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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一朝，为时虽短，但宫案迭起，先后发生了“红丸”和“移宫”两案，与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并称为晚明宫廷三大案。其中，“红丸”一案的关键和焦点，是明光宗是否因服“红丸”而致死。为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明光宗本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说起。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一日，在东宫整整苦熬了三十八年的朱常洛登基称帝。是日，他身穿龙袍，满面春风，“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
。当时，朱由校也曾向别人说过：“皇爹爹素固健甚。”
初三日，兵科给事中魏应嘉
，上疏请从修身、勤政、亲贤、纳谏四个方面，效法明太祖朱元璋。并说：修身，就是要慎起居，不能纵情多欲，注意安排好食息。
这几条与明神宗遗诏中所提出的皇太子“尚期修身、勤政、亲贤、纳谏”，完全相同。奇怪的是，这份奏疏送呈之后，竟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至第二天忽然传出明光宗身体不舒服，廷臣无不为之疑惑不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街头巷尾有人议论，说是由于淫欲所致。
御史郭如楚为此于初七日专门上疏谏言：皇上为政之初，首先必须慎起居，少嗜欲，保身体。次日，御史黄彦士再进忠言：保养之道，最好莫过于每天读书，“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养心则义理明，而志益清；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
。结果俱不予答复。从这天开始，明光宗的病情日趋恶化。于是群臣屡次疏谏节欲，以保元气。其中工科给事中李若珪说得最为明白。他说：“天下劳神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
群臣之所以再三请明光宗慎起居，多读书，少接宫妾，多接贤士，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言之有据，是针对明光宗的淫欲无度而发的。
明光宗一生在中国帝王史上留下了两项少有的记录：一是“难产”太子，争论了十五年才正式被立为皇太子。二是“一月天子”，登基三十天就告别人间。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由于其父明神宗的压制，那么后者则与他长期“惑于女宠”大有关系。这也是他最致命的弱点。他生于国家衰败之时，长于王朝多事之际。明神宗对他的压制，使他不能过问政事，“不亲书史”，是一个“多余的皇太子”；而皇太子的地位，又使他具备了享乐的条件。他深居青宫，“环宫之内，尽日兀坐，无所事事”。一些近侍终于“导以荒淫”“学荒而不振”。
明光宗登基以后，郑贵妃仍住在乾清宫，“惧上以福王事衔己”
。为了防止明光宗因为以前福王朱常洵的事记恨自己，以保护自己的地位，郑贵妃特进珠玉以及美女八人（一说四人）。明光宗这位好色之君，见到这些百里挑一的黄花少女，简直是眉飞色舞，高高兴兴地一一予以接纳，终于导致祸从贪色而起，不久即突然疾作。史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
。清人查继佐也说：“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八月初十日，召医官陈玺等人入宫，为明光宗诊病。第二天，原为他诞辰纪念日，时称“万寿节”。本当隆重庆祝，因病传免，仅派官祭祀明成祖长陵等陵。明光宗还想出来见各位大臣，终因病体难支，神采大为可骇而止。
过了两天，他带病勉强到文华门视朝。是时，群臣见到他，已是“圣容顿减”，“大觉丰神清灭，不似登极之时”。
可是这位天子，尽管行将命赴黄泉，还是照样离不开女人，每天都要有一二位美女侍候，否则就一刻也不能入眠。
八月十四日，明光宗病情危重，调内官崔文昇治病。据说，崔文昇的医术甚为高明，从来都是药到病除，从未发生差错。这次，明光宗服用了以大黄为主要成分的通利药（泻药），服后居然大泻不止，一昼夜起来三四十次，精神自是委顿，躺倒在床。京城之内，从此流言四起，纷纷传说崔文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进泻药是为郑贵妃的人所指使，故意欲置其死地。
于是，群情汹汹，统治层内部围绕着明光宗病变的纷争，从此拉开序幕。
八月十六日，原是明光宗亲朝的日子，因为病重不能起来，下令免去。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赴宫门候安，说：“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又请令皇长子朱由校移居慈庆宫，选择老成、忠厚的太监照护，以奠国本、慰舆论。明光宗降旨：“朕几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
诏下而物议沸腾，斗争激化起来。
