危疏》，极论国家安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一事，即没有谈到当时群臣争得面红耳赤的立皇太子的问题。而这时又有人在暗中为他的《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同时将历代有关嫡、庶废立的材料，汇编成书，定名为《忧危竑议》。因为是取吕坤《忧危疏》中的“忧危”二字为名，讽刺时政，故言其为“妖书”。大意为吕坤作《闺范图说》，独取汉明德马皇后，是由于她是从宫人进入中宫，成为皇后。可见吕坤的用意，显然是为了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不惜重金刊印此书，“实藉此为立己子之据”，是为立皇三子朱常洵制造舆论。又说：吕坤与郑贵妃之侄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给事中刘道亨、文选郎白所知、洪其道、薛亨等人，“同盟结纳，羽翼贵妃子”朱常洵。

消息传开，满城风雨，皇长子朱常洛垂头丧气，群臣愤愤不平。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上疏，弹劾吕坤“交结内廷，包藏祸心”。戴士衡表面上是弹劾吕坤，实际上是斥责郑贵妃。戴士衡（？—1617），字章尹，福建莆田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初为新建知县，后升吏科给事中。与吕坤、刘道亨、白所知等人原有矛盾。无独有偶，当时全椒知县樊玉衡因为对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不满，在《忧危竑议》出现前一个月，也曾上疏请早定“国本”，并指斥郑贵妃说：“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郑贵妃得知此事，大吵大闹，整天在明神宗面前“泣诉不已”，激起明神宗火冒三丈，“一日拟旨三四次，祸且不测”。大学士赵志皋等人力为申救，说：“自帝即位以来未曾杀过谏臣。”明神宗才怒气稍平，“焚其疏，忍而不发” 。

而郑承恩则为此专疏辩诬，并一口咬定《忧危竑议》一书系戴士衡、樊玉衡二人所作。说；二人构此离间之谋，造刻飞书，“词意所指直比皇上、贵妃”，是谋危国家，“病狂丧心”“利令智昏”“不顾公议，蔑视大典”。要求明神宗追究他们造书主意与主使“党恶之人”。因事涉宫禁，明神宗欲草草收场，不想深究，遂下诏说：“《闺范图说》是朕付与皇贵妃所看。朕因见其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词旨彷佛，以备朝夕览阅。戴士衡这厮等，每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 于深更半夜令将戴、樊二人偷偷逮捕，严刑拷打，五毒备至，没等天亮即把戴、樊分别发配廉州和雷州。樊玉衡的长子樊鼎遇跪在宫前，再三请代父罪。明神宗不从。

同年六月，御史赵之翰奏报《忧危竑议》一书的内幕，说：“是书非出一人，主谋者张位，奉行者士衡，同谋者右都御史徐作、礼部右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故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 有人还要求将张位论死。是时大学士张位已因密荐杨镐东征失利，而落职闲住。廷臣为徐作等人辩解，明神宗不听，命刘楚先、徐作罢官，刘应秋调外，杨廷兰、万建昆贬职调到边远之地。廷臣再上疏申救，明神宗益怒，将张位削职为民，戴、樊二人永不赦免。而置吕坤于不问。 这一过程，史称《忧危竑议》之狱。

在这一事件中，不排除有人企图乘机浑水摸鱼，争权夺利。但《忧危竑议》一书究竟为谁所作？是在什么范围内策划，如何出炉的？背后是否有人主使？为什么能在京师广泛传播？它到底是为另立朱常洵制造舆论，还是同情和支持皇长子朱常洛的人，故意用这种手法刺激明神宗，促其早立太子？这些都是没有揭开的谜。从后来明神宗态度的变化观察，此书的出现对立皇长子似乎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在此之前的十二年中，明神宗对立皇长子为太子一拖再拖；而在此之后，仅仅过了三年，即立他为皇太子。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明神宗在被迫令朱常洛正位东宫以后，对他仍耿耿于怀，处处冷落他，甚至长期把他禁闭在宫里。

