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立“都人子”的风波

朱常洛出生以后，根本没有像历朝的皇长子那样深受器重，坐享尊荣，而是屡遭厄运，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交织着明神宗的心理偏见和上述万历朝国内形势两种因素。

恭妃王氏生皇长子朱常洛，为朱明王朝传宗接代，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是为国家立了大功。而明神宗竟直到二十三年后皇长孙朱由校诞生，才进封她为皇贵妃。即使如此，明神宗依然不理她，甚至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幽禁冷宫近二十年，长期不令母子相见。王氏因此忧郁成疾，身染重病，双目失明。到了她临死之际，朱常洛才得知其母患病，请旨前往探视，却是“宫门犹闭”，不让进入。王氏死，“四月不发丧”。及准发丧，“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丧礼也不许按皇贵妃的规格隆重举行。及葬于天寿山，陵园不设守陵太监，也没有守坟户和瞻地，如同平民百姓一般。直到王氏死后十年，长孙朱由校即皇帝位，才追谥她为孝靖皇太后，与明神宗合葬于定陵；并封其父王天瑞为永宁伯。侮辱死者，是为了嘲弄生者。明神宗对王氏的鄙薄，实质上是出于对朱常洛的不满。

和万历十年朱常洛诞生时的情形正好相反，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日，皇三子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明神宗欣喜若狂，立即进封其母郑氏为皇贵妃。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是改变皇位继承人的一种重要信号。于是，举朝上下纷纷怀疑明神宗将“废长立幼”，另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由此引发了关于册立皇太子的一场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息。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位都是世代相承的。皇帝本人无子可嗣的，是“兄终弟及”，由皇弟继承皇位；有子者，是“父死子继”。子，有嫡庶之分。妻生为嫡，妾生为庶。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俱按“长幼有序”而立。明朝亦是如此。“东宫不待嫡”，皇太子不必等待妻生的嫡子。从宣德以后，实际执行的也都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世宗、明穆宗，以及明神宗本人，均非嫡子。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分封制度的时候，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叫作“元子不并封”；“元子为太子，诸王为藩王” 。元子，就是长子。一般说来，元子在继承皇位以前，必须经过一道法律手续，即举行典礼仪式，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这样才能算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皇帝是国君，国君的继承者叫作“储君”，因此又称立皇太子为“立储”，或“建储”。因皇太子居东宫，故又称立皇太子为“立东宫”，或“建东宫”。“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 。因此历来又称立东宫为“立国本”。

明神宗皇后王氏不能生育，他自然无嫡可立。朱常洛身为皇长子，被立为皇太子，名正言顺。“国本早定，唯元子是属” 。可是，朱常洛在正位东宫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艰难岁月。可以说，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为难产的“超龄”太子。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为了维护明朝祖宗制定的家法，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他们在奏疏中说：早立皇太子，是为了尊崇祖宗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元子朱常洛诞生，至今已五年，现在宗室子弟众多，正分位，定国本，宜在今日。历朝祖宗立皇太子，英宗年在二岁，孝宗六岁，武宗一岁，法律具在。请陛下选择今春吉月良辰，令下礼部，早定储君，以安慰亿兆臣民的共同意愿。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第一，历任翰林院修撰，礼、吏二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居官多年，熟悉各种朝章典故。他在这份奏疏中所说的，又都是为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列举的情况也有根有据，逻辑非常严密，无懈可击。而他之所以要选择在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一个月后，立即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显然是因为担心明神宗“废长立幼”，破坏“长幼有序”的传统做法。

明神宗也不糊涂，他本人六岁成为皇太子，对于立皇太子的重要性，历朝祖宗立皇太子的情形，他比谁都清楚。为此，一接到申时行等人的奏疏，他就感到十分头痛：同意册立朱常洛么，觉得他是一个“都人子”，“不合己意”；不同意册立么，又害怕别人怀疑他“废长立幼”，违背祖宗家法，大逆不道。现在放在他面前的申时行等人的这份奏疏，是廷臣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不能不予答复。使他大伤脑筋的是如何答复。当时他刚刚把张居正的改革扼杀下去，国家的经济困难一时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政治局势也比较安定，借口客观上的原因，显然不能成立。有心计又会耍权术的明神宗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把原因推到皇长子身上，以关心皇长子的身体为名，采取拖延战术，先应付过去。他下诏说：