先是，明光宗孝元皇后（即太子妃）郭氏之父、博平侯郭维城等皇亲国戚，闻明光宗大病不起，相继入朝泣诉宫中忧危，指责郑贵妃与西李选侍互相紧密勾结，包藏祸心，要挟封后，并企图用女色害死皇上。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人，也一致强烈要求郑贵妃搬出乾清宫。郑贵妃惶恐不安，当即移居慈宁宫。八月二十日，郑贵妃侄郑养性请收回封郑氏为皇太后的命令，明光宗从其请。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世仪、御史刘宗周乘势而起，上书方从哲，指斥他误用崔文昇，说明光宗大病不起，是由于服用泻药的缘故。斗争的目标，随着郑贵妃的移宫和停封，而转移到方从哲身上。方从哲（1562—1628），字中涵，祖籍浙江德清，家于京师，人称其为“浙党”。他为万历十一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自万历四十三年迄泰昌元年十二月，连任内阁首辅七年。“性柔弱，不能任大事”
。为相期间，无所建树，声名狼藉，是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政敌之一。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中叶，首领是被罢官的无锡人顾宪成，曾在政府中一度掌权。与其相对立的是以浙江人、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后来又出现齐党（山东）、楚党（湖广）。浙、齐、楚三党俱以攻击“东林”为己任。沈一贯去政以后，方从哲成为“浙党的首领”。“齐党”的首领亓诗教是他的学生。至万历末年，齐、楚诸党因内部矛盾重重，势渐衰落、分化。明光宗即位，东林党人的势力得到恢复。当明光宗命方从哲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时候，廷臣群起反对，而方从哲依违其间，引起东林的极大不满。现在明光宗同意收回封郑的诏令，这在方从哲看来自然也是自己的失败。他凭借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十分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从此，更加小心翼翼地讨好明光宗。
八月二十一日，明光宗召太医院内官诊病，赐库银六十两。当时京师流行一则民谣，叫作“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讽刺这些都是废物。明光宗服了太医院医官开的药以后，病情也没有见好。这一天，方从哲因请假未入宫问安。第二天一大早，他便上疏说：臣已询问医官，得知圣体膳食减少，兼有痰喘，恳请圣上一意调养，不要过分劳累，服药尤须慎重。以往有人说治病以服药有效为上策，以不服药保养为中策。一旦欲寡心清，则元气自固。若用药不当，其害将不可言。惟望圣明留览。
方从哲一再奏请“寡欲清心”，本意是为“依阿自守，保持禄位”。但是从他的话里，人们却不难想见明光宗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倒在病床上仍然没有停止纵欲。即使病入膏肓，还要服用春药，尽可能地寻欢作乐。
不久，方从哲又乘明光宗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大臣之机，一面极力献媚讨好明光宗，一面请令皇长子朱由校出来会见诸位大臣，准备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见到朱由校以后，立即回奏说：皇长子天姿英伟，这是国家的福气。明光宗大喜，朱由校也暗暗得意。方从哲更为自己善于见机行事、阿谀奉承而高兴。然而，群臣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他的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杨涟专疏弹劾崔文昇，说：“谁实误皇上困顿至此……传闻为内官崔文昇也。崔文昇如不知医，就不当以国家圣人贵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法为有余热则泄之，阳气不足则补之。此事明白易晓。皇上因日理万机，丧事哀痛，精神受到损耗，按医法只宜清补。崔文昇却投用相反相伐的药剂。于是使圣体动履艰难，睡眠、饮食俱困如此。日前外面传言，说是由于近侍蛊惑，皇上起居没有节制。崔文昇借此掩盖其误药之奸，其党还四处散播流言，企图掩饰外面攻击崔文昇之口。崔文昇既加重圣上的病情，又损坏圣德美名，割他的肉亦不足以食。臣听说崔文昇在达官贵人之家调护多年，不闻误用一药。皇上初用崔文昇一剂，便泻、补倒置如此，是有心之误，还是无心之误？有心误，则将他碾成粉末，也不足以赎其罪。如无心之误，岂可一误再误。皇上如何将这样的贼臣留于宫廷之内……恳请将崔文昇发往司礼监究问处分，传示中外，使知圣体不安，全是用药差误所致，以解街头纷纷传言之口。”
杨涟这份奏疏，是东林党人投向宦官的一颗炸弹，也是刺向方从哲的一把尖刀。因为他是内阁首辅，朝廷第一大臣，是他不究治崔文昇，杨涟才要求把崔文昇送法司治罪。明光宗得到杨涟的上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下令第二天在乾清宫召朱由校参加召见。而且一见到各位大臣，就连声说：“朕在东宫感寒症，调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继大丧，典礼殷繁，悲伤劳累。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
所谓“小臣言”，是指外面流传的明光宗病起于女宠。说完，他怕自己的声音太小，各位大臣没有听明白，又叫朱由校重复一遍。朱由校虽然没有读过书，一天到晚只知玩乐，不问政事，但为人倒还聪明。他明白父亲让他重复一遍的用意，不仅是怕大臣们没有听明白，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能记住父亲所说的话。于是他一五一十地重复了一遍。又因为事关重大，他把这些话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这么说。
