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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国与同盟国合力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从此，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急速发展的军事力量以及当时几乎垄断全球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帮助西欧及日本恢复经济。二战后的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占全球五成，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当时美国持有的黄金相当于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和的3/4。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出现了货币混乱和经济冲突的情形，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国际上急切需要一个能稳定信心的货币体系。以美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并在当时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极力坚持下，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确立了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制度，令已经第二次崩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新恢复了稳定，美元霸权的地位因而确立。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及军事实力急速膨胀。1945年，杜鲁门刚上台就宣告“全世界应采用美国制度”。当时的世界力量完全偏向美国，西欧衰颓，而亚洲尚未崛起，唯有苏联是美国扩张的最大障碍。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差异、政治需要、国际地位和利益等因素，美苏之间冷战了40年之久，这正是好莱坞电影惯以苏联或俄罗斯为大反派、一直对其进行妖魔化宣传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元外流，持续贬值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长期推行全球扩张及遏苏制共战略，加上长时间陷入越战，严重消耗了国库资源，经济实力由盛转衰。相反，西德和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逐渐恢复。由于美国逐渐丧失它的全球制造业龙头地位，加上美国要维持与西欧及日本的外交关系，便蓄意维持对欧洲和日本的贸易逆差，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落。
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依赖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加速前进，赤字加快美元外流，令美元的国际流通量持续上升，促使了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当时，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有责任把黄金定价在每盎司35美元，但因为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供应量上升，令国际市场以美元定价的黄金价格突破每盎司35美元，市场纷纷进行套利活动，在美国买入黄金并在国际市场出售，连带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加入抛售美元的行列，向美联储购入黄金并减少美元储备。这种局面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多次出现的美元危机。
直至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停止与外国央行兑换美元和黄金的协议，令美元持续贬值至1973年。这时，史上唯一一次通过国际协商成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已千疮百孔，各主要货币受到投机商冲击而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
与此同时，受到长时间越战的影响，美国本土出现反战潮和南北分裂危机。美国同一时间出现财政困难和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情况，使得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放弃了全球扩张策略，改以缓和压制战略对抗苏联，美国的全球角色从“主导”变为“辅助”，这种局面反映了美国示弱，并企图通过缓和方式与苏联进行谈判。但当时苏联因发展核武器，已能与美国平分秋色。美国在形势比人弱时进行谈判当然难以成功。苏联也正好利用这种缓和换取时间和空间，并在此时离间美欧联盟，同时支持美国本土反战运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后来，美国卡特政府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优先解决美国南北问题，这令苏联有余暇趁机扩张，直至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表明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彻底失败。
美国因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扩张成最大债务国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由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减产及禁运，造成油价上涨；第二次石油危机则是由于1978年年底的伊朗政变导致伊朗当时的580万桶石油输出出现中断，然后就在1980年两伊战争后爆发。在1981年开始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认识到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无效，重新部署军事竞争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军备扩容。1981年至1989年，美国军备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同时，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经济及粮食制裁，利用苏阿战争孤立和消耗苏联。这时期的抗苏战略令美苏关系在里根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内跌至谷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军备再次完胜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才开始缓和。
