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集子汇编的文章写作于1935年和1936年（那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极少。这一版本长期以来都很稀有，我也一直拒绝重印《反与正》。

我的执着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原因。我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任何东西，但我一直觉得它们的形式较为笨拙。我对艺术所抱有的偏见（我会在后面就此做详细解释）长期以来一直阻止我考虑将它们再版。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自负，甚至会让人以为我的其他作品已然无缺。需要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吗？相较于其他作品，我只不过是对《反与正》的笨拙之处更加敏感罢了，我并没有忽视其他作品所存在的不足。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我只得承认，《反与正》涉及且略微暴露了我心中最珍视的主题。与其文学价值相关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我可以公开地表明，这个集子对我而言还具有巨大的见证价值。我说的是“对我而言”，因为它是在我面前进行见证的，而且它还要求我具备一种忠诚，这种忠诚的深度与难度只有我一人知道。我想试着说说其中的原因。

布里斯·帕兰 常常声称，这个集子收录了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帕兰错了。我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之所以说他错了，并不是出于每个艺术家在面对那些喜欢其过去样子胜过当下样子的人时都会显出的那种不耐烦。不是的。他之所以错了，是因为人在二十二岁时是几乎不懂得如何写作的，除非他是个天才。但我理解帕兰——这位博学的艺术之敌、满怀怜悯的哲学家——的意思。他想说的是，与后来的作品相比，这个集子笨拙的纸页间蕴含着更多真实的爱，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

因此，每个艺术家都在内心深处保有一泓独特的源泉，它滋养他终身，塑造他的模样，为他提供他所说的话。当源泉干涸，你就会看见其作品渐渐干瘪、开裂，化为艺术中的不毛之地，再也没有无形的水流来浇灌它。满脸胡楂，头发变得稀疏且干枯，这时的艺术家已然成熟，沉默不语，或足以供千篇一律的沙龙享用。至于我，我知道我的源泉存在于《反与正》之中，那是一个贫困与光明的世界，我曾在那里生活了很久，关于它的记忆至今仍保护着我，让我免遭两种相反的危险——怨恨与满足——的威胁，它们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

首先，贫困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就连我的反抗也被它照亮。我想我可以童叟无欺地说，我的反抗几乎一直是为了所有人，为了所有人的生活都能高翔于光明之中。我不确定我的心是否生来就具备这种爱，但环境帮助了我。为了纠正一种天生的冷漠，我被置于贫穷与太阳之间。贫穷使我无法相信太阳下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好的；太阳让我懂得，历史并非全部。想要改变生活，可以，但不能改变世界，我已把世界奉为神明。也许，我就是由此开始从事这一困苦的事业的。我身处其中，天真地踏上一条钢丝绳，在那里艰难地前行，不确定是否能抵达终点。换言之，我成了一个艺术家，毕竟，艺术创作既离不开抗拒，也少不了妥协。

无论如何，那支配着我童年的美丽炽热使我从未有过怨恨。那时的我生活于窘迫中，但也生活于一种快乐中。我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我只需为它们寻找一个着力点。阻碍这些力量的并非贫困——在非洲，大海和太阳一文不值。阻碍往往存在于偏见或愚蠢中。在那里，我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养成了一种“卡斯蒂利亚式作风”，这对我造成了很多损害。亦师亦友的让·格勒尼耶常对此进行颇有道理的嘲讽。我曾试图纠正这种作风，却只是徒劳，直到我意识到，这种作风也是天性使然。所以，对我而言，与其如尚福尔 所说，为自己设定一些强于性格的道德原则，不如接纳自己的骄傲，并尽力让它为自己服务。但经过对自己的一番审视，我可以证明，我们之中最普遍的缺点，也就是嫉妒，从未位列我那么多的缺点之中，那才是社会与学说中真正的毒瘤。