元子身体虚弱，再稍等二三年举行册立大典。

没想到，此诏一出，朝论纷纷，引出许多矛盾和纠纷。尤其是在最高统治层内部，从此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母以子贵。明神宗进封皇三子朱常洵的生母贵妃郑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却迟迟不进封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已经引起了许多廷臣的不满。如今，他又下诏缓立皇太子。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自然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真实用意。那些政治嗅觉灵敏而又恪守传统思想的廷臣，都据此认为明神宗要另立郑氏所生的皇三子为皇太子。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郑氏当作祸根，集中进行攻击。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等人首先发难，冒死抗争，强烈批评明神宗进封郑氏而置皇长子生母王氏于不顾的错误行为。他说：郑氏虽然贤惠，所生只是皇三子。恭妃王氏生育元子，承祖继业，反而使之居人之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陛下收回成命，先进封王氏，然后才进封郑氏 。

郑氏是明神宗的宠妃，姜应麟等人把矛头对准她，这就刺到了明神宗的痛处。他得疏大怒，把奏疏狠狠摔在地上，斥责他们是“疑君卖直，沽名钓誉”，下令将他们赶出北京，降调外地。并谕内阁说：

降罚他们，非为进封郑贵妃之事，而是厌恶他们怀疑朕废长立幼，率先妄自揣摩主上的心意。我朝立皇太子，自有法律，朕岂敢以私意破坏公论。

明神宗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允许别人再争论立皇太子的事。否则，就是怀疑他破坏祖宗立下的法律。但是，许多廷臣并没有因此而屈服，放弃抗争，他们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再三固请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其中，刑部主事孙如法所言，最为激烈。他说：恭妃王氏生育皇长子，至今五年未闻有进封之典。而贵妃郑氏一生子，即有皇贵妃之封。郑贵妃能殊荣于皇子出生之日，而恭妃有五年敬奉之功却毫无所得。如此，天下之人是不能不怀疑的。

孙如法此疏呈上，明神宗更加恼羞成怒，把他降职，调为潮阳县典史。南北两京官员先后数十次上疏，为姜应麟、孙如法等人鸣冤申救，也都遭到明神宗的迫害，不是革职为民，就是罢官；不是辞职归乡，便是在朝廷当众重打，叫作“廷杖”。有的甚至抓入监狱，轻者也要夺去俸禄，无一幸免。从此以后，无论廷臣如何恳请，明神宗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然而，只要皇太子一天不册立，廷臣的抗争也就一天不会停止。

自万历十七年以后，统治层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阁部如水火”，内阁与各部的矛盾日增。但在争立皇太子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万历十八年（1590），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九岁。九岁仍不册立，这在明代各朝是没有先例的。这年正月初一日，申时行等人应召到毓德宫见明神宗，以立皇太子关系国家大计，再次请速册立。此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已经发动叛乱。贵州、四川两省的抚、按官正为到底是进行剿还是进行抚产生不和。明神宗也为这个问题感到忧虑，忙于调停，但又束手无策。对于立皇太子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想用过多的时间去考虑。但他又感到不便于把自己的意图公开出来，因为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怕引起公愤。想来想去，最后干脆继续拿皇长子的身体做文章，同时把郑贵妃抬出来，以消释群臣的疑虑。他下诏说：“朕知道册立皇太子事关重大。朕没有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贵妃也一再请立皇长子，以避免外间怀疑。但皇长子还是身体虚弱，欲待其年长力壮，再行册立。”

申时行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官僚，为人圆滑，循默避事，依阿保位。他看到明神宗如此固执，不敢得罪皇上，便转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请求，说皇长子已经九岁了，尚未出宫读书，为时太晚，应及早进行教育。

皇帝的儿子，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号称“金枝玉叶”“圣子神孙”，享有种种特殊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条是正名位，或立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或封为藩王，分辖各地。这是进行权力分配和财产分配，以确定各自的政治、经济地位，化解皇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另一条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明朝为十六岁）就要及时选女结婚，以再生“龙子龙孙”，永延帝祚，保证皇权的连续性，使“皇统万世不易”。再一条，就是出阁读书，即到外廷，在讲官辅导下进行学习，从小接受教育，以掌握治国治民的本领。