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东之乱、苏阿战争等都是在美国实力转弱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军事扩张和外贸转型等原因耗费大量国库资源，美国从最大债权国变成最大债务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及贸易赤字令美国的经济备受压力。自1973年各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国际货币市场持续混乱，在内外因素夹击下，美元在1977年年初至1978年10月进一步贬值13%，美元几近崩溃的状况在此时达到巅峰（见图1.4）。
图1.4 美元指数1971年至1979年的走势
昨日美元危机，今天重蹈覆辙
综合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这段历史与当下的政治经济局势来看，有不少影子在重叠。
军备扩充放缓：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南北分裂和经济实力倒退，后来美国放缓军备扩充，军事力量被苏联赶超。美国国防开支在乔治·布什（George Bush）任内达到高峰，但在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掌权后，军备预算从每年7820亿美元减至约6000亿美元，直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才有所回升。
长期外战耗费国力：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战窘局，而在近20年美国则陷于阿富汗战争，这是美国在外国领土发动的历时最长又最具争议性的，且被批评为无建设性的战争。
赤字恶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相对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刷新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情况；2020年及2021年的财政赤字亦达到历史新高，比2019年激增了3倍。
本土分裂：与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相似，当下美国出现的本土分裂或者是本土意识形态分化的情况有增无减。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本土政治分化严重。此外，自2008年美联储救助金融业后，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导致社会出现更深层次的分化。
各国央行去美元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各国央行减持美元、增持黄金的趋势。而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更以倍增速度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美元购买力下降及高通胀问题由此潜伏。中国、俄罗斯、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纷纷增持黄金，减持美债。
美国失去稳定价格能力：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能履行维持国际金价的功能，而在2020年至2022年，国际市场确定了美国无力维持石油价格稳定的事实。
经济实力被追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期的德国及日本经济急速发展。相比之下，近20年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而中国经济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签订了《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 ），迫使日元升值，令日本陷入泡沫经济。而在2000年至2010年，美国多次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e Power Parity，即PPP）迫使人民币升值，但由于人民币没有对外开放，人民币在升至6算后止步；而在差不多时间，美国提倡“本土生产”，引起“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后来发展成形的金融战等对中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让因中美贸易赤字而外流的美元回归美国本土。
战云密布：20世纪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即“两伊”）爆发战争；2022年，“两伊”又有摩擦。
以上八个方面反映，当美国的整体国力下降时，国际势力便会蠢蠢欲动。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与今日对付中俄的政策如出一辙。而在应对通胀方面，有趣的是，2022年拜登政府也依样画葫芦复制了20世纪80年代卡特政府的抗通胀计划（Anti-Inflation Program），推出了《降通胀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
新兴国家崛起，美元更难转危为机
