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神宗私幸“都人”

中国历代的封建朝廷，虽然都是由一家一姓统治的家天下，但是，在这个大家庭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异常复杂，存在着种种利害冲突，产生过很多恩恩怨怨。这些冲突和恩怨，有的是根源于争权夺利，有的是由于皇帝的个人性格。明代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和祖父明神宗之间的种种恩怨，有不少就是他们个人的感情因素引起的。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于两位兄长早夭，隆庆二年（1568），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改年号万历，为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他在世五十八年，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爱发脾气、贪财、嗜酒、恋色。 他的妻、妾，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仅有姓氏可考的，即有皇后王氏、昭妃刘氏、端妃周氏，贵妃郑氏、李氏、王氏。皇子八个，依次为朱常洛、朱常溆、朱常洵、朱常治、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朱常溥。还有皇女十个。在这些妻妾儿子中，除朱常溆、朱常治、朱常溥三个皇子早死外，明神宗最宠爱的是郑贵妃及其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而最受压抑的，便是皇长子朱常洛与其生母贵妃王氏。主要原因是王氏本人的身世。

明神宗于万历六年（1578）结婚，时年十六岁。皇后王氏（1564—1620），史称孝端皇后，祖籍浙江余姚，生长于北京，父亲是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王皇后为人正直，性情温柔，知书识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素以孝顺著称，深得明神宗生母孝定皇太后李氏（1545—1614）的欢心。可惜王皇后因为身患疾病，不能生育，这不仅成为孝定皇太后的一块心病，而且由此诱发出宫廷内部关于册立皇太子的诸多矛盾。

因为王皇后不能生育，明神宗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儿子，而李太后抱孙心切，早就盼望有个孙子，以便为朱家王朝传宗接代。当时她身边有一个宫女叫作王氏，自幼入宫，一直在慈宁宫侍候她。王氏长大以后，眉清目秀，姿色迷人，而且手脚勤快，从不多言多语，李太后很喜欢她。万历九年（1581）初冬，有一天午后时分，天气十分凉爽。明神宗一觉醒来，精神倍增，兴奋异常。他无心批阅章奏，处理国事，也不想读书写字，就胡乱穿上衣服，跑到外面游玩。当他路过慈宁宫的时候，不知怎么一时心血来潮，直入宫内。说来也巧，那天李太后外出闲谈，只有王氏一人在宫内。王氏见皇上进来，急忙起身上前请安。明神宗向来好色，见王氏亭亭玉立，美丽动人，顿起欲念。明神宗明知道王氏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宫女，但无奈这位妙龄少女实在太迷人了，明神宗欲火难平，当即命令左右滚开，把王氏召入别室，痛痛快快地云雨一番。王氏就此怀上了身孕。

王氏（1565—1611），北直隶新安县人，出身平民，史称孝靖皇太后。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二月初二日选入内廷慈宁宫为宫女，时年十三岁。宫女，亦称“宫人”，地位卑下，当时宫中都称她们为“都人”。封建皇帝满口讲着“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最无情无义的。明神宗也是这号人。他当时贪图一时痛快，没有多想，但过后总觉得王氏是一位“都人”，自己与她的关系不光彩，从此即把她抛在脑后，再也不理会她，甚至严令左右不得声张此事。当他得知王“都人”怀孕的时候，便矢口否认曾有此事。可惜，这件事他办得太蠢了，竟然忘记了历来皇家的一条重要规矩：皇帝的起居饮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作为国家的大事，由专人及时如实记录下来。明神宗私幸王“都人”一事也不例外，被明明白白地登在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内起居注》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都人”身子的异常变化，更逃不过李太后这位老妇人的眼睛。经她召人密问，果然不出所料，确是明神宗所为。

李太后性格谨严，遇事能持正，“教帝颇严”。明神宗小时候不认真读书，或有其他过失，她都严加斥责，甚至长时间罚跪，直到明神宗承认错误为止。明神宗非常敬重她，也非常害怕她。

万历十年（1582）春的一天晚上，李太后有意召明神宗到慈宁宫，陪她宴饮。席间，李太后就明神宗私幸王“都人”一事，对他旁敲侧击一番。明神宗也很敏锐，先是故作镇静，不是有意躲开，答非所问，就是只顾吃喝，避而不答。最后逼得李太后当面挑开，命人取出由宫中文书房太监所写的《内起居注》。明神宗接过一看，神色骤变，满脸通红，半天也不吭一声。他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只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会如此巧合？”此时，李太后却显得格外高兴：“我年纪大了，还没有孙子，若王氏怀的是男儿，当是国家的福气。你用不着隐瞒。”然后，又好言劝导一番：“母以子贵。岂能分什么等级和地位，以为她是一个都人，就觉得不体面。”李太后说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言简意赅，用心极深，包含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她最了解自己儿子的虚荣心，以此说服明神宗，打消他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她这个来自北直隶漷县的普通民女，入宫以后也是一个伺候人的宫女。现在荣华富贵了，更加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绝不允许任何人因为自己过去的身世，而损坏她的形象。也许是因为她对“都人”的酸甜苦辣，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才如此极力保护和同情王“都人”。