在册立太子的三个月后，万历三十年（1602）正月二十四日，明神宗命增东宫官属，皇太子到文华殿讲读。可是仅仅过了两天，他又命福王朱常洵到武英殿西房讲读。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东西相对，平起平坐，有意制造“二王并讲”的局面。

二月十三日，为皇太子举行结婚大典，立妃郭氏。郭氏（1580—1613），顺天府人，无子，死后谥号恭靖，朱由校即位以后，尊谥孝元皇后。父郭维城，以女贵，进封博平侯。皇太子结婚，原本是一件大事，费银二百多万两，宫廷内外，喜气重重，文武百官都到文华门祝贺。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天明神宗却装病不出，使皇太子和郭氏深感狼狈。

其实，明神宗是在皇太子的婚礼结束以后，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的。当时矿税使还在全国各地横行不法，掠夺民膏民脂。于是有人说，皇上的病是到处开矿破坏地脉所致。明神宗贪生怕死，紧急命令停止开矿、征税，矿税使一律撤回北京；凡因反对开矿、征税诸事而被罢免的官员俱官复原职。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明神宗的病情见好，他又马上翻脸，自食其言，派出二十多名身强力壮的太监闯入内阁，用暴力强行夺回昨晚下达的命令，继续开矿、征税，为害百姓。

朱常洛对他父亲翻脸不认账的事，一幕一幕，记忆犹新。如今又看到父亲睡了一觉就收回成命，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皇太子地位，是否也会是今天立了，明天又被废黜？这个念头一闪现，他猛然感到一阵心酸，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

明神宗对皇太子的态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再次爆发了关于皇太子问题的激烈争论。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续忧危竑议》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于北京街头的。

这本书的流传，再一次招来了满城风雨，到处都流传着明神宗要改立皇太子的说法，朱常洛的头上重新蒙上了一层乌云，近两年刚刚有些松弛的神经，又骤然紧绷了起来。

《续忧危竑议》一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忧危竑议》的继续和发展，也同样被称为“妖书”。据说，这本书一夜之间就散发到北京的各个角落，大街小巷，豪门大宅，宫廷门外，都能见到它。见到这本书后，“人人皆失色，个个莫敢言”。那时，福王朱常洵尚未出京去王府，而该书的主旋律恰恰是借“郑福成”为问答。于是“上下危疑，恐动摇国本”。明神宗也为之“怒甚”。所谓“郑福成”的含义是：“郑贵妃所生之福王当成为天子也。”其要点有二。

一是，以这年三月明神宗重新起用大学士朱赓入内阁，说：

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

二是，以皇长子和皇三子等人都是明神宗的儿子，可以不依长幼，说：

均是皇子，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

皇太子朱常洛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感到眼前一团漆黑，差点晕倒在地。从此之后，他天天萎靡不振，虽然有太子妃郭氏以及众妃子日夜轮番在他身边尽心侍候，百依百顺，不敢离开一步，他仍是六神无主，郁郁寡欢，不思茶饭，好几天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他心想：好不容易才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如今眼看又要落空了。一气之下，他跑到李太后那里大哭了一场。

李太后对朱常洛母子，始终抱持着同情、保护、支持的态度。朱常洛生母王氏之所以没有被废弃，顺利生下皇长子朱常洛；朱常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皇太子，都是由于李太后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她对《续忧危竑议》事件也十分恼火，一面耐心劝慰皇太子注意调理，保重身体，切勿伤心；一面当场派人令明神宗严加追查。

郑贵妃闻知，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又像从前《忧危竑议》时那样，躺地打滚，指天发誓，连呼“冤枉”。明神宗也大怒，下令在京城内外严行搜捕制作“妖书”之人。接连多日，天天抓人，株连无数，闹得“都城人人自危”。