有幸拥有这种免疫力并非我的功劳。首先，我将它归功于我的家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但又几乎什么都不嫉妒。这群大字不识一个的家人，通过他们仅有的沉默、沉稳和与生俱来的质朴内敛的自尊，给予了我至高的教诲，这些教诲至今一直存在。其次，我自己忙于感受，无暇梦想其他的事物。直到现在，当我在巴黎目睹一种大富大贵的生活时，它依旧常常鼓动我与此疏离，并生出一种怜悯。我们发现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公，但其中有一种我们从不提及，那便是环境的不公。长久以来，我在不知不觉中一直是这种不公的受益者。在此，我已经能听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慈善家的谴责声了——如果他们能读到我的作品的话。我企图把工人当作富人，把资产阶级当作穷人，以便将前者的受奴役状态和后者的权力维持得更为长久。然而，并非如此。相反，当贫穷与这种既没有天空又没有希望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时，最大的，同时也是最能引起反抗的那种不公就被消解了。成年后，我在我们城市边缘的那些可怕的郊区目睹过这种生活。我们的确应当竭尽全力地让这些人摆脱贫穷与丑陋的双重羞辱。我出生于贫苦的工人街区，然而，在目睹我们那些冷酷的郊区以前，我不知何为真正的苦难。就连阿拉伯人那种极端的贫穷都无法与之相比，因为天空的差异。我感觉，一个人一旦目睹过工业郊区，就会觉得自己被永远地玷污了，同时也觉得自己应对它的存在负责。

以上所说的内容，其真实性在如今丝毫不减。我有时会遇见一些生活在巨富中的人，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有多少财富。然而，我必须耗费一番力气才能够理解，有人竟会嫉妒这样的财富。很久以前，我曾花费一个礼拜的时间，尽情享受属于这个世界的丰盈财富：我们睡在露天的海滩上，以水果充饥，并在一片荒凉的水域里度过了半天的时光。在那段时光里，我懂得了一个真理，它一直促使我以讥讽、不耐烦，甚至是暴怒的态度，来对待舒适或安逸的征象。尽管我现在生活得无忧无虑，无须为明天而担心，因而可以说是享有特权，但我仍然不知如何占有。不需要我主动寻找，我所拥有的东西总会呈献予我，而我却无法留住其中的任何一样。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由于挥霍无度，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精打细算：我吝啬于此种自由，因为一旦财富开始泛滥，这种自由就会消失无踪。在我看来，最大的奢侈总与某种贫苦相伴而行。我喜欢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那种不加装饰的房屋。我最喜欢的生活与工作场所（更加非同寻常的是，这也可能是我死亡的场所）是酒店房间。我一直无法沉溺于所谓的室内生活（这常常是内心生活的反面）；所谓资产阶级式的幸福令我感到无聊与惊恐。但此种无能没有任何光彩之处，它没少助长我的坏毛病。我不嫉妒任何事物，这是我的权利；但我也并不总会在意他人的嫉妒，而这使我失去了想象力。也就是说，使我失去了善良。的确，我曾立下一条格言，以供我个人使用：“人应当将道德原则应用于大事上，至于那些小事，只需抱以仁慈即可。”唉！人们立下一条条格言，只是为了填补其本性的漏洞。在我这儿，我所说的仁慈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作冷漠。其效果可想而知，并不那么神奇。

但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即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嫉妒。甚至后来，当一场大病暂时将能改变我的一切生命力夺走，给我带来许多无形的缺点和新的短处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和气馁，而并未有苦涩。这场疾病无疑给我增添了其他的桎梏，使我原有的桎梏变得更加沉重。它最终助长了这种心灵自由，使我与人类利益保持着微小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始终免于怨恨。自从我开始在巴黎生活，我明白了这是一种至高的特权。但我无拘无束、无怨无悔地享用着它，至少到现在为止，它照亮了我的整个生命。譬如，作为艺术家的我是在赞美中开始我的生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谓人间天堂。（我们知道，今日法国的惯例与此恰恰相反，为了开启甚至结束文学生涯，你必须选择一个艺术家来嘲笑一番。）同样，我所怀有的对人类的激情从来不是“反对”。我所喜欢的人从来都是比我好、比我伟大的。我曾经历的贫穷不曾教授我怨恨。相反，它教授我某种忠诚，以及沉默的坚韧。如果我曾经遗忘这些，那么一定是我或者我的缺点造成的，而非我出生的那个世界。