美国最后渡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主要是因为当时拥有全球最大石油探明储量的沙特阿拉伯承诺一律以美元买卖石油，石油取代了黄金成为美元币值的衡量标准，重新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但到了21世纪20年代，出现了更多令美国难以控制的变量，因为除了中国，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急速崛起，美国作为全球“唯一买家”的地位已不复，新兴国家的消费力量足以形成维持经济发展的贸易圈并与欧美抗衡；消费国家的滥发货币情况严重，令法定货币的预期购买力大幅下降，令资源国和产能国的“交易成本”骤增，不得不寻求较低成本、较能反映自定出口货物价值和本币价值的贸易方式；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相较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令债务负担接近临界点，外国央行对美国长远的偿还能力失去信心；美国利用货币武器化，破坏了美元的中立性地位；以通胀换来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富差距恶化，造成社会严重分化，若政府加大扶贫力度会造成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但若对富人、企业增加税收却会增加经济陷入紧缩的风险，使得政策制定出现两难局面；多个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援助美元的政治力量在如今倒戈相向，令美国更难应对即将再次发生的美元霸权危机。
荷兰盾及英镑曾经称霸世界
美国自1776年颁布独立宣言以来，立国仅200多年，而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在此之前，18世纪的荷兰盾是第一个除黄金和白银以外的世界储备货币，19世纪则是英镑的天下（见图1.5）。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顶尖大国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它们都实行资本主义、积极在全球范围扩张军事力量和促进贸易、占据当时全球大部分的经济和贸易份额、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具有世界顶尖的技术和研发能力等。
至于荷兰盾和英镑的没落也有非常近似的征兆，荷兰和英国都在相对国力下降时通过借贷来维持实力和扩张。这种情况似乎也正在美国发生，为了维持美国的竞争力和确保经济不陷入通缩，美债和财政赤字正在不断攀升，美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掩盖已出现的资不抵债的情况。
图1.5 1400年至今各国储备货币称霸历史的年份
货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撇除帝国兴衰和信贷的问题，历史上货币的出现和选择经历了多个阶段，人类一直在寻找交易媒介，货币应运而生。但货币的形态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货币的最基本功能是促进交易，这不仅出现在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也同样存在。在南极生活的企鹅也有货币概念。阿德利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它们在寻找到终身伴侣后，会在岩石上筑巢，但南极的夏天结束后，海水经常会淹没石巢，为此，阿德利企鹅需要搜集石头来巩固自己的家园。阿德利企鹅的生存环境会出现两种稀缺的东西：第一样是“适合筑巢的石头”，所以企鹅们会为了获得石头而“不择手段”，雄性企鹅会去偷其他企鹅的石头，雌性企鹅则会为了获得石头而与其他雄性交配；第二样是“可以生育的雌性”，所以没有成功找到伴侣的雄性企鹅，会用石头来换取与雌性交配的机会。石头是阿德利企鹅的重要财产，是企鹅们希望更多拥有的商品，也成了企鹅们的交易媒介，是企鹅们的“货币”。对单身的雄性企鹅而言，它们拥有的石头是属于它们的财产，对雌性企鹅而言，石头是用来筑巢的商品；交配机会对单身的雄性企鹅而言是商品，对雌性企鹅而言是财产。
货币就是这样，既是交易的媒介，也是商品本身，亦是蕴藏价值的财产。而当一项物件拥有作为交易的条件时，它自然有作为商品和财产的功能。所以，一件商品能被当成货币，必须有一个特性，就是其价值被广泛认同，即要“有市场”，货币之所以能成为货币，第一个要素是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或高度的“市场性”。
货币交替是“互通有无”的进程
近年兴起的虚拟货币是一种新货币成形的例子。虽然每一种虚拟币都宣传其特有的功能，但说穿了却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拿这个虚拟币换什么呢？但当它被广泛地视为一种商品后，它便有了某种价值。其中，比特币（Bitcoin）被认为是虚拟货币中特别的存在，因为它获得了较广泛认同的“持有价值”。著名沽空机构香橼研究（Citron Research）创办人曾这样说：“比特币与其他虚拟货币不同，因为比特币具有认知价值（perceived value），只要人们仍然想买，它就可以一直存在……因为它已是集体意志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即使市场未能确定比特币的价值，它汇兑成其他商品的转换率（汇率/Bitcoin的定价）仍是一个未知领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更指出比特币是“唯一称得上有价值的资产”。
除了市场性外，社会对货币的选择也会基于它的效率。任何货币都会有它所消耗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愈低，效率愈高。货币的出现，其本身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在以物易物的世界，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相匹配的买家或卖家，交易双方就需要花很高成本寻找对方，商品也较容易出现耗损，所以交易成本非常高，甚至难以实现交易的根本目的——“互通有无”。
定价之锚角色趋向转变
不过，利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也会衍生成本。能够利用媒介（货币）促成交易，是因为双方有一种被共同接受（达成共识）、有市场性（广泛认受性）的物品作为交易媒介。但这个交易媒介若并非交易者的理想物，便会衍生出新的交易成本，例如汇兑成本。随着时代变迁，货币的材质及形式不断地得到优化，变得更耐用、更轻便、更易于携带和确认价值，交易成本得以持续降低。而愈有效率的货币，它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会愈低。只要有更有效、更有认受性的交易媒介出现，旧的媒介便会被取代。因此，货币的交替进程，一直是一个持续降低交易成本以达到互通有无的渐进过程。所以，某一种货币的出现，只是顺应了当时的市场需求，在当时当地被广泛地认为是衍生较低交易成本的媒介的存在。
按这个货币的基本原理，当某一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也是因为它的认受性较高，而且它所衍生的交易成本被广泛地认为是较低的。曾经，市场选择了黄金、白银作为贸易的主要媒介，并以之厘定其他商品的价格；后来，市场选择了荷兰盾及英镑；而在20世纪，世界选择了美元担当定价之锚的角色。未来也可能会有其他货币顶替美元成为商品的定价之锚，这种情况将因为两种原因而出现：美元的相对认受性下降、美元的边际交易成本显著上升。结果是，市场将会出现美元的替代品（substitute）或补充品（complement）。