明神宗自己样样称心如意。“五岁即能读书”，六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立皇后，结婚。所以，他对申时行等人提出令皇长子读书的要求，自然不便反对，当场点头表示允准。为了证明他对诸皇子一视同仁，一样疼爱，在这次召见中，还特别召皇长子和皇三子出来与各位大臣见面。申时行等人见到朱常洛，赞不绝口，说：“皇长子龙姿凤表，聪明非凡，足见皇上昌仁之后。”又说：“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明神宗却只冷冷说了一声：“朕知道了。”暗地里还是无动于衷，既不册立，又不让他出阁读书。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宋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领文武百官联合上疏请速立皇太子。明神宗怒气冲冲，传谕数百言，切责他们沽名激扰，指为悖逆。申时行等人相顾错愕，分别上疏再争，并从此闭门不出，要求辞官去位。结果只有大学士王家屏一人仍留在内阁，请皇上速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明神宗心想，你们大臣来硬的，为抗争而闭门不出，躺倒不干，我也来硬的，让你们闭嘴不说。他派身边的太监传达他的命令，说：“朕从来不喜欢吵吵闹闹，近来朕将诸臣有关请立皇太子的奏书，一概留中不发，就是因为讨厌有人离间朕父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明年诸臣不再反复渎扰，当在后年册立皇太子。不然的话，就要等到皇长子十五岁时，再举行册立大典。”

皇帝的喜怒，往往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次，明神宗的威胁果然产生了效应，吓得大小臣僚不敢再言一声。“辛卯岁（即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曾无言及者。” 有趣的是，正当廷臣们规规矩矩，不敢再奏，静候诏旨的时候，明神宗却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朝令夕改，让人捉摸不定，哭笑不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秋后，诸臣见明神宗还是毫无动静，方知上当受骗，从春到秋，白白等了九个月。

十月，工部主事张有德再也忍不住了，上疏请备东宫仪仗。内阁和各部大臣为张有德的勇气所感动，也打破沉默，联疏请立皇太子。明神宗又是一通大怒，把其中一些人革职为民。当时广西巡按御史，后来与顾宪成等人并列为东林名士的钱一本，对此十分气愤，专门写了两篇言辞激烈的奏疏。一篇叫作《论相》，指斥内阁首辅申时行秉政无能，对立皇太子一事，不敢据理力争。另一篇叫作《建储》，批评明神宗专宠郑贵妃，迟迟不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明史·钱一本传》说：“时廷臣相继争国本，唯一本言最戆直。”明神宗软硬兼施，一边以“造言诬君，捣乱大典”的罪名，把钱一本削职去官；一边又许下诺言，说万历二十年春天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率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诸臣，请令朱常洛出阁读书，说：皇长子已经十有一岁，豫教之典，宜在今春举行。倘若说宫中可以诵读，近侍也可以辅导。那么宫中禁地幽闲，总不如外廷清静。近侍忠敬，也远不如外廷师、保大臣尊严。所谓“豫教”，就是出阁读书，指皇子的启蒙教育。在进行这种教育时，也要按规定举行一定的仪式。历代都很重视这种早期教育。李献可等人说得非常恳切、中肯。明神宗一向喜怒无常。这次又莫名其妙勃然大怒，硬说李献可等人是“小臣烦激，违旨侮君” 。把李献可降调外地，其余的人一律夺俸半年，以示惩罚。

