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母双亡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明军总兵官杜松、马林、刘綎在辽东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举朝震惊，整个朝廷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明神宗为此天天大发脾气，弄得人人自危，凡事不敢多说一句。

朱由校更是倒霉。是月二十四日，皇太子才人、他的生母王氏病逝。国耻未雪，家难再起，朱由校悲痛至极，把两只小眼睛都哭肿了。王氏一入宫就在东宫侍候皇太子朱常洛，后为选侍。在东宫时，王氏长期遭到皇太子的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殴打，心情忧郁，常常在夜里偷偷哭泣流泪，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以致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明神宗也从来不把王氏放在心里。生朱由校时，礼部建议封她为夫人，明神宗不同意，亲自搬出《皇明典礼》一书作为根据，把她定为“才人”。王氏死后一年半，还是“坟园未建”，死无葬身之地。明神宗也不按照规定追赠谥号。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初八日，明神宗病危时，才对内阁说：王才人死了这么久了，还没有给她造坟墓，“欲行另择，恐迟延岁月”。并问皇太子朱常洛，可否将王才人附葬于太子妃郭氏的坟园之旁。

朱常洛心里很清楚，明神宗表面上是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上是下达命令。他也知道，王才人为他生育长子，对朱明王朝有传宗接代之功，将她附葬于太子妃郭氏的坟旁，显然不符合礼仪。但他又没有勇气反对，便回奏说：才人附葬于郭氏坟旁，“极为便益”。而对于追赠谥号的问题，因为明神宗避而不谈，朱常洛也就只字未提。明神宗得到朱常洛的回奏，夸奖说：“朕见皇太子纯诚，孝敬。心里很高兴。”

七月初八日，明神宗遂命将王才人附葬于郭氏坟园。过后，朱由校以为这样做太委屈了他的生母，问朱常洛为什么要同意明神宗的意见？朱常洛默然不语。朱由校皱起眉头，很不满意。但他似乎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因，知道朱常洛从来是不敢违抗父命的。便没有再问下去。直到他自己即皇帝位，才追谥其母为孝和王太后，迁葬于朱常洛的陵园庆陵。

朱由校的母亲刚刚去世一年，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明神宗皇后王氏也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再过两个多月，从七月初开始，明神宗本人也一病不起。大明帝国的上空顿时阴云密布。七月二十一日，日出时分，有星如盘，自西东流，直犯入日中。天变本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迷信思想泛滥的时代，这种自然现象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预示着大灾大难将要来临。此时，明神宗已有半个月的时间不能进食，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只能依靠药汤维持生命。

在明神宗患病期间，朱由校在他父亲的带领下，曾经几次去弘德殿看望祖父。但由于没得到明神宗的允准，每一次都被守门太监拒之门外。有一次，他们从一大早等到太阳西下，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因此，自明神宗患病之后，他们从未得见。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明神宗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朱常洛一听急了，又带着朱由校兄弟几人再去探望，守门太监还是不让进去。朱常洛父子虽未得到明神宗宠爱，甚至一直受到打压，但是君臣关系和骨肉之情，还是使他们个个痛不欲生。望着那紧闭的宫门，他们心急如焚，可是朱常洛又不敢抗争，从早上到晚上始终眼巴巴地站在大门外，在茫茫的月色下，彷徨不安地等待着。朱由校从中再一次感受到太监是一种可怕的、难以应付的势力。最后，经过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东宫太监王安等人的拼力争取，他们才得以入宫看了明神宗一眼。当时在场的有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张向达、黄克缵、黄嘉善，侍郎孙如游等。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明神宗。朱由校从各位大臣的表情，已经料到他的皇爷爷即将离他们而去了。

鸟之将亡也，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这一天，明神宗临死之前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朕继承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突然病倒不起，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唯是皇太子已经正位东宫多年，实赖诸位大臣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同时，猛然可怜起他的皇长孙朱由校，一改十六年来拒不立他为皇太孙、不令他出阁读书的偏执态度，留下了以下遗嘱：

皇长孙宜及时册立、进学。

过了两天，七月二十三日，明神宗颁布遗诏：皇太子聪明仁孝，英明卓识，君德早成，宜嗣皇帝位。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史称明光宗。改年号为泰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