是时，内阁首辅沈一贯，由于过去一些事与礼部侍郎郭正域及其老师大学士沈鲤有矛盾，“欲以妖书陷之”，乘机指使自己的爪牙，竭力攻击郭正域和沈鲤，诬其“结为死党”。司法机关依附权贵，按照沈一贯的指示，大肆迫害郭正域的亲属及与其有过往的人，逼他们说出“妖书”与郭、沈（鲤）二人有关。又派人逮捕郭家的奴仆男女十多人，下狱穷治，结果皆无所获。后来，抓到顺天府一个被废黜的生员，名叫皦生光，并一同抓了他的妻、妾和十岁的儿子，俱“以针刺指”，逼其诬引郭正域，“亦终不承”。郭正域原是皇太子的讲官，一向胆小怕事的朱常洛，因为师生关系，这次也壮着胆子派人到内阁抗议，责问沈一贯：为什么要加害我的好讲官？请成全郭侍郎。沈一贯见“终无所得”，皇太子也出面求情，只好不了了之。最后以皦生光作为替死鬼，将他抛入监狱。

同年十二月初五日，明神宗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绝对没有更立皇太子的想法，以及他与皇太子之间“父子熙熙”的骨肉之情，特意在启祥宫召见朱常洛。说：“我对你的慈爱和教育，你自然最为清楚；你的纯良、孝敬，与兄弟和睦相处，我也非常了解。近来有人捏造妖术，离间我们父子，动摇国家。我已经发下诏旨，令严行缉捕，立即正法。你当安心读书写字，不必存有惊惧，不要听小臣妄言。”

谈话完毕，神宗还亲自赐书，进行安慰。同时，命令朱常洛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内阁诸位大臣。“小心谨畏”的朱常洛本来憋着一肚子气，可是一见到父亲说得如此动情，“声泪俱下”，情深意切，虽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困惑，但也不敢再多说一句，“含泪叩头”，拜谢而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二十二日，皦生光被处死，其妻子被发配边疆；无辜被捕者释放；郭正域谢政归里，《续忧危竑议》一案到此结束。对制作这部书的目的，当时有多种说法。除了为更立福王为皇太子制造舆论准备以外，还有人说是为了排斥内阁首辅沈一贯，也有人说是为了陷害郭正域。这些说法都值得重新思考。这部书的内容，和《忧危竑议》如出一辙。所有的疑问也都一样。如，它是怎样出炉的？作者是谁？背后有没有人操纵？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到底是为更立福王鸣锣开道，还是为了刺激明神宗催促福王早日离京去河南封地，从根本上解除对皇太子地位的威胁？如此等等，同样至今没有搞清楚。

《续忧危竑议》以后，皇太子一直被禁闭在宫中长达十余年，情绪更加消沉。

此时的大明帝国人祸与天灾互相交织。

一方面，人心隔绝、官署空虚，各级机构几乎陷于瘫痪，政务无人处理。据统计，早在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

另一方面，天灾频仍，不是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就是狂风暴雨，洪水为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流民载道，死尸相枕。

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天，在帝国的心脏北京，大雨两月不止。正阳、崇文等门，城墙陷塌七十余丈，毁坏民居无数。昌平等处也发生大水，冲毁长陵。京畿地区各府县亦是水患空前，淹死男女不计其数，农田大片被毁，颗粒无收。

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五月间，北京再次风雨成灾，淹农田，伤庄稼，坏民居。南方安徽凤阳，也是洪水滔天，把皇陵冲得面目全非。九月，北京地震，兵械厂爆炸，声如雷霆，刀枪迸射，军民死伤无数。

十月，武昌楚王府宗人闹事，杀死湖广巡抚赵可怀。有人为此惊呼：“朝局之坏，盖至是时而极矣。”

而最使明神宗慌了神的，无疑是大风雨冲毁凤阳皇陵和北京昌平长陵。

凤阳，是明朝老祖宗朱元璋的故乡。皇陵，是大明帝国的灵魂所系，也是朱元璋“龙子龙孙”的精神支柱。而昌平长陵，则是明朝二祖之一——明成祖朱棣的陵园，明朝北京十三陵的第一陵。

陵灾，使明神宗寝食不安，下诏求言。当时为害最烈的是矿监和税使。对此，明神宗曾多次下诏停罢，但总是不付诸实行。这时廷臣纷纷应诏陈言，再次强烈要求速罢开矿、征税，撤回矿税使，以收天下民心，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他们说：今日实政，再没有比罢矿税更为迫切的。“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