户科都给事中孟养浩等十一人，对明神宗任意迫害廷臣的做法很不满意，上疏极论元子豫教的重要性，并极力申救李献可等人。说：“李献可等人的意见，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大计，豫教和册立本非两事，没有矛盾。今日犹豫于豫教，来日必犹豫于册立。他们所说的并非二三言官的私言，实为天下臣民的公论。今日加罪李献可，表面上是罪及一人，实际上是失天下之人心。请皇上收回成命，速行豫教。”明神宗故伎重演，以“疑君惑众，殊可痛恶”，将他们或革职除名，或痛加廷杖，或发配充军。明神宗“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是，他滥施淫威，并不能制止廷臣上书言事，奏请者仍然络绎不绝。明神宗疲于应付，不得不下诏，承诺于万历二十一年春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内阁首辅申时行主持内阁九年，凡事唯奉承上意，于事无所匡正，因而屡遭弹劾，于万历十九年九月致仕归里。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大学士王锡爵重新被召回朝为首辅。同月二十二日，王锡爵秘密上疏提醒明神宗说：皇上曾亲自发布命令，定于今春举行册立皇太子大典。请如期降旨举行，以息群嚣，使功德、美名皆归于皇上一人。这年朱常洛十二岁了，如果继续以他身体虚弱为借口，难免有点说不过去。而是时“万历三大征”已经全面开始，明神宗正为此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心情越来越坏，干脆改变腔调，不再重提皇长子的身体问题。一方面，他搬出明太祖的《皇明祖训》作为挡箭牌，假祖训以“箝天下之口”。另一方面，他提出要把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 三个皇子同时并封为王，公开违背明太祖亲自制定的“元子不封王”的祖训，也抛弃自宣德朝以来“东宫不待嫡”的惯例。他自欺欺人，说要等待皇后王氏生子以后再确立皇太子，诏曰：

朕虽然下过今年册立皇太子的诏旨，但昨天读《皇明祖训》，有立嫡不立庶的条文。今皇后年纪尚幼，若今后生子，势必形成二位储君并存的局面。现在暂且将三皇子并封为王，数年之后，若皇后不生，再行册立。

《皇明祖训》一书，始编于洪武二年（1369）四月，名为《祖训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重加修订，正式定为今名。明神宗所说的“立嫡不立庶”条，载于该书《法律》篇。原文为：“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嫡母指皇后，庶母即妃嫔。这里是指皇帝本人无子可嗣，与明神宗所说的完全不同。又如前所说，明朝自宣德以后，已是嫡庶并立，即有嫡立嫡，无嫡立庶。其中，明神宗本人即妃嫔所生，并非嫡子。

当时有人认为，明神宗“立嫡不立庶”的本意，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皇后王氏病不可知，一旦她早死，郑贵妃“即可为国母”，进位中宫，其子朱常洵即可名正言顺地被立为皇太子。又说：明神宗一再迟迟不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是因为他“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爱” ，由专宠郑贵妃，进而立其爱子朱常洵。其实，这些都是把问题扭曲了，或者说颠倒了本末。

贵妃郑氏（1568—1630），顺天府大兴县人。出身豪门。万历十年三月入宫，封淑嫔。次年八月进封德妃，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皇女，晋为贵妃，史称恭恪皇贵妃。父郑承宪官至锦衣卫都督同知，兄郑国泰为锦衣卫都指挥使，侄郑承恩等人，与当朝宦官、权臣，以至山人、术士等三教九流，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势力显赫，“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 。明神宗在世时，郑贵妃“朝夕间小心侍奉”，“每至一宫必相随”。因她最得宠，恃宠骄横，有时简直就像泼妇一样，可以躺在地上打滚，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说她欲夺嫡干政，进位中宫，自立己子为皇太子，却是从怀疑和想象得出来的结论，没有事实根据，缺乏说服力。在大千世界中，有人因盛名招怨，也有人因得宠而滋生谤讪。郑贵妃就是如此。清代官修的《明史》说郑贵妃“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 。这个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不要忘记，明神宗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主意的皇帝，他从来就不是受人摆布的弱者。虽然他数十年不理朝政，但是大权始终操控在手里。同时，还应该看到早在明朝建国之日，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是以终明之代，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后妃的势力已远不如汉、唐之时。郑贵妃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妃子。即使说，她出于妇人之见，持挟私之心，萌生过“谋立己子”的念头，但也只是一种心理活动，并没有具体行动，连言论也没有。

明神宗迟迟不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主要是源于他对王氏母子的错误态度，即由鄙视“都人”王氏，进而嫌恶“都人”之子朱常洛。远在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以前四年，明神宗私幸王氏以后的一系列表现，以及他对朱常洛诞生所持的态度，已经决定了王氏母子的命运。所以，并不是有了朱常洵才构成了对朱常洛的威胁。顶多只能说，朱常洵的到来，延缓了册立朱常洛的时间。皇长孙朱由校出生以后，明神宗不立他为皇太孙，也只能从这方面去寻找原因。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有谁与他竞立皇太孙的问题。