朱常洛成了皇帝，朱由校的身份和地位自然也要跟着提高一等，由过去的皇长孙进位皇长子。应该册立的，也不再是皇太孙，而是皇太子了。

八月初四日，礼部右侍郎孙如游首先上疏，请速立皇长子朱由校为皇太子。说：“自古继统之君，遵遗训以承天意，无不急于及时册立太子。本部过去曾多次催请册立，且往日皇上（指光宗）在东宫养德时，皇长子（朱由校）朝夕与共，顾复之爱，实以父亲兼母亲；训迪之严，又以父亲兼老师。今日即使有万机待理，其势也不能不早为册立。早令其出阁读书。否则，皇上也会于心不安。先帝（指神宗）册立遗诏，非只为皇长子考虑，亦兼为皇上考虑也。请择吉日，早行册立，国本幸甚。” 据在万历朝大太监陈矩手下的太监刘若愚回忆，明光宗在即位以前对朱由校的态度并不怎么好，始终很“淡薄” ，和明神宗对朱由校的态度相差无几。加上明光宗做事向来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当时明神宗刚死，按规定需要守孝二十七天。二十七天以后，才能脱下孝服。收到孙如游的奏疏以后，明光宗答复说：遵照皇考（明神宗）遗诏，册立应于守孝期满释除孝服以后才能举行。

兵科给事中杨涟，做事一向雷厉风行，最讨厌拖拖拉拉，立即连夜草疏再奏，说：“臣考册立故事，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立英宗为皇太子，时二岁。宪宗在成化十一年（1475）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六岁。孝宗在弘治五年（1492）立武宗为皇太子，时周岁。即先皇（明神宗）正位东宫，亦仅六岁而已。今皇长子年已十六，以皇上御极未及旬余，较诸帝册立为尚早；以皇长子年龄如此，而讲读未就，冠婚已逼，较诸帝正位东宫之日为已迟。” 杨涟还从多方面具体分析了早立太子的重大意义。明光宗看到杨涟的奏文，认为所言甚好，但仍不下诏确定册立的日期。

八月初六日，吏部也上书请册立皇太子。

过了几天，礼部选择九月初九日为册立皇太子的吉日良辰。明光宗允准。

八月初十日，明光宗开始患病，紧急召医官视脉。

八月十二日，明光宗忽然学起当年明神宗对他唱的调子，说皇长子朱由校年幼体虚，须延期举行册立，明年先让出阁读书。诏令说：“皇长子年尚幼，气体清弱。明年先开讲。册立吉典，待释服后择吉举行。”

次日，大学士方从哲接到圣旨，不敢奉行，上疏再谏，说：帝王为宗社大计，莫不以建储为首务。皇上即位之初，首命释服举行册立，明诏一宣，中外欢悦。今奉圣谕，不胜惊惶。考祖宗册立之期，英宗以六岁，孝宗以二岁，武宗则才周岁而已。未有年已十六，而名位未正，谕教未行如今日者。昔日先帝（明神宗）召谕群臣于慈宁宫，元孙（朱由校）时亦在侍，已伟然有成人度，何至今日而仍说体气清弱？况且释服之制，在朝廷为二十七日，礼部选择的九月初九日之吉，释服已除半月有余，正与前旨令谕相合，当允行无疑。伏望仍照前旨，即赐批发，刻期举行，国本幸甚。所奉圣谕，谨藏阁中，不敢宣示。

此疏呈上，明光宗不予答复。 各部大臣、科、道各官再次上疏力请。

十四日，明光宗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 。

十七日，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世仪、御史刘宗周致书大学士方从哲，请册立皇太子，并令其移居慈庆宫（东宫）。

二十六日，明光宗令：进封郑贵妃、西李选侍、东宫册立诸典，当依次举行。

谁也没有想到，大难偏偏于此时降临到朱由校身上。九月初九日册立之期未至，而“一月天子”明光宗先于九月初一日升天。是时的朱由校，除了在皇帝的诏书中和廷臣的章奏里由皇长孙变为皇长予以及身上披麻戴孝之外，其余一点也没有改变：依然是“名位未正”，头顶上光秃秃，没有珠光闪闪的太子帽；依然是“教谕未行”，肚子里空荡荡，没有喝过半滴墨水，比他父亲当年的境遇更为凄楚，在明代皇长孙、皇长子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初一日，短短的四十天里，大明帝国接连死了两个皇帝，这种突然爆发的政治危机，严重地冲击着王朝的统治秩序。而朱由校在短短的一年里，父母相继而亡，特别是其父明光宗即位一月而死，尤其引起举国上下惶恐不安，朝局为之大变。这种局面，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必然是一种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留给他一个破烂不堪的烂摊子。