皇帝都自称自己是万民拥戴的“圣人”“天子”，如果说是被人用药害死，那就是死于非命。这是他们最忌讳的。明光宗说这番话是很费心机的，用意就在于此。他明明一直召医官看病服药，现在却当着各位大臣的面，硬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药，就是为了证明：第一，他的病由来已久，非为药物所误，与医官无关，这与杨涟的说法正好相反；第二，他的病源也不像“小臣”所说的是由于多欲。这两条可以说把所有的疑问都给否定了。前一条的出发点是为崔文昇和方从哲推掉责任，以化解双方的矛盾。后一条和杨涟的说法相同，出发点是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也是他没有怪罪杨涟的主要原因。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改服“红丸”药。这是导致“红丸案”发生最关键的日子。
这天，明光宗在乾清宫的病床上，最后一次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位大臣，交代后事，说：朕难了国家事，诸位大臣当为我尽心分忧，为朕辅佐皇长子要紧，辅他成为尧、舜那样的国君，希望诸臣都用心。又说：朕寿宫要紧。诸位大臣异口同声回答说：“圣寿无疆，何念及此。”贪生怕死，是每一个封建皇帝的共同心理。听到诸臣歌颂他万寿无疆，明光宗一时内心充满着矛盾。他明知自己不能久留于世，但又十分惧怕死亡，企求长生，立刻产生一种摆脱死神的强烈欲望，急不可待地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等人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明光宗在昏迷中听到“仙丹妙药”四个字，不问真假，马上睁开双眼，打起精神，没等方从哲等人说完，就喝令身边的太监速召李可灼入宫。诸臣退到宫外等候。当李可灼应命火速前来的时候，诸臣又跟着入内。
李可灼诊视完毕，仔细说了病源及治法。明光宗大喜过望，梦想起死回生，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叮嘱李可灼慎重用药，万万不可轻举。而明光宗不断催促赶快和药。诸臣再次退到宫外。至日午，进“红丸”一丸。明光宗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连连称赞李可灼为“忠臣”。是时，诸位大臣心怀不安，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宫门外，静候消息。下午三点钟过后，忽见一位太监满面笑容，连蹦带跳地出来传令：皇上服了“红丸”仙药之后，微微出汗，全身上下“暖润舒畅，且思饮食”。至当天晚上，明光宗恐药力不支，命再进一丸。
诸位大臣站了一天，又饥又累，听到皇上病情转好，如释重负，满脸忧愁一扫而光，“欢跃而退”
，心想：今天晚上可以踏踏实实睡个大好觉了。
没想到，次日（九月初一日）五更，天色未明，突然火急传令各位大臣入宫。当大臣们匆匆忙忙赶到宫门口时，明光宗已于卯刻逝世。
明光宗一死，朝中议论纷纷，“红丸案”起。有人说他是服了“红丸”，被害身死；有人说他是久病难治，与“红丸”无关。双方各持一说，争论不休，成为轰动朝野的一个大案。
“红丸”，据说就是红铅，即以红铅为主，参茸为副。“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为什么明光宗初服一丸，病情见好，再服一丸，马上死去？他到底是死于“红丸”，还是另有原因？对此，大致有四种说法：
第一，旧病未愈，又遇上丧事劳累哀毁；
第二，身体虚弱，“兼误医药”；
第三，“全是用药差误所致”；
第四，“惑于女宠，促其大命”。
在分析明光宗的死因时，以下一些因素自然不能不加以考虑：长期受压抑所引起的精神内伤；即位前一连串丧事的打扰；即位后接过烂摊子而产生的焦虑；崔文昇、李可灼等人的药方或许不对症，这些都有可能加速他的死亡。但从前面罗列的健康状况变化看，生活上荒淫无度是导致他过早结束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光宗是在服了“红丸”药以后死亡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就是被“红丸”药害死的。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问题。按照当时明光宗的身体状况，即使他不服“红丸”药，“亦难免于必死”
。“红丸”，实际上是起了掩盖他因荒淫而死的作用，或者说，转移了人们对于他的死因的讨论焦点。
对于明光宗的死，本来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它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一个大案，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并历时八年，成为泰昌、天启二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吵不休的主要内容之一，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此案名为“红丸”，实际是包括李可灼的“红丸”药和崔文昇的通利药。而且从争论的情况看，主要是针对崔文昇的通利药。因此，这个案件的定名本身就有点名实不符的问题。