明神宗也是一个“都人子”，“都人子”看贱“都人子”，这种怪事，猛然一听，似乎很难理解，其实不然。正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写的，因为自己头上长了癞疮疤，而讳说“癞”“赖”，乃至“光”“亮”“灯”“烛”的阿Q式的人物，古已有之。明朝的老祖宗明太祖就是这种典型人物之一。他幼年时当过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头顶光秃。做了皇帝以后，他却最讨厌见到“光”“秃”之类的字，连“僧”字都觉得刺眼，还为此兴文字狱，杀了不少人。明神宗也是这种人，在这方面和他的老祖宗毫无二致。他非但没有因为自己的生母原先也是“都人”而爱护王氏。也没有因为自己是“都人子”而钟爱自己的皇长子。反而为了弥补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抹掉自己私幸“都人”在伦理上所带来的不光彩，而长期对“都人子”冷落。这才是明神宗借口等待皇后生子而搞“三皇子并封为王”的主要原因。

“三皇子并封为王”，直接与明太祖“元子不封王”的祖训背道而驰，遭到了群臣强烈的反对。就连大学士王锡爵对此也不免感到有点不像话。但他毕竟历朝多年，很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地位。接到“三皇子并封为王”的诏旨以后，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提出两条建议供明神宗“采择”。一条说汉、唐、宋各代都有过由皇后养育宫人之子为子的先例，即所谓“先拜后立”，先让皇长子朱常洛拜皇后王氏为母，由皇后王氏养育他，然后再立为皇太子。王锡爵称这条办法是“与其旷日迟久，待将来未定之天，不如酌古准今，成目下两全之美”。另一条是同意“三皇子并封为王”。结果明神宗采纳了第二条意见，也就是坚持他的三皇子并封之旨。

这条消息一传出，“举朝大哗”。光禄寺丞朱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等人纷纷上疏谴责王锡爵，反对三皇子并封。吏部员外郎顾宪成和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持论尤为激烈。他们认为，明神宗“待嫡封王”是一种骗人的谎言，是公然破坏祖宗家法，遗留给子孙后代的隐患和忧虑，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元子为太子，诸王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所以《皇明祖训》有关立嫡的条文，是“嫡、长并重。有嫡立嫡，不闻无嫡而待嫡；有长立长，不闻有长而虚长。必若无嫡而待之，将置长于何地，而定储于何年”。又说：天子为国家万民之主，太子辅助天子为国家万民主储位，不可一日虚，天子不可一日无人辅助。以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长子。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计。“皇上有子，则己子为嫡，庶子为庶；无子，则凡子皆子，而长子即嫡子”。三皇子并封的行为，是“非光明正大”的。

在群臣反对“三皇子并封为王”的一片愤怒声中，王锡爵见势不妙，自动要求去官。明神宗也看到群情激愤难以平息，继续滥施刑罚势必于事无补，自知理亏，又“迫于公议”，于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下诏收回命令，停止三皇子并封。事实上，这仍是变换一种手法延缓立太子。停止三皇子并封，无疑也同时意味着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的问题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在当时，无异于火上浇油，使争立皇太子的怒火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

同年十一月，王锡爵为了摆脱困境，改变自己的形象，又一次请早定国本。说：今日元子已经十三岁，更待何时。况古往今来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的？明神宗万般无奈，同意明年二月令皇长子出阁读书。读书和册立本非两事，但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同意令皇长子读书，第一次反映出对册立皇太子的态度有所松动。当然，他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从他对王氏母子的一贯态度看，绝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转变。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帝后居住的重地乾清、坤宁二宫起火。次年六月，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又发生火灾，俱一时化为灰烬。这时，由于明神宗扼杀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十余年的积蓄至此俱付诸东流，国库为之一空，财政极度困难，明神宗的注意力已完全转移到如何保障皇室的巨大开支，以致想出了以修复宫殿为名，采用开矿、征税的花招，大肆搜刮民财。同时，皇后王氏还是没有生育，无嫡可立。善变的明神宗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遂乘宫殿遭灾之机改口，许愿“待两宫落成”以后举行册立皇太子大典。