明神宗对李太后一直都很尊敬，但唯独对于这件事，他总是感到不是滋味，认为王氏是一个“都人”，她生下的孩子就是“都人子”。皇帝召幸宫女，历来是常事，但从伦理上说却是不光彩的。在明神宗看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都人”当作玩物，不管怎样荒唐，都是“游龙戏凤”。而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明帝国的皇帝，他绝对不能接受“都人子”为皇长子的残酷现实。可是，现在当着李太后的面，他又没有勇气顶撞，几次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况且这件事又是自己种下的苦果，顶撞也无济于事。尤其是看到李太后执意坚持，只好点头默认，应付过去。同年四月，明神宗被迫进封王“都人”为恭妃，令其移居景阳宫。如果没有李太后的坚决保护，王“都人”能否活下来，肚里的孩子能否来到人间，都未可知；即使生下来，也势难成为皇子。

明神宗虽然进封王“都人”为恭妃，但在内心深处对她的鄙弃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因此，当四个月后，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生下皇长子，举朝同贺，“庆吾君有子”，皇位有继的时候，明神宗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他认为，这个小生命不过是对他一时冲动的惩罚，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皇长子，完全“不合己意”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微妙的举动，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除了依例到奉天殿接受群臣的祝贺、颁诏通告全国、对两宫皇太后加封尊号外，不仅“一应恩礼俱从薄” ，而且连内阁为皇长子拟定的名字，他也一再不同意，“凡再进，俱未称旨” ，最后由他自己取名为朱常洛。明神宗还迟迟不进封恭妃为皇贵妃，故意寒酸他们母子，使他们处处感到难堪。

朱常洛不仅是“都人”之子，出身低微，而且生不逢时。

在他出生前五十天，一代名相大学士张居正逝世。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今湖北荆州）人。自少聪敏绝伦，十五岁为诸生，二十二岁中进士。性格深沉，勇于任事，素以豪杰自许。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1567—1572）时，与高拱并为相。明神宗即位，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当时的大明帝国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个大帝国，在经历了明初八十多年的繁荣强盛以后，到了正统末年经过“土木堡之变”的重创，即开始走下坡路，帝国大厦的根基开始发生倾斜。昔日那种“声威远播”“四夷詟服”“宇内富庶”、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至正德间，几倾覆矣” 。到了嘉靖时，“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进入隆庆时期，再生一弊：“柄臣相轧，门户渐开” ，统治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公开化。从上到下，人心离散，内政不修，外患日炽，王朝岌岌可危。

面对着严峻的内外形势，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正视现实，讲求富国强兵之道，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曾经为这个帝国带来新的转机和希望，一度出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防巩固的大好局面。可叹的是，这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重要的改革，也和过去许多改革一样，很快就以悲剧告终。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一死，早就认为改革触及了他那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明神宗，便迫不及待地扼杀了改革的成果。人亡政息，各种弊病随之故态复萌，社会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大权独揽，他那昏庸和贪财的本性毕露无遗。他长期深居九重，“万事不理” ，成年累月耽于酒色。各衙门的章奏，一送到他那里，就被束之高阁，一概“倦于省览” ，既不批示，也不下发，时称“留中”。他又爱财如命，“惟利是闻”，视“金钱珠玉为命脉”。 而且他动辄发怒整人，喜欢阿谀奉承，厌恶忠言直谏，什么事都要求别人顺从他。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的贪婪和专横本性。他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弊于一身，也有人说他平日成心是“好逸”“好疑”“好胜”“好货” 。这“四弊”与“四好”，是对明神宗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最贴切描写。由这样一个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岂能不走向败亡？《明史·神宗本纪》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一评论确实是入木三分。

事实也是这样。在明神宗统治下，整个中国，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几乎没有一天是风平浪静的。

首先是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万历三大征”。第一次是自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的征讨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的战争。这次战争历时十一年，至万历二十八年才结束。第二次是万历二十年（1592）平息宁夏致仕（退休）副总兵哱拜的战争，这次军事行动为时整整一年。第三次是从万历二十年七月开始迄二十七年四月基本结束的抗倭援朝战争。三大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库藏空虚。国家苦于无钱，百姓困于加赋，国匮民穷，社会动荡。

尤为可悲的是，在这种形势下，明神宗非但没有忧患意识，奋然振作，重整帝业，反而为了满足皇室的高额消费，“锐意聚财”，以开矿、征税为“出利之孔”。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起，他不顾全国臣民的强烈反对，借修建宫殿为名，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分赴全国两京十三省，“无处不开矿，无地不征税” 。我国矿冶历史悠久。明朝建国以后，由于开矿有得有失，数行数止，至嘉靖时终因“得不偿失”，而罢其役。 这一次，明神宗实际上是“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士、农、工、商无不深受其害，成为万历一朝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强烈反抗。围绕着矿税之祸，统治集团内部唇枪舌剑了二十多年，并由此引爆了史无前例的“市民运动”，或称“市民风潮”“城市民变”。它是以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贫民为主体的反对封建剥削的群众运动。主要发生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镇，矛头直指矿监、税使，形式有鼓噪、罢市、抗税、毁厂房、焚衙门、击杀矿税使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山东临清民变、武汉民变、苏州织工起义、江西景德镇工人暴动、云南民变。这是普通百姓反抗明王朝经济掠夺的英勇斗争，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思想初步觉醒的必然反映。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当权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先后百余次上疏请求速罢矿税。明神宗不仅不听，甚至还对他们进行种种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市民运动，以致“民怨沸腾”“海内骚然”，国无宁日。

因此，无论是恭妃王氏的身世，还是朱常洛出生以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都决定了他这个“都人子”的命运，绝对不可能一帆风顺。 Nht5WoRBIiVzqGAnCldbcdqe7e5e/t8tw6jFD7uZht6GZdl0llw6T3U6PdfPdo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