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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增加会稀释它对比其他商品的交换率，令金钱的购买力下跌，这就是通货膨胀。
以美元为例，自从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授权美联储可以控制货币供应以来，100多年前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当下大约28美元，购买力下降了93%。美元的购买力会在某一天降至零吗？我不知道，但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于2022年年初曾说过，在通胀长期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将资金存放在货币市场的投资者应该假设，“未来100年内，相信美元会降至零”（over the next hundred years, the currency is going to zero）。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的货币发行量（monetary base）在过去几十年里显著增加。
从正面来看，增加货币发行量是因为随着人口及生产力的上升，经济的总量有所增加，便要增加相应的货币来反映经济总量。而且，增加货币发行量可以激励大众投资，从而转变大众认为囤积货币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购买力的想法。不过，当货币发行量的增速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时，这种超量发行货币的做法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
生产效率成美元信心的关键
相比1959年的情况，如今的货币发行量暴增，但美元的购买力却下降了。比较一下货币发行量的增速和购买力下降的速度，为什么购买力下降的速度会稍微慢于货币发行量的增速呢？这是因为社会分工及科技的进步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产出。随着科技继续进步，我们能够预测生产效率会继续提升，潜在总产出也会继续增加。这正是美国每次都能够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如果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增加货币供应、降低资金成本，便能够刺激投资及经济活动。投资将带动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社会经济总量得以增长。可见，促进科技持续进步的背后因素，一直是支撑美元信心的磐石。在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生产效率至为关键。
虽然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却没有随之下降。研究机构视觉资本（Visual Capitalist）发布了一个研究，标示出在不同年代美元的购买力变化：1913年，1美元能够买30块好时巧克力，当年人均收入大约是700美元每年；如今，1块好时巧克力大约是2.4美元，而人均收入大约是53490美元每年。20世纪10年代，一年收入可以买到21000块好时巧克力，而如今一年收入能够买到22288块好时巧克力。
再比较一下两个时代的贫困人口变化：20世纪10年代的美国大约有三成人口被归类为贫困人口，而2023年的贫困人口比例只有12.9%，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在100多年间下降了逾半。换句话说，如今能够买得起好时巧克力的人口比例较1910年高出一倍多，人均收入能买到好时巧克力的数量也超过1910年。
这个例子显示，随着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相应提高了。反之，如果巧克力的价格维持在100多年前的水平，又或者巧克力的价格增幅远低于大众收入及经济总量价值的增幅，今天还会有人生产巧克力吗？
货币发行权与财富盗窃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几千年来的货币制度都是“国家货币制度”，由国家选择货币、制定责任，并以该货币的单位计价和发行货币。因为货币的发行权，相当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政府能够通过增发货币令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利用通货膨胀，无声无息地没收人民财富，凯恩斯形容这种财富转移的方式是政府施展的“财富盗窃”。
中国香港曾经历过由当权者借着通胀，私自转移人民的财富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日占时期，日军宣布私藏港元违法，以日元军票取代在中国香港邻近中立地区仍被承认的港元，强制收回港元钞票，后用于境外物资的购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大规模发行的日元军票令中国香港经历灾难性通货膨胀便是最明确的例子。如果将1943年5月与1941年9月的物价作比较，砂糖价格升了19倍、食用油升了15倍、白米升了10倍、纸类升了15倍。争取日本就日占时期对中国香港受害者赔偿的中国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刘文更曾透露，1945年时出现过单日米价大幅浮动的情况，早上为每千克200日元军票，下午升至每千克400日元军票，晚上涨至每千克1000日元军票。
政府的角色与个人或私人机构有很大差异。个人及私人机构的收入或盈利均来自生产，而政府的收入则主要来自征收，例如税务及其他费用。但征费或课税（征税）往往是不受欢迎的，那政府要怎么做到不增加征费或课税而增加收入？当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后，便能够通过发行货币收取通货膨胀税，这是一种隐蔽性的税收。当政府的财政开支持续增加，但财政收入不能相应增加时，国家预算便会出现财政赤字。但政府也不能过度提高赋税，以免市场投资热情低迷，最终令政府收入不增反减。这时政府可以向银行透支，并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整体已发行的货币量增加，民众手中的钱的购买力会相应下降，相当于民众财富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减少，最终民众对社会资源（财富）的持有份额被转移到政府手中。
这有点像在股票市场中，大股东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方式向自己配售新股，令小股东的应占权益减少。在股票市场，股价会因为股票发行量增加而下跌，小股东很容易察觉到自己被剥削。但在整体经济中，政府通过货币发行的方式把社会资源（财富）转移给自己，这只会在若干时间后反映在商品的价格上，而且，由于商品的价格也受各自的供需因素影响，民众很难察觉自己的财富被稀释。
通胀环境加剧贫富差距
通胀税的出现，会加剧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因为稀释作用会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现，社会中每个人所累积的财富及资产类别不同，稀释作用也会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因为被稀释购买力的是货币本身，如若一个人的财富大部分都是实体资产，例如房屋、汽车等，那他的实际财富不但没有被稀释反而会增加。
稀释效应（又称消滴效应）对不同社会参与者产生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差异，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例如，企业家能够因成本上升而提高销售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劳工阶层的加薪时间往往滞后，加薪幅度很可能追不上商品的加价幅度。那么，在通胀情况下，劳工的生活成本压力会更大。
相反，若一个人的财富大部分是货币，由于货币供应量增加，被贬值的是货币本身，那他会是较大的受害者。货币购买力的稀释效应，会令货币未来的价值较今天低。很显然，较早获得资金的人，会比较迟取得资金的人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资金被长期合约套牢的人，例如年金、人寿保险、定期存款、长期债券的持有者，会是在通胀情况下财富被稀释得较多的一群人。
根据美联储的公开数据，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家庭净资产值大幅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向市民直接发放现金。但多数人只能把纾困金用在偿还债务和交租上。底层人民因为没有参与股市，无法通过上升的股市令资产增加，这群人的财富水平从2006年以来只有轻微变化。但最富有的1%人口，他们的资产净值却上涨了132%，从17.9万亿美元飙升到41.5万亿美元。由此可见，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虽然使得经济免于通缩，但拉大了贫富差距。
同样地，通胀会迫使人们举债及超前消费包括刺激投资，因为还款时的币值会比借款时低，而债权人不单要考虑货币贬值的可能性，还需要承担信贷风险。所以，超发货币对债权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惩罚。那谁是真正的债权人呢？是银行？还是资本家？都不是。真正的债权人是把资金存放在银行的存款客户。而政府及资本家往往是积极寻求并利用融资和贷款途经的群体。不同的是，资本家需要承担投资风险及还款，而政府只需要增发货币。事实上，自美元本位制确立以后，美元作为货币本身已成为“无锚之锚”，加剧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