也正是那些年的记忆，让我在从事我的职业时从未感到满足。在此，我想尽可能简单地谈一谈作家们通常三缄其口的那些事情。我甚至不会提及我们也许会在一本成功的书或一页成功的文章中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艺术家体验过此种感觉。就我而言，我觉得自己不曾从重读一页已写就的文章中获得过任何一丝快乐。我甚至愿意承认——就算被当真了也没关系——我的某几本书的成功始终令我感到讶异。当然，你会渐渐习惯于此，这并不是件多么光彩的事。然而直到今天，与某些在世作家相比，我依旧觉得自己只是个学徒，我以他们真正的成就衡量他们的位置。我曾于二十年前将本集子收录的文章献给其中排在前列的一位 。作家当然有快乐，他们为之而生，这些快乐足以满足他们。但对我而言，这些快乐来自构思成型的那一刻，来自主题显现、作品结构在突然敏锐的感觉面前浮现的那一秒，来自想象力与智慧完全融为一体的美妙时刻。这些时刻转瞬即逝。然后就只剩下执行了，也就是经受一场漫长的刑罚。

从另一个层面看，艺术家也会因虚荣而快乐。作家总体而言是个虚荣的职业，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不过，我这么说，并非出于鄙夷，而是因为略感遗憾。在这一点上，我与别的作家相似。谁能够自称没有这种可笑的缺点呢？毕竟，在一个嫉妒与嘲弄盛行的社会，我们的作家终有一天会被讥笑淹没，为这些拙劣的快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实际上，在我二十年的文学生涯里，我的职业为我带来的此种快乐寥寥无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少。

在《反与正》中能瞥见一些真相，对于这些真相的记忆使我一直无法将这部作品从容地公开发表，并促使我频频拒绝，而这些拒绝并不总能让我交到朋友。对恭维或致敬视而不见，会让恭维者以为你瞧不起他，而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在怀疑自己罢了。同样，要是我显出一种在文学生涯里常常碰见的既严厉又讨好的混合态度，甚至像其他好多人那样夸大其词，那么我就能收获更多的同情，因为我终于加入游戏了。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并不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吕邦泼雷 和于连·索雷尔 的雄心常因天真和谦虚而令我不安。尼采、托尔斯泰和梅尔维尔 的壮志恰因失败而令我震撼。在我内心的隐秘处，我只有在最穷苦的生命和最伟大的精神冒险面前才会自觉谦卑。而在今日，处在两者之间的是一个令人发笑的社会。

有时，那些剧院的“首演”是唯一可以让我遇见“全巴黎”的地方——人们傲慢地将巴黎社会的上流人物称作“全巴黎”。在这些首演场中，我有时觉得观众快要消失了。这群上流人物似乎并不存在，令我感到真实的是另一群人——一帮朝着舞台大声叫喊的大人物。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落荒而逃，我必须记得，这群观众每人也都有一场与他自己的约会；他知道这一点，并且过一会儿必定会去赴约。他又一下子变得与我情同手足了：孤独能将被社会分化的人团结起来。既然如此，该如何讨好这群上流人物，获得他们可笑的特权，称赞每一本书、每一个作者，觍着脸向正面评论表示感谢呢？为什么要试着收买对手？尤其是，该以怎样一副面孔来接受那些恭维与赞美呢？法国社会（至少是当着作者的面，因为他走了……）已将恭维与赞美滥用到与保乐 和八卦杂志等同的地步了。这一切我都做不到，这是事实。也许我内心充斥着这种恶劣的傲慢，我很清楚它的大小与力量。可假如仅仅是这样，假如仅仅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那么我觉得，我反倒会肤浅地享受那些恭维，而非不停地自找麻烦。不，我的确和其他人一样有虚荣心，但它主要是在面对有一定道理的批评时才起作用。我很清楚，面对恭维时，我的样子显得呆头呆脑、忘恩负义，但这并非出于骄傲，而是出于一种涌上我心头的奇特感觉（同时还有一种深深的冷漠，它附着在我身上，就像一种天生的缺陷）：“重点不在于这些……”不，不在于这些，这也是为什么名声有时如人们所言，让人如此难以承受，以至于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带有恶意的快感，想要用尽办法来丢掉这名声。然而，时隔多年，当我为了这次再版而重新阅读《反与正》之后，在某些篇章前，尽管笨拙犹在，但我本能地觉得，重点恰恰在此。此处指的是那个老太太，一个沉默的母亲，贫穷，洒在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孤独却充盈的爱，一切在我看来见证了真相的事物。

自写就这些篇章以来，我变老了，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知晓了自己的极限，几乎了解了自己身上的所有缺点。我对他人了解得却很少，因为与他们的反应相比，我对他们的命运更感兴趣，而他们的命运在不断地重复。我至少了解到，他们是存在的，而我如果无法将自私之心摒弃，那就应当让它变得更加清醒。享受自我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是明白的，尽管我在这方面天赋异禀。如果孤独的确存在——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有权像向往天堂那样向往它。和大家一样，我有时也向往它。但有两位宁静的天使一直禁止我进入那里：一位长着朋友的面孔；另一位有着敌人的模样。是的，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还全然了解——或者说或多或少有些了解——爱的代价。但关于生活本身，我如今知道的不比《反与正》所呈现的要多，尽管后者的手法很笨拙。

“若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爱恋。”我曾在这些篇章中不无夸张地写道。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说的有几分正确；那时的我还未曾经历真正的绝望时刻。后来，这样的时刻降临，摧毁了我心中的一切，却恰恰没有摧毁我对生活的无节制的渴望。这种既丰产又具有毁灭性的激情甚至回响在《反与正》最阴暗的篇章里，而我如今依然受其折磨。有人曾说，在一生中，我们仅能真正地生活几个时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错误的。因为那种饥渴的热情——你会从下面的篇章中感受到——不曾弃我而去，而归根结底，它就是生活，它既包含了生活最好的一面，也包含了最坏的一面。无疑，我曾经想要修正它对我产生的坏影响。和所有人一样，我曾勉勉强强地试图用道德来修正我的本性。唉！让我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的正是这些尝试。有时候，拥有些许精力的人们最终走上了依照道德做人的道路，而非依照道德存在的道路。我恰恰就是个拥有些许精力的人。而在充满激情的时候梦想着道德，就等于在谈论着公正的同时献身于不公。我觉得人类有时就像一种行走着的不公：我想到了我自己。假如我现在觉得自己在所写的文章里有什么欺骗自己或者他人的地方的话，那一定是没能诚实地将我的不公大白于天下。毫无疑问，我不曾说过自己是公正的。我只说过要试着成为公正的人，而且我也说了，这是一种苦痛和苦难。但区别有那么大吗？一个无法让公正主导自己生活的人，他真的能鼓吹公正吗？倘若我们至少可以依照“荣誉”生活就好了，尽管那只是不公者自诩的美德。可我们的上流社会却把这个词视作淫秽之词；“贵族”一词成了文学界和哲学界的脏话。我不是贵族，我的回答在这个集子中：这里有我的亲人、我的老师、我的后裔；通过他们，这里又有了可以将我与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然而，是的，我需要荣誉，因为我没有伟大到可以忽略它的程度！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要说明，自从这个集子问世以来，我行走了很多，却没怎么进步。很多时候，我自以为在前进，实际上却在后退。但是，最终我的错误、我的无知和我的忠诚必会把我带回经由《反与正》开辟的这条老路。你可以从我此后的所作所为中看见这条路的踪迹，而我一直——譬如在阿尔及尔的某些早晨——在这条路上行走着，伴着同样的微醺。

既然如此，为何长久以来都拒绝将这份见证付印呢？首先是因为我在艺术层面心存抵触，这与别人心中那些存在于道德层面或宗教层面的抵触类似。这一点必须反复强调。作为自由本性之子，我对禁止——“这不能做”的观念——是十分陌生的。可它却作为一种严格艺术传统的奴隶存在于我心中，而且是个仰慕我的奴隶。也许正因如此，这种不信任与我内心的混乱状态为敌，所以是有益的。我了解我的混乱，那是一种由某些本能而产生的暴力，一种我可以委身其中的无情的放纵。为了将艺术品建造起来，首先必须利用这些黑暗的灵魂力量。我不得不开凿运河以引导这些力量，在它们周围筑起堤坝，这样它们的水流才能随之高涨。但即使是在今天，我的堤坝依旧筑得太高。有时候，那种呆板态度就会从中而生……简单来说，在我的言行建立起一种平衡状态的那一天，也许也将在那一天——我不太敢把它写下来——我能建造起我所梦寐以求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它将在某种程度上与《反与正》相似，而且它将论及某种形式的爱。于是你也就可以理解我将这些年轻时代的文章藏在自己身边的第二个原因了。那些对我们而言最珍贵的秘密，我们常常将它们托付于笨拙与混乱之中；同样，我们也会在一种过于做作的伪装下出卖它们。最好的方法是等待自己成为专家，从而可以赋予它们以形式，不停地让人们倾听它们的声音；等待自己学会以大致均衡的分量将本性与艺术渐渐结合在一起。总而言之，等待自己存在。因为存在意味着能同时做好一切事情。在艺术中，一切都同时出现，或者什么都不出现。没有火焰就没有光芒。司汤达某日写道：“然而，如果我的灵魂不能燃烧，那它对我而言就是一团作痛的火焰。”在这一点上与司汤达相似的人们，他们只应在这熊熊火焰中从事创作。在火焰顶端，呐喊声腾云直上，创造出一个个词语，这一个个词语使那呐喊声在其间回响。我在此谈论的，是我们所有人日复一日等待着的东西。我们这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艺术家，但确信自己不会是其他东西的人，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它，只有这样，我们最终才能同意继续活下去。

所以，既然要等待，而且可能是徒劳的等待，我如今又为何同意出版此集子呢？首先是因为，有些读者找到了说服我的理由。 然后是因为，在艺术家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降临——到那时，他必须明确自己的处境，接近自己的中心，然后努力留在那里。今日的情况便是如此，我无须再多说什么。假使有一天，在为建立一套语言，使神话变得鲜活而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后，我依然没能重写《反与正》，那么我也绝不会落到一事无成的地步，这便是我暗地里的信念。总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梦想自己会成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设想，将一个母亲古怪的沉默和一个男人的努力置于作品的中心，以找回一种可以平衡这沉默的公正或爱。在这关于生活的梦想中，呈现在你眼前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相，然后又把它丢失在死亡的土地上，历经战争、呐喊、公正与爱的疯癫，以及最终到来的痛苦，以图回到宁静的家乡，在那里，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沉默。呈现在你眼前的还有……是的，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梦想，即使是在放逐期间，因为我至少确确实实地明白：一件人类的作品无非是一条漫漫长路，你走在这条长路上，为的是经由艺术的迂回曲折找回两三幅心灵初开时简单而伟大的图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历经二十年的创作与产出后，我继续抱着这样的观念生活：我的作品甚至尚未开工。在此再版之际，我重新翻开了首批诞生于我笔下的作品，在此我便认识到，我首先想要传递的正是以上的观念。 4D2laLLGb4H0LgurijXOcNww6JUBK/R7wpwwmuOo7B58Cv5jOBtkkXcLf++iMF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