大凡死要面子的人，往往是最不要面子的。一方面，“都人子”出身的明神宗为了自己的面子，迟迟不立“都人子”朱常洛。另一方面，他又不顾自己的面子，一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从万历十四年（1586）申时行请立皇太子开始，到二宫三殿火灾为止，在短短的十年内，其理由几次变化：起初是借口皇长子身体虚弱；继而以讨厌群臣烦激吵闹为由，等到群臣缄口不言了，又说要待皇后生子再立；待到皇后仍然不能生时，又回到皇长子身体虚弱的老腔调；现在又借口宫殿火灾，再次拖延。

明神宗说过的话，常常是不算数的。这次他的许诺非但未能堵住群臣的嘴，反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由朝廷统治层的内部争论，演化为有社会舆论的介入与参与。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在京城发生的《忧危竑议》一案，就是一个有力的反映。关于这件事，将在后面加以细说，这里暂且先提一笔。

《忧危竑议》一案的出现，使得册立皇太子的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紧迫。廷臣对朱常洛能否被立为皇太子更加忧心忡忡，加紧上疏奏请。

万历二十八年（1600），朱常洛十九岁。自春至夏，礼部尚书余继登、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刑部主事谢廷等，乘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和抗倭援朝战争之机，分别上疏力请早立太子，并请令皇长子选妃结婚以及出阁读书。因余、叶两人影响大，明神宗虽不予理睬，但也没有加害。而对于谢廷，明神宗还是拿出了他的威风，借口“谢廷狂妄”，将其由正六品降为从八品，调到边境地区贵州布政司担任照磨。

同年七月，明神宗感到久拖不立，终究遏制不住廷臣的呼声。又苦于找不到新的理由，于是来个老调重弹，诏示文武百官，说：“皇长子清弱，大礼稍待；百官不得沽名要誉，烦激吵闹。”十月传谕内阁：明年春天立皇太子。

十一月，郑贵妃兄郑国泰请先令皇长子成婚，而后再举行册立大典。代理礼部尚书朱国祚、礼科右给事中王士昌等人当即进行驳斥，说先婚后立，是“颠倒其词”，与皇上的旨意相左，恐会酿成无穷的祸害。明神宗俱不置可否，但下令让皇长子马上出阁读书，说明他的态度已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皇长子朱常洛，“失意于上之所昵，其启祥处反不若庶人” 。朱常洛不知是因为天生懦弱，还是由于长期受到压抑引起的心理恐惧，抑或两者兼之，处处胆小怕事，吞声忍气，逆来顺受。他出阁读书 之时，正值寒冬时节，屋里异常寒冷。伺候他的太监居然在另外一间屋里围着火炉聊天，就是不给他生火取暖。当时他穿的衣袍里只有一件普通的狐裘，因为天寒衣少，屋里没有生火，冻得他全身发抖，四肢麻木，直打喷嚏。讲官郭正域实在看不下去，大发雷霆，说：天寒如此，为什么不给皇长子生火御寒？太监们才慢慢腾腾出来生炉起火。朱常洛不敢把这件事奏报皇父，明神宗后来得知这件事也没有训斥太监们。在明代历史上，很难看到有哪一个皇长子像朱常洛这样狼狈不堪，软弱可欺的。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郑国泰再次上疏请立太子与结婚同时举行。明神宗很不高兴，下诏夺俸。礼科右给事中杨天民、王士昌等人继请，俱被贬到贵州当典史。御史周如盘等人疏救，亦予除俸。这些事件都说明，明神宗仍然没把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

王锡爵去位以后，大学士沈一贯为内阁首辅。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他为了打破廷臣奏请—明神宗镇压—廷臣再奏请——明神宗再镇压的僵局，改变策略，从孝敬李太后和传宗接代的角度去打动明神宗，说：吉祥善事，当是生圣子神孙无穷。现在称觞、万寿两宫落成，举廷同祝，而启天之祥，实自圣心开始。皇上大婚及时，故早得圣子。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念真情，不如令早日结为夫妇最为合适。皇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让其早日遂心含饴弄曾孙为快乐。请于今年先举行皇长子大礼，明年春后再依次举行诸皇子婚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

皇帝最喜欢歌功颂德。明神宗看到沈一贯夸他大婚及时，早得圣子，将来必是子孙满堂，枝叶繁茂，沾沾自喜而“心动”，头脑一热，发下圣旨：即日举行册立太子大典。可是过后冷静一想，又觉得自己过分激动，马上反悔。十月十一日，借口“典礼未备，欲改期册立”。沈一贯力言不可，说：“万死不敢奉诏！”封还圣旨。明神宗置之不理。