明光宗，这位金銮宝殿的匆匆过客，在明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没有留下任何足可称道的政绩。

据说，当明光宗龙袍加身的时候，“海内欣然相庆为不世出之圣主” 。朝廷内外，文臣武将，黎民百姓，“忻忻更始” 。陕西巡抚李起元还向朝廷奏报：八月十五日临洮、巩昌之间的黄河水，由浑浊变为清澈，“上下凡数十里，至十七日未时止”。并说这是自正德二年（1507）黄河水变清，而明世宗皇帝应运而生以来，至是计一百一十四年再次变清。所以，“朝野共以为启圣之祥” 。可惜，这些都只是善良的人们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一种良好愿望。明光宗并非“不世出之圣主”，而是一个昏庸之君，甚至还不如他父亲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没有更新朝政的抱负。对此，只要看看他即位以后的治国意向，就不难明白了。

明神宗的遗诏说：“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次考选并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

明光宗的即位诏，洋洋四千七百五十余言，总计三十九条，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面面俱到。但如果把他的即位诏与明神宗的遗诏细细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得好听一些，是对明神宗遗诏的具体化。说得准确一些，完全是遗诏的翻版，毫无新意。他即位以后，首先关心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在明神宗逝世的第二天，立即按照遗诏令进封明神宗宠妃郑贵妃为皇太后。至八月二十九日临死之前在乾清宫最后一次召见大臣时，“仍谕册立皇贵妃”。另一件是多次催促进封他最宠爱的选侍西李选侍为皇贵妃。八月二十六日，他病之将死，仍不忘令“册封李选侍”。按照明朝的祖制，从来没有进封妃子为皇后的，也没有皇帝死后而立皇后的。而且明神宗在世时亦未封郑氏为皇后。同时新君登基以后，只能追封嫡母和生母，郑氏非明光宗的嫡母和生母，且明光宗自己的生母此时尚待追封。因此，这两件事都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后来均不了了之。除这两件事之外，就是不断召医官视脉诊病，以及命令为他选择葬身之地“寿宫”。而对于军国大事，他的动作值得一提的只有以下两点：

其一，争取人心。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一百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这个措施还算得民心，“朝野感动”。

其二，修补内政。八月初四日任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南京礼部右侍郎沈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史、沈二人，原为明神宗所点用，诏令未发。至是，始予召用。 又准从吏部尚书周嘉谟之请，起用因为反对明神宗开矿、征税等而被废弃的官员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完、孟养浩、钟羽正、满朝荐等人。八月十九日，任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何宗彦、刘一燝，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韩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第二天，任命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亦入阁参与机务。当时内阁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史继偕、沈㴶二人均在家乡，至第二年才入京办事。何宗彦、朱国祚二人也在家乡，只有刘一燝和韩爌二人应命入阁。于是经周嘉谟推举，又特别下旨召回前内阁首辅叶向高，但天启元年十月才到达北京。

明光宗嗣位一月，可称为政绩者只有上述两点。这两点各有得失，利弊并存。发银助边，在安定军心方面暂时能起些作用，但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增补内阁大臣，起用被废诸臣，有利于调剂群情，化解异同，加强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也有助于改变“浙党”方从哲一人单独把持朝政的局面，为后来东林党人一度掌权打下了基础。但由此也加剧了宦官与廷臣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他所采取的这两点措施，完全没有超出明神宗遗诏的范围，没有自己的新主张，且都是由原东宫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奏请才实行的。这就足以说明：明光宗从主政的第一天开始，其治国的思路就十分保守，没有一点开拓精神，没有重整河山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摆在明光宗面前的急务应是：军事上，如何摆脱明军在辽东战场上的困境；经济上，如何恢复民力，以维持社会再生产；政治上，慎重用人行政，以振朝纲。这三方面都是明神宗遗诏有意躲开的，也恰恰是明光宗不敢碰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兴起，是满族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辽东战局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明朝一方，对明光宗也不必加以苛责。但是，在后两个问题上多少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而令人失望的是，他在这两个问题上亦无善政可言。

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当时最尖锐的是“辽饷”加派。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四十七年十二月、四十八年三月，明神宗以辽东战争需要为借口，三次加征全国田赋，名为“辽饷”。全国每亩计增田赋银九厘，导致民困不堪，社会动荡，生产衰败。在这方面，明光宗的做法简直使人吃惊：

凡是急需解决的军国大事，他置之不理。在他当国的第二天，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进言：今日事势最亟者有六，而“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之民心不可恃，三者尤为可虑。今天下无一可恃，故“急宜民力之宽”。疏呈上，不予理睬。

凡是奏请大兴土木和催征税粮的，他无不立准。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日，代理工部刑部尚书黄克缵请发银二百万两，修建皇极殿（即奉先殿），明光宗马上同意。此数与他两次所发慰问将士的银两正好相等。八月初九日，户部尚书李汝华奏言：筹饷甚为艰难，征饷又多受到阻挠。本部两次加派田赋，每年每亩共只征到银七厘，先因增兵加派二厘。今外解既稀，辽饷难缓，乞容臣与各省直商议，以万历四十七年准照今年七厘及兵、工二部所加二厘，解其见征者。如有延误，拖欠者，会同巡饷道臣指名参处。明光宗见疏，毫不犹豫地下旨准许。

凡是影响皇室供用的，概不准动。八月初五日，吏科给事中周朝瑞上疏，请留上供金花银，以助军需。他说：今日辽东索赋正急，宜留金花不尽之余，以省内库无益之积。明光宗和明神宗一样贪财溺货，只顾自己享用，不管国家困难。他得疏大为震怒，对内阁说：“金花银两，原系旧制，进内以备典礼等项赏赐俸粮之用。周朝瑞要誉妄言，本当拿问，姑降一级调外任用。”不仅如此，“阁臣上疏力救，明光宗始终不听”。

八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请暂停浙直织造三运。明光宗也不准，命继续解运入京。巡按浙江御史彭鲤化，再请暂缓解运，还是不予批准。

万历晚期，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主要原因是与清军进行辽东战争，军费开支浩繁。吏治腐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八月初六日，御史王槐秀请惩治福建巡抚王士昌贪肆不检，宜予罢斥。明光宗不听，下旨留用。初七日，御史张泼上疏，进一步指出当时官场争权夺利的严重性，说：“自古谈论在官立朝的，都以正直忠厚为本。盖雷同非国家之福气，要以同心体国，则意见自忘，争执自化。据臣留题以来，所见台省诸臣之无事不争，无时不争。始之以争，继之以逐，株连祸结。” 初八日，御史黄彦士进新政十事，一为振肃吏治：“近年来人皆互相竞争，而少有廉耻。风自下流，咎由上作。”奏疏呈入，不予答复。

这一时期，宦官觊觎朝政，左右皇帝，侵犯阁臣权责的现象已有所表现。明光宗登基第五天，兵科给事中薛凤翔就上书提醒他注意：“阁臣之设，原以票拟为职。阁臣以票拟司王言之出入，而天下即以票拟定阁臣之得失。今煌煌天语半繇中使传宣。即圣意速发，固以消中留之端，而王言径行，恐反滋外疑之渐。寺人不许干预政事，祖训极严。而可令口传内旨，启人以不可知之疑乎。愿自今一切旨意，务发阁臣票拟，随览随班，庶无假借之患。” 薛凤翔苦口婆心上疏劝谏，结果还是不予答复。同日，周朝瑞向明光宗献“慎初三要”，头一要为新政用人，特别强调严防重用身边的宦官：“今贤才渐见充盈，然收一才必期得一用，宜令有言责者得尽其言，有官守者勿夺其守。若乃系忠良之手足，而使谀悦为容辈，反得乘憎而营窟穴，则慎初以信任要矣。君之施泽，犹水沃物，一息不贯，立成枯竭。……诚虑及积习智巧之难防，则斥远嬖佞，尤慎初者要之要矣。”

周朝瑞（1580—1625），字思永，山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明光宗嗣位，晋吏科给事中，居官怀忠守正，性好直言。这次上疏，因“词多斥中贵，中贵皆恶之，激帝怒，贬秩调外” 。中贵，就是有权有势的太监，得罪他们往往要遭到打击报复。周朝瑞不仅为此被贬秩调外，而且被他们怀恨在心，是后来被魏忠贤杀害的重要根源。