早在明光宗去世之前，以杨涟等人为先锋的东林党人，就一方面不顾事实，为了维护明光宗的名誉，硬说他不存在纵情多欲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加任何分析，为了击败政敌方从哲，改变浙党把持朝政的局面，在朝廷争得权力，硬说明光宗之死，“全是用药差误所致”。他们的说法，从维护明光宗的名誉来说，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危害更大，等于说这个皇帝是直接被人害死的，是死于非命。这同明光宗生前的说法恰恰相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皇帝是上天的“化身”和“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朱由校虽然由于明光宗突然死亡，朝廷一片混乱，不能及时即皇帝位，但他已经是国中第一人了。几天前，他父亲说的话就在耳边，他当然不会同意“全是用药差误所致”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皇帝是被人有意害死的，是不得人心的。当然，他也不能承认父亲是由于荒淫无度而死，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皇帝缺乏君德。朱由校为了消除这两种说法的影响，为了维护明光宗神圣、完美、高大的形象，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名誉，于九月初二日，命令内阁首辅方从哲拟旨赏给李可灼五十两银子。这就等于公开宣布李可灼无罪而有功，为“红丸”药定了性。
这个消息一公布，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抗争，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投于虚火躁热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而蒙殿下颁以赏格，是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议论也。”
此疏呈上，才改为罚俸一年，而议者蜂起。围绕着“红丸”药是非的斗争，从此正式公开化。
从九月初三日起，先后上疏力主“红丸”之害的，有御史郭如楚、冯三元、刘宗周、焦源溥、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吏部主事吕维祺，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光禄寺少卿高攀龙，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四十余人。他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择其大要有四：
第一，李可灼是庸医，当按庸医杀人治罪。他有意轻用药，方从哲明知其谬而引荐，“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
第二，泻药之害大于“红丸”，崔文昇之罪大于李可灼。崔文昇为郑贵妃心腹，他投药之意即郑氏之意。崔文昇情罪不下于当日张差，而李可灼次之。当寸斩崔文昇以谢九庙。
第三，从张差“梃击”东宫到李可灼进“红丸”，是出于同一阴谋，都是为了谋害明光宗，“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昇之泄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
。因此，“李可灼之药，不合之崔文昇不备；崔文昇之逆，不溯之张差不明”
。
第四，崔文昇、李可灼等人是有组织的“医药奸党”，方从哲是他们的后台。他对李可灼先是赏银奖励，后改宽大罚俸，继而让其养病调理。其罪应与崔、李二人相等。
与方从哲站在一起，力主“红丸”、泻药无害，李可灼、崔文昇无罪的，则有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以及给事汪庆百等人。
朱由校也是站在方从哲等人一边的。他从一开始，就钦定“红丸”为无害，认为崔文昇、李可灼等人是：
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爱君之意。
登位以后，又一再强调他父亲明光宗之死，是由于：
素有弱疾，嗣因皇祖宾天，哀痛劳瘁过伤，以致医药无效。
后来，朱由校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于泰昌元年十二月同意方从哲退出政坛，告老还乡。天启二年（1622）四月，令李可灼送法司问罪，崔文昇发配南京，同年十一月令李可灼充军等。
以上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东林党人的胜利，实则为他们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祸根。他们认为明光宗死于药物，等于公开说他是“不得正其终”。这种言论，在当时无疑是污蔑皇帝的头等大罪。他们满腔怒火讨伐“红丸”，说“红丸”有杀君之罪，但实际上他们对于“红丸”药也同样“不知为何物”。他们既说“红丸”是劫剂，又说泻药之害大于“红丸”，崔文昇之罪大于李可灼，要求寸斩崔文昇。这些都说明他们不但没有弄清事实，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混乱不清的。后来魏忠贤在朱由校庇护下，倒翻“三案”，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些弱点和混乱，一方面借此打击、排斥、杀害他们，另一方面为崔文昇恢复官职，并任他总督漕粮运输，同时恢复李可灼的自由。直到崇祯皇帝即位以后，才将崔文昇逮捕下狱。
明光宗死后，与争“红丸”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更为激烈的斗争，那就是有名的明末宫廷“三案”中的最后一案——“移宫案”。朱由校在这场“移宫”的争论中，经历了由“避难”到正式登基称帝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