明神宗“只知爱钱”，溺志货财。每次听到罢开矿、停征税，就暴跳如雷，责骂廷臣为什么老提这个问题。这时他也不管陵灾不陵灾了，对廷臣的建议一律置若罔闻。于是舆论哗然，整个朝廷，一片危乱。

此时被禁闭在宫里的皇太子朱常洛，总觉得朝廷本是他们朱家的天下，皇帝、皇子都是一家人，但是比起外面的世界，为什么在这个小小的宫廷世界里，人际关系更复杂，每个人都不痛快。面对着深宫大殿，他有锦衣玉食，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天天怀着不安的心绪，愁眉锁眼，什么国事、民事、宫廷危乱，从来都不闻不问。除了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近侍的引导下，不分昼夜地在女人中间寻找乐趣，借酒色消愁解闷，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

明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在政治上加以压制。但他又最了解自己儿子的本性，在实行政治压制的同时，在生活上尽量满足朱常洛的要求。为了用美人陪伴朱常洛在东宫度岁月，早在选太子妃的时候，明神宗就发下命令，为皇太子多选些淑女，供其玩乐。因此，朱常洛的妃子之多，在明代皇太子中也是数得着的。除太子妃郭氏以外，可考的还有才人王氏（即朱由校生母）、贤妃刘氏（即崇祯皇帝朱由检生母）、懿妃傅氏、敬妃，赵选侍、王选侍以及两个同为李姓的选侍（一称庄妃东李，另称康妃西李）。选侍，即妃嫔。根据明朝的法律，凡是侍候帝王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均称为“选侍”。

为了维持自己的皇太子地位，朱常洛天天盼望着她们能为自己生个儿子。

朱由校和他的六个弟弟、九个妹妹，都是朱常洛忧困东宫，沉醉于一大群妃子和宫女们的产物。

据有关史料记载，万历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当朱由校即将降生的时候，朱常洛因为害怕王氏生个女孩，不能为大明帝国传后，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茶饭无味，满脸忧愁。待朱由校出生后，他不知神宗是否喜欢，心里仍忐忑不安。“是时宫门扃矣。光庙（即朱常洛）差年老宫人柴德女赴仁德门外报喜。光庙于星月之下独步殿陛，旁徨不安。先监（陈）矩立奏神庙（即神宗万历帝），即转奏慈圣皇太后，阖宫欢忭。柴德女还报，光庙乃喜。” 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了当时朱常洛的忧虑心情，也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朱常洛盼子心切、转忧为喜的神情。对此还有一首诗说：

朱衣报喜老宫官，仁德门前舞蹈欢。

回奏青宫星月下，铜壶初滴五云端。

朱由校的降生，一时使朱常洛兴奋不已，合宫欢喜，“海内欢声雷动” 。但是，朱常洛马上便由兴奋转为悲伤。他发现，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激起明神宗丝毫的热情。一直等到过了一个月，十二月十五日明神宗才下诏通告全国。这种冷淡，绝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因为直到次年二月，他在李太后的徽号之上再加“恭喜”二字时，并没有同时进封朱由校的祖母王氏以及生母王氏。而是在过了两个多月以后，即四月二十四日才进封朱由校的祖母王氏为皇贵妃。四月二十六日，明神宗命礼部进封朱由校的生母王氏，礼部拟封为夫人，明神宗不同意，“传令再议”，最后由他自己定为才人。

这些都表明，明神宗对长孙的态度和对长子的态度，并没有不同，也是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的。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什么从朱由校出生至明神宗逝世，在长达近十五年的时间内，无论廷臣怎样奏请，明神宗都不同意册立他为皇太孙，也不让他出阁读书。于是人们才从朱由校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明朝的皇帝中，只有朱由校一人在正式登基的时候，还是一个既没有“名位”又没有文化的可怜虫。这种境遇对他的心理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Nht5WoRBIiVzqGAnCldbcdqe7e5e/t8tw6jFD7uZht6GZdl0llw6T3U6PdfPdo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