继周朝瑞以后，御史黄彦士在其所上的新政十事中，再次把“谨防阉寺之变”列为十件大事之一，希望明光宗认真对待。明光宗仍然不采纳。

以上这些奏疏，为人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所谓明光宗“德意独断”“威权自揽”，是人为加工出来的一种虚假现象，事实并非如此，宦官干政的势头已经十分明显。明代宦官干政，发端于洪武朝，永乐间全面渗透。中间经过正统王振、成化汪直、正德刘瑾，至天启时魏忠贤勾结朱由校的保姆客氏，而达到登峰造极。一提起客、魏之祸，人们往往会立刻联想到朱由校。朱由校固有大错，但不能全部归罪于他。追根溯源，客、魏之祸，根在皇权制度，过在明神宗祖孙三代。其中明光宗朱常洛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氏和魏忠贤均在万历时入宫。如果把客、魏二物比作狼、虎，引其入室的是明神宗，为其添翼的是朱常洛，因为客氏入宫后一直在他的长子朱由校身边，而魏忠贤则是朱常洛最宠的西李选侍的心腹，又曾为太子才人王氏（朱由校生母）的典膳。在明神宗祖孙三代中，明神宗与客、魏直接接触有限，朱由校尚年幼无知，朱常洛对客、魏的所作所为应最为了解。他虽无权，但凭借其皇太子地位，管教、约束客、魏还是不成问题的。正是由于他的姑息，客、魏的势力才得以崭露头角，羽毛日益丰满。当时廷臣一再请远嬖佞、严阉寺之变，主要就是针对魏忠贤等人。朱常洛不听，终于埋下隐患。

明光宗从登基第八天开始，即病倒在床，不理国事。至九月初一日逝世，终年三十九岁。从他即位到病死，为时整整一个月，所以史称“一月天子”。对这位“一月天子”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

明代一些官僚认为，明光宗不仅在继位之前已经洞悉“闾阎之疾苦”“边垂之艰危”， 对国计民生和边防军事了如指掌，具备了治国治民的本领，而且说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政，锐意勤民” ，“惟日不足”，“虽临御仅浃三旬，而德教已加四海” ，是“一月天子，万年圣人” 。这种对皇帝的歌功颂德是不足为怪的。忠君，是每一个封建官吏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对明光宗言过其实的颂扬，是奴才对主子的恭维。

清初一些人对明光宗的评头论足，一般说来都是就事论事。如，《国榷》的作者谈迁说：“圣性惇博。即位之后，曲遵遗旨，而迟回于贵妃之册立。” 《明史》的作者说：明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这些评论的共同特点是褒中有贬。之所以歌颂，是因为他们终究是封建士大夫，不能不烙上“忠君”的思想痕迹。之所以有批评，是因为他们毕竟离明亡不远，且有人直接生活于明清之交，有许多亲身的见闻，贴近实际，了解当时的一些客观情况。

近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取得共识。有人说：明光宗在位“于朝事无所补裨，而惑于女宠，促其大命。为当时党局造成红丸、移宫两案，作反复祸国之资。” 有人则认为，在明光宗当国之日，朝政由混乱转向清明，他的贡献不容忽视，“确实应该说是一个有相当作为的皇帝”。

“衡量人物，高下在心。”明朝初年的皇子，多数都能走出宫殿，投入实际，或练兵，或统军征战，或领兵守边，或在内监政。明光宗不是这样，他始终没有走出过宫殿。从他在位一个月的治国意向，联系到他的性格特征、文化素质、生活环境、精神状态，可以这样说：他在世整整三十八年，前十九年，他所关心的是能否被立为皇太子，为此终日惶惶、小心谨慎、逆来顺受；后十九年，他所关心的是守住自己的皇太子地位，为此情绪低沉，无所事事，沉湎酒色，对于军国大政并不关心。登基称帝以后，他在东宫岁月积淀的心理压抑，虽然得到解脱，但是长期形成的只知忧虑、毫无开拓进取的状态依然未改。从根本上是经世无方，治国乏术。他所推行的还是其父明神宗的苛政政策，经济上继续维持“辽饷”加派，保障内府供用。政治上，“贤奸杂用”，没有“谨防阉寺之变”，为天启一朝宦官擅权乱政种下了祸根。同时，他兴居无节，专好女色。如果他不早死，其父明神宗的嗜酒、恋色、昏懒，其子朱由校的贪玩和不问朝政的劣根性，势必将同样体现在他身上。

由于明光宗是服了“红丸”药以后病亡的，他一死，大明朝廷就发生了有名的“红丸案”。围绕着这个案件，统治集团部又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朱由校为了维护他父亲的名誉和保护宦官的势力，坚决支持“红丸”药“无害”论。 53322ILlJd2ppnlsAYODRLxgywmrEhsxqRfaIFZ3qXQXluHmCLIfZOjeOAASOY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