明神宗准备再次更改册立太子日期的消息，当天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她心里很生气，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以免外人猜透她的心意。然后设计迷惑明神宗，派人到乾清宫传话说，李太后近来心情特别好，希望皇上明天到慈宁宫陪侍。

第二天，明神宗看到李太后满面春风，压根儿没想到她会为立太子的事生气，心里踏实得很。正当明神宗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李太后突然脸色一沉，问道：“听说廷臣一而再再而三恳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皇上为何迟迟不立，多次变卦，成何体统！”

明神宗因为玩兴正浓，毫无准备，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他是都人子！”

这话是明神宗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也是他长期对立皇长子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可这一次他却闯了大祸，忘记了他母亲也是由“都人”显贵起来的。

李太后一听，两脚跺地，拍案而起，怒气冲天地指着明神宗的鼻子厉声训道：“你也是‘都人子’！”

明神宗自知说漏了嘴，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叩头谢罪求饶，“长跪不敢起”。

李太后连说三遍：“必须马上册立，不得再更改日期。”

明神宗连声应道：“是！是！是！”

李太后一锤定音，皇长子朱常洛“于是得立”。

十月十五日，明神宗不得已放弃“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改为“惟长是立”，正式下诏立“都人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诏文说：

帝王久安长治之道，莫重于崇建元良。我祖宗家法相承，惟长是立。所以厚国本，定人心。朕长子常洛，孝敬宽仁，天钟粹美，奉朕谕教，时敏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学业日益精进，允堪弘受，慰朕至怀。敬入告于圣母，册为皇太子。仰承庙社之灵，俛顺臣民之望。

同日，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在河南洛阳；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封地汉中府，天启七年（1627）二月十一日出京就藩；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天启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封地平阳府，后改荆州；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天启七年四月十七日入封地东昌府，后改衡州。

明神宗还特别下令，把册立太子和封王一事，通知谢政归里的大学士申时行和王锡爵等人。

上演了十五年之久的“立皇太子”这出戏，至此暂告结束。明人谷应泰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以往人们对争立朱常洛者多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是片面的。所谓争“国本”，很难说是争权夺利。明神宗迟迟不立朱常洛，主要是由于他个人的好恶，不是存心要另立朱常洵，也不是要废除“长幼有序”的陈旧观念。对他应该予以斥责的不是立“长”还是立“幼”，而是先后为此迫害三十多位建言廷臣，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而就争立朱常洛的东林党人而论，过去有些史料把他们和朱常洛捆绑在一起，称朱常洛为“大东”，东林为“小东”，甚至把李太后也拉进去，说他们是同一势力，这是只看一时的表象，而不究事物的本质。朱常洛、李太后和明神宗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东林党人也好，非东林党人也好，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争朱常洛这个人，而是争“长幼有序”，争维护祖宗家法。如果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是皇长子，他们同样也会争取册立他为皇太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东林党人的动机和做法，可能一时有利于减轻统治层内部摩擦的程度，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维护“长幼有序”，丝毫无进步性可言，必须予以否定。按照“长幼有序”的传统思想，就是只讲长幼尊卑，不问实际能力。只要是年长的，就可以高人一等，以至主宰世界。这种观点是可悲的。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条历史长河中，政局反复动荡，经济发展迟缓，吏治总是混浊不清，这种保守落后思想的禁锢，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后来朱常洛和朱常洵的所作所为来看，朱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朱常洛没有更新朝政的抱负，“惑于女宠”，沉湎酒色。兄弟二人，本是一路货色。

历史往往是很滑稽的，虽然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确立了，但是关于册立“都人子”的争论却远未结束。原因是，立皇太子不是明神宗心甘情愿所为，而完全是被迫的，是屈从于李太后“坚持立长”的结果，同时也迫于群臣的长期反复抗争。明神宗的怒气并没有因为立了皇太子而消失，父子之间的感情冲突依然如旧。朱常洛仍然生活在彷徨、困惑、烦闷、忧郁之中。

他的长子朱由校，就是在这种精神痛苦中播种出来的畸形怪胎。 WrWhJ5z5fGQmh0Bx/4fwBso3c17j5ieh8LM4SxoHDgnmziWczdswcWC5RUgZZ2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