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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毒性羞耻感破坏力的深入研究，我发现这种羞耻感直接触及了古老的神学和形而上学中的邪恶问题。准确地说，邪恶问题应被称为邪恶之谜。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邪恶缘何而生。几个世纪前的西方犹太基督教将邪恶比作恶魔或撒旦（堕落天使），但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像魔鬼或撒旦这样纯粹邪恶的存在是《圣经》发展到后期才出现的。在《约伯记》
中，撒旦的职位相当于神的地方检察官，负责考验那些受到神祝福的人（如约伯）是否忠诚。
在波斯人征服犹太人期间，人们把《约伯记》中的撒旦与波斯人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
的二元神论融合在一起，二元神中一个是善之神，即至高无上的创世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另一个是邪神阿里曼（Ahriman）。这种两极分化的二元论中也存在于艾赛尼派神学，在基督教中占据一席之地，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与堕落天使撒旦为了争夺人类灵魂而不断较量。
现代基督教《圣经》学者、神学家和哲学家已将撒旦的形象和地狱之火进行去神学化。但是邪恶并没有因为魔鬼的去神学化而消失。相反，在20世纪，曾出现的种族灭绝主义加剧了邪恶的传播蔓延。这些充满邪恶的统治形成了一种集体阴影，而世界各族人民面对这些邪恶时，又是多么的天真和无知。
否认邪恶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后天习得行为。作为一种应对机制，人们总是会本能地否定邪恶的观念。
然而邪恶确实真实存在，是人类永远需要面对的生存条件。哲学家恩斯特·贝克（Ernst Becker）在《逃离邪恶》（ Escape from Evil ）一书中说：“否认邪恶的存在是人类永远需要承受的痛苦，恐怕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思想。”他说，否认邪恶的存在其实就是将邪恶带到了这个世界。历史上，人类看不清邪恶的真实面目，从而导致了巨大的不幸，相关事件数不胜数。人们自以为在行善，但实际上不仅没有铲除恶，反而带来了严重的苦难。
虽然恶魔、撒旦和地狱之火已由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去神学化，但邪恶造成的强大集体影响力依然存在。许多神学家和心理学家将邪恶比作人类生活中的恶魔，呼吁我们注重个人的整体性和自我意识，尤其是我们内心的毒性羞耻感或心理阴影——由于它让我们痛苦到难以忍受，所以我们会无意识地将其隐藏起来。他们还提醒我们要警惕善恶的二元对立和两极分化。卡尔·荣格写道：“我们须谨防将善恶置于绝对的对立面。”凡人均有善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无论善与恶，都是一种评判，而“我们无法确保每一次评判都正确”。
道德抉择带来的折磨，无人能幸免。过去，在父权制社会出现前，人们认为道德评价是建立在明确的道德准则之上的，善恶明晰。然而现在我们知道，无论是父权制还是宗教，都可以做出残忍且暴力的决策。道德决策没有明确的准则，最终由人随意发挥（具有创造性）。我有一本关于道德智慧的新书，在书中把这种父权制称为“顺从文化”，并提出了一种德性伦理观点，以应对这种道德极权主义。从结构上来说，邪恶超越了任何一个个体的恶意。就我所知，信仰奥古斯丁主义
的格雷戈里·鲍姆（Gregory Baum）神父，是第一个将邪恶称为“恶魔”的人。
邪恶最初可能始于善意。人们真诚地以为自己是在行善，在为铲除邪恶而战，但最后可能会以令人发指的邪恶行为收场。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说：“人生不是脱离恶，才能成就善，而是尽管有恶，依然为善。”人世繁杂，没有纯粹的善。那些自诩绝对善良的人，其实是自欺欺人，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邪恶的始作俑者。
我在本书修订版的序言中提到过，羞耻感有可能使人类的恶达到极致，也有可能使人类的善达到极致。就这一点而言，羞耻感就具有恶魔性。心理学家斯蒂芬·A.戴蒙德（Steven A.Diamond）说：“‘恶魔’是指任何能够控制整个人的自然功能。”羞耻感是一种自然感受，正常情况下，发挥着监控一个人的兴奋或愉悦程度的作用。但是，如果羞耻感受到高压、崇尚完美主义的宗教和文化的侵蚀，尤其受到基于羞耻感、作为宗教和文化中介的源头人物的影响时，羞耻感就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象征。将羞耻感内化于心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天生就有缺陷、有瑕疵、身份低劣。这种感觉令人痛苦至极，于是人们就会调出防御脚本（或策略）以掩盖这种羞耻感，这些防御脚本（或策略）正是暴力、犯罪、战争和各种成瘾行为的根源。
本书第一部分将着重描述羞耻感如何成为自我厌恶、对他人的憎恨、残忍、暴力、野蛮、歧视行为和各种破坏性成瘾行为的根源。将毒性羞耻感内化于心，便是人类生活中恶魔